王辉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少儿青春时代如果要选一份最大的精神食粮，莫过于电影了。那个时候，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如果一个月不看一部电影，就似乎感觉在自己的生活里缺了点什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文化生活异常匮乏。我6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村里驻有守岛部队一个营，营部的操场上经常放映电影，于是，到操场上去看电影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文化享受和娱乐活动。

　　每每有电影放映，村民们从中午开始就口口相传，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晚上天还没黑，村里的男女老少早就搬个小板凳、小竹椅向部队操场上聚集，晚来的干脆站着观看电影。我们小孩子往往挤在最前面，随便捡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的石头，一屁股坐在上面就美美地看起电影来。

　　那个时候的电影除了样板戏，最多的是战争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们还是看得劲头十足，不但记住了故事情节，连里面的有些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平时小伙伴一起玩闹的时候，还会模仿电影中的一些经典台词，如“高，实在是高”“看在兄弟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等，经常用来相互开玩笑，增加了不少乐趣。

　　后来，我到嵊泗中学念中学，我家住在大街边，县城唯一的电影院——东海剧院近在咫尺，相距只有几十米。那会儿，东海剧院是岛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晚上放映电影之前，小小的影院售票室早已挤满了购票的人群。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是一角钱，但对于还在上学的我们来说，上东海剧院看电影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非是非常好看的电影，才会偶尔掏钱买票进一次影院。

　　要过一把电影瘾，还是要依赖免费露天电影。于是在中学时期，我隔三岔五就会和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到马关守备师部队大操场去看电影。从菜园学校所在地到马关师部，要翻过高高的长弄堂山岗，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待我们赶到时，操场上早已挤满了看电影的部队官兵和群众，我们只能站在最后面看，甚至要站在长凳子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虽然看得很辛苦，但我们还是兴趣盎然，看得津津有味。

　　电影散场后，深夜里步行回菜园，只见长弄堂里浩浩荡荡走的都是看完电影回家的人。我们仍沉浸在电影故事里，一路走，一路热烈地议论着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分析电影人物的命运，几公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累。快到家了，我们还聊得意犹未尽。

　　记忆里，外国电影并不多，以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为主。看得较多的是朝鲜电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东海剧院放映的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放映那几天，简直可以说是万人空巷，有的人多次进剧院一连看了好几遍。影片中的同名主题歌也颇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

　　粉碎“四人帮”后，一批批电影逐渐解禁，《早春二月》《五朵金花》《阿诗玛》《一江春水向东流》《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老影片开始在海岛重映，让我们大饱眼福。记得1977年初春，《洪湖赤卫队》在马关守备师操场放映时，春寒料峭，但也没能挡住人们的观影热情，整个操场上人山人海。印象中外国电影较受欢迎的是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桥》中的插曲《啊，朋友再见》也曾风靡一时。

　　1978年，我考入了杭州大学。读大学期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电影作品更是琳琅满目。《小花》《牧马人》《庐山恋》等优秀国产电影，以及《追捕》《佐罗》《虎口脱险》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译制片上映后，成为我的挚爱。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离学校不远的黄龙洞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那时候我不用直接到电影院买票，班级里会有人统计需要购票的人数，统一由班级文艺委员前去购买电影票。第一学年统计下来，我竟然在全班看电影数的前五人之列。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如今城乡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我已很少看电影了，一年里也难得进一次电影院。当然，现在即使置身于装潢精致、座椅舒适的现代化影院看电影，我再也没有年少时看电影那种独特的感觉、那个独有的味道了。毕竟，时代在变化，我们的生活和爱好也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