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姚舜妤

　　当生命的余量可以被预估，一些人会选择住进医院的安宁疗护病区。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同时承担着安宁疗护服务，被纳入安宁疗护管理的患者，预期寿命在6个月以内。这里的病人，大多已步入老年，其中也有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对将要迎来人生终点的现实有清晰的认知，有的则仍未放下对生的欲念。

　　人之一生，除却生死无大事。面对生死这一人生大命题，不管是病人、家属还是医护，在安宁疗护病区的每一个人都是学生。

　　近日，记者走进二院的老年康复科安宁疗护病区，和那里的医生、护士聊了聊在病区里的见闻，通过他们的双眼看谢幕前的人生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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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

　　每一个心愿都在这里得到重视

　　当一名患者被纳入安宁疗护管理，治愈就不再是治疗的目标。尽管也有不少病人在这里经过积极的医疗管理延长了生存期，但多数患者对于自己即将迎来人生终点这件事，有着清晰的认知，未知的只是那个确切的时间点。

　　在将离未离的日子里，愿望成了弥足珍贵的东西。在科室工作多年，主任医师王追琴和护士长顾许儿听过了太多愿望，每个愿望她们都尽力为病人达成。

　　“进入安宁疗护阶段，我们的治疗理念就不一样了，尽力达成病人的心愿，让病人舒服地、平静地、了无牵挂地离去，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也是安宁疗护的意义。”王追琴记得，曾有一位老人最后的愿望是回家一趟，看看新搬的拆迁房。“一开始我和他说，你这种状态不能出医院的，但他很执着，觉得要是不去看看，死后都找不到能回去的地方。”后来，医务人员给老人租了辆车，老人对自家新房在几幢几零几记得很牢，在大家的陪伴下，老人看了一眼房子，说心安了。

　　一位鼻咽癌患者，经过放疗后无法进食，但患者本人迫切地想要进食，患者的老伴也希望妻子能真正地吃点东西。面对患者和其家属的强烈愿望，医务人员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也是适当地放开了对病人的约束，还尝试了一些辅助手段。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比起维持生命，病人更想要完成心愿。虽然她吃过东西以后，晚上吐出来的食物还是完全没有消化的样子，但心里多少会满足一些。”顾许儿说。

　　还有一位老党员，在舟山解放的那年光荣入党，他的心愿是去党旗下再宣誓一次，最后时刻想在国歌声中与世界告别。对于这些愿望，医务人员们也都一一配合。“你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骄傲的一件事、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们期望病人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些许描述，好让我们能尽绵薄之力达成他们未尽的心愿，或是让他们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王追琴说，哪怕病人表示自己一生中没有很大的成就，他们也会尽量去挖掘一些小小的幸福，比如成功将儿女养大、孩子们事业有成等，这些记忆在最后都是对病人心灵的慰藉。

　　2

　　追问

　　病人逝后，医务人员还未放下

　　令人想不到的是，很多时候，面对终将到来的离别，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不比患者本人和患者家属来得小。特别是对相处已久的病人，某天进病房看到蓦然空出的床铺，总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应，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缓过来。

　　但医护们没有太多时间悲伤，在这里，离别太过常见，情绪总是被搁置在心底，或是以别的表达方式抒发。

　　面对患者的离去，王追琴总是下意识反思，有时陷入反复的追问。“前段时间有位老太太走了，走的那天我不在。后来我就一直问当时的医生，老人有没有说什么话，有没有提什么没做的事。每有患者离去，我都会反思，我们的服务有没有做到位，他的愿望是不是都达成了，我们有没有让他在最后的时刻舒服一些……”斯人已逝，生者的执念还很难放下。

　　顾许儿说，在安宁疗护病区，面对疾病终末期的病人，医护人员有时会经历严重的内耗。“看得再清楚、心态再坦然的病人，面对死亡还是恐惧的。终末期的病人身体会有各种不舒服，而我们是直面他们痛苦的人。还有一些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是治不好的’这个答案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那么坏消息的告知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长期较大的心理压力让医疗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科室成员平时也会聚聚餐，搞些活动，大家彼此倾诉一下，释放一些压力。如果压力过大无法自我调节，就去找心理医师聊聊。”顾许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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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扯

　　关怀的末尾是对生者的关怀

　　对医护人员来说，情感冲击不仅来自患者本人，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患者家属。风雨伸手能遮，永别要如何挨过？安宁疗护到最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家属的疗护，临终关怀的末尾，是对生者的关怀。

　　“对病患家属的哀伤辅导是安宁疗护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人走之后无知无觉，但我们得让活着的人走出来。”而随着国内安宁疗护理念不断健全，医护们对患者家属的疏导方式也有了转变。

　　中国人总是情绪内敛，王追琴说，以往安抚病人，总会说些类似“要坚强”的话，但现在想来，面对至亲的离世，人的脆弱应该被接纳，悲伤也应该得到表达。

　　“去年有一位很年轻的癌症病人，不到40岁，女儿还在上小学。孩子虽然看上去乐呵呵的，但你说她心里就真的没感觉吗？其实也是很难过的。当时孩子的家人觉得，不用让孩子来医院，还是以学业为重，但后来我们问她，你想怎样和妈妈相处，她说她最想的就是来医院陪伴妈妈。”王追琴也嘱咐孩子的其他家长，孩子想哭就让她哭出来，想陪妈妈就让她陪，不要留下遗憾。

　　而面临既定的离别，决定要不要继续医治，对家属来说也是一件煎熬的事。家属与病人、家属与家属在抉择上产生分歧，由此产生纠结、挣扎与反复拉扯也会带来情感上的伤害。

　　“以前有个老太太，主动住进安宁疗护病房，想尽量减少痛苦，安详地走。但后来可能因为家庭经济方面的问题，面临出不出院的选择。长子和长女希望接老人回家，但小女儿觉得老人状态还很好，坚持要让老人继续住院，并且表示愿意自己一个人承担费用，但最后老人还是出院了。”

　　出院当天，王追琴特意找到那位小女儿，不希望她因此和兄弟姐妹产生怨怼之情，“我和她说，哥哥姐姐让老太太出院未必是因为钱的问题，老人能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离世，也未尝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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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观

　　死亡只是状态的改变

　　见多了生死离别，病区医护人员的生死观也受到了影响。顾许儿觉得，每位病人都是自己的老师，每一场离别对她来说都是一堂以“生死”为题的课，“入行时，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当年学校的教学也不涉及这些。”

　　顾许儿记得，她第一次直面病人的死亡是在二十多年前，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因为窒息意外离世，家属希望医院能将孩子送回家，“第一反应是很懵，慌乱无措，那种情感冲击是很强烈的。但后来我送孩子回家的路上，也慢慢感到一种安定，有医务人员将孩子送回家，对她父母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慰藉。”

　　顾许儿说，现在她将死亡看作人生的必然阶段，是天地自然循环往复的一部分，“病人们带给我的是积极的影响，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生活，也会告诉身边的亲友，积极面对生活。”

　　护理部主任戎燕则越来越觉得，死亡只是一种状态的改变，对家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全然的失去，“有亲人离去了，我总觉得他还在那里，我们没有遗忘，他就依旧存在。在哀伤辅导中，如果患者家属能接受这样的观念，或许也能更好地走出来。”

　　王追琴想活得更有质量，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想做的事，但不强求。“如果我要走，我想把事情都处理好，并且在最后的时光里我不想要痛苦，如果治不了了，就不去‘吃小苦’了。我现在觉得人只要平安健康就可以，钱多钱少无所谓。作为医生，我想在能力范围内帮到别人，希望能做到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