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庭

　　明清三次徙民

　　清代的移民潮源自明清两代的三次徙民。

　　首次徙民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征南将军汤和经略海上，途经舟山境域时，麾下二名军官被兰秀山人杀害。汤和以为边海不宁，危及京都（南京），奏请朝廷徙民废县、实行海禁，徙昌国46岛居民34万余人到浙东、浙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县。紫微人王国祚面奏明太祖，请求免徙，准留舟山岛居民547户、8805人。过不久，海禁渐弛，所徙岛民陆续潜回。

　　清顺治六年（1649）十月，南明鲁王朱以海退守舟山，此时城内人口增至2万余。顺治八年九月，清军攻占昌国城，军民死1.8万余人，清军迁调四乡居民1150户入城居住。顺治十三年（1656）年底，清将伊尔德以“舟山不可守”为由，再次徙岛民入内地。

　　顺治十五年（1658），明将郑成功率水师20万人进驻舟山，被徙的岛民以为复明有望，又纷纷潜回。不料一年不到，郑成功撤军回厦门，舟山又被清军占领，再次下令徙民。

　　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下令驱徙岛民1118户、5220人，经过这三次徙民，舟山成了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岛。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朝廷颁《展海令》，康熙二十七年（1688）置定海县，原定海县改称镇海县。舟山各岛陆续展复，官方开始召民回垦，老舟山人回来重建家园。经过20多年颠沛流离，能回来的舟山人已不多了。有钱的大户人家投亲靠友，在内地定居下来；有手艺或有一定专长的人，在内地找到了职业，便留了下来。极大多数人无依无靠无法谋生，鳏寡孤独、老人小孩，经不住寒来暑往的煎熬，在贫病交迫中死于他乡。据康熙五十二年（1713）统计，回来的舟山人仅有7253人，其中舟山岛5220人，金塘岛1283人，安期乡（含岱山、长涂、秀山等）66人。

　　新设的定海县人口不足万人，召民回垦当时成了头等大事。

　　破解难题

　　召民回垦，谈何容易，有人想上岛来，一看岛上荒芜不堪，便知难而退。定海县首任知县叫李侗，他看到舟山岛上荒凉景象便生退意，他跟舟山总兵黄大来又合不来，多有抵牾，上任不到一年便打了退堂鼓，告老还乡去了。

　　接替他的是进士出身的周圣化。这位周知县很负责任，也很能干，他很快把县署、县学、仓厫等重要设施恢复起来，朝廷拨款给定海县建城墙，他担任承造官，日夜操劳筹划修筑城墙事宜。他还想修编一本康熙《定海县志》留传后世。

　　这样一位勤劳能干的知县，在召民回垦这件事上却一筹莫展，也感到为难。他在《定海县志》的序言中诉苦说：“圣化为之多方招来，委曲区处，荆棘灌丛之乡，狸貉纵横之窟，历崎岖，冒风露，而身先焉……每饯日戴星，仓猝诸郡，出没风涛，讬命蛟鲸，呜呼！圣化于此，不独无居官之乐也，盖备尝人生未有之苦焉。”康熙三十三年（1694），周圣化升任陕西秦州知州，离开定海。次年，江阴人缪燧来定海任知县，召民回垦这一难题开始有了转机。

　　缪燧贡生出身，没有“官架子”，很亲民，他到定海时，海岛的荒芜景象尚未改观，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其兵燹之后，废弃又数十年，故里丘墟，田庐茂草，极目祇崇山剑立，大海狂涛而已。”缪燧礼贤下士，跟许多热心于重兴舟山的士人，如紫微的黄灏、舵岙的史节文、城北的孙黉业、芦花的吴沄等人打成一片。为了改变舟山面貌，他不耻下问，听取大家意见。黄灏等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徙民以来，塘碶久废，河与海相通，朝潮夕汐，靡日不浸，田畴禾黍不登，民无所赖”。岛上土地因河海相通，盐碱化严重，种不了五谷杂粮，人们上岛来无以为生，所以不愿移民过来。

　　大家的意见让缪燧明白，筑塘修碶，捍卤蓄淡，是破解召民回垦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于是他亲自带头，号召群众，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修塘筑碶的高潮。他身体力行，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被群众誉为“筑塘老爷”，把他小沙筑的一条塘称为“缪公塘”。缪燧任定海知县22年，修筑海塘23条，长13173丈，垦田万余亩。在他带动下，舟山各岛都修塘筑碶，到宣统二年（1910），定海境内共建塘堤135条，总长36500丈，将大片盐碱化土地改造成良田沃壤。舟山岛有地可耕，有山可樵，有海可渔，成为谋生的好去处。于是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移民纷至沓来，舟山成了移民的热地。

　　如上所述，康熙五十二年时，舟山人口7253人，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据1994年编的《定海县志》载，舟山人口达344890人，增长47倍。据1987年统计，定海县（包括普陀、岱山）全县居民有姓氏352个，其中59个是世居舟山的老舟山人，人口有104002人，占总人口的32.92%；还有293个姓，232331人是移民，占总人口的67%，一些边缘小岛，移民的比例还要高一些。移民主要来自宁波地区的镇海、鄞县、慈溪、奉化、象山、余姚，以及省内其他地区和福建等省。移民人数超过舟山原住民两倍还多，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

　　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

　　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舟山原有的社会结构，为舟山的渔业、工商业、服务业提供了一支庞大的生力军、有力地推动舟山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在这里交织、碰撞、磨合，促使舟山文化的多元化，丰富了舟山的海洋文化。随宁波人带来宅山神信仰，随福建人带来妈祖信仰，逐渐被舟山人接受，定海城东建起了宅山庙，道头建起了天后宫。“八月十六过中秋”原是宁波人的习俗，也被舟山人所接受。

　　给舟山民间习俗带来较大影响的是移民中一批曾经称为“堕民”的人。堕民原是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所谓贱民。只能从事打铁、理发、杀猪、抬轿子吹喇叭等各种“贱业”，虽然光绪年间，这项规定已经废除，但堕民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职业一时难以改变。解放前，民间办红白喜事，堕民是少不来的。办喜事，要请堕民来吹吹打打，制造欢庆气氛，结婚成亲，要请堕民家妇女（俗称“堕民嫂”“送娘”）来为新娘子梳妆打扮，陪新娘子举行婚礼；办丧事，要请堕民来抬棺哭丧，举办各种婚丧喜事都离不开堕民。这种情况在解放前十分盛行，解放后移风易俗，方才绝迹，堕民大多转营其他职业。

　　堕民都是吹拉弹唱的好手，其中有不少能人。舟山的木偶戏原有两种，除布袋木偶之外，还有一种杖头木偶（俗称“下弄上”），即为民国《定海县志》“风俗”中说的“围幕作场，大敲锣鼓，由人在下挑拨机关，则傀儡自舞动矣，其唱白亦皆在下之人为之”。可惜的是“下弄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堕民的消失，没有传承下来。

　　开创舟山渔业新局面

　　1989年出版的《舟山渔志》说，早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舟山渔业还处于近洋生产阶段。随着移民到来，象山东门的大捕渔民、鄞县东钱湖地区的大对渔民跟着到舟山渔场生产，舟山渔民学习大捕、大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舟山渔业由近洋生产逐步向远洋作业发展，开创了舟山渔业的新局面。据1935年10月《浙江建设月刊》《舟山群岛的渔业》载：“1934年，全县出海的大对船有500对、大捕船有240艘，网捕乌贼船420艘、流网船460艘。”抗战前，全县渔业年产量在6万吨左右。

　　舟山的一些小渔村大多是移民催生出来的，道光年间，除大捕、大对渔民，还有很多鄞县、奉化、象山和福建的渔民到舟山渔场生产。福建的小钓船在中街山列岛钓墨鱼，瑞安、鄞县的渔民到中街山拖捕墨鱼，为了便于生产，他们逐步在青浜、庙子湖、黄兴、东福山岛上定居下来，形成渔村。蚂蚁岛开始只有一户姓陆的居民从事张网生产，随着移民到来，居民增加到30多户，成为小渔村。虾峙的栅棚原先只有姓顾和姓王的2户居民在海边张“高桩”，后来发展到300多户，小对船、小流网作业也相继出现，渔村更加兴旺起来。

　　沈家门原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北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沈家门“四山环拥，对开两门……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光绪年间，沿北岸垒石筑塘。才有来自定海、鄞县和福建的渔船到此停靠。随着渔民到来，岸上才有集市。到上世纪30年代，沈家门渐成闹市。

　　清末民初的经商潮

　　五方杂处的多元文化在舟山岛上碰撞交融，极大地丰富了舟山的海洋文化，给舟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宁波帮”传统的商业文化影响下，舟山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面向海洋，敢闯四方”改革求变的创新精神，冲破了重农抑商的大潮。民国《定海县志》说：“地狭人稠，生活维艰，而冒险之性又岛民所特具，饥驱寒袭，迫而至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迩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

　　民国十七年（1928）统计，舟山外出谋生的有14825人。经多年拼搏，涌现出一大批事业有成的定海商人，有的甚至声名显赫，如朱葆三、刘鸿生、董浩云、安子介、王启宇、周祥生等。

　　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是舟山最为繁荣和兴旺的时期。定海城里以状元桥为中心，周围有东、南、西、北、中5条大街，为闹市区。5条大街商铺林立，百业兴旺。同时，外埠来定海通商、通航的船只增多，促使道头一带商业区的形成，该区以保定路、泰山路、福定路为主脉，北延至半路亭，南迄泥城外沿海码头，西自拷淘弄，东到石灰道头，沿途商铺密集，繁华程度不亚于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