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均为中共定海特派员机关皋泄舒家旧址所在地

　　□舒苗根/口述 记者 吴建波 整理/摄

　　去年，因家乡白泉建设铁路，我的父亲舒锦瑞的坟墓需要拆迁，看到父亲就要告别长眠的土地，我思绪万千，不禁想起了珍藏在家中的两份文件。

　　其中的一份是1986年6月2日由当时定海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撤销舒锦瑞恶霸地主成份》的决定，里面写道：舒锦瑞在土改时家中无土地，日伪时任日伪皋泄乡乡长，是因我地下党工作需要委派，为此土改时划为恶霸地主成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而另外一份，是1986年6月17日的中共定海县委组织部为我家经济补助问题的发文：经审议认为，舒锦瑞同志于1941年至1943年间为我地下党做了有益工作……

　　文件的背后，是我父亲一些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

　　营救交通员

　　父亲舒锦瑞是定海白泉皋泄和平村人，农民出身，读过四年私塾，从小充满智慧、理念先进，广交精英朋友，在定海东区一带颇有声望，1940年就接触了中共地下党，从而就信仰追随我党。

　　那时，定海东区地下党组织想收编各派系游击队和武装人员，扩大抗日力量和队伍，父亲利用自己与各派系的关系，策划了一些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有不少人拜他为大哥或义父。父亲在抗日游击队员中有一呼百应的威望，在定海东区废除苛捐杂税、征粮筹粮等工作中，提出了不少好建议，多次受到当时的中共定海县工委委员陈子方的赞赏。

　　父亲在协助抗日的过程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1942年初，浙东纵队司令部委派两位地下党交通员来定海东区联系接头重要任务，消息被日寇和汉奸知道。敌人在定海的码头、旅馆、饭店到处搜查，因这两位地下党交通员口音不像舟山本地人，当场被日寇抓捕并关押在白泉。

　　陈子方接到上级指令，要尽快营救这两名交通员，唯有让舒锦瑞去救还有一丝希望。

　　陈子方立马来到我家，说明了营救任务，父亲明白这事无人代替，只能挺身而出拼死一搏，他拿出银洋三百元，利用日伪关系内外串供，说那两人是自家亲戚，是从上海来定海探亲收皮货的，因为从小出门在上海，所以口音不像本地人。

　　但是日寇疑心未消，要我家七条人命担保，父亲脸不变色签约画押，终于救出两名交通员，解除了定海东区地下党的危机。

　　这是舒锦瑞在抗日史上的光辉一笔，陈子方一直记在心上。

　　掩护特派员

　　父亲与陈子方早有深交，但相互承诺密不可说。当时，中共特派员徐朗在临城许家庙教书，环境不太安全，而父亲为舒家村造的学校刚好建成，陈子方来找父亲说：“我想在老兄家设立特派员机关，安置潜伏特派员在舒家新学校教书，你看行不行？”就这样，就在1943年初，父亲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把这两件事安排好，又第一时间给徐朗化名汪嘉景，从日寇地方做出良民身份证。

　　徐朗到舒家村头三个月，吃在父亲家，住在舒家村学校里。在父亲家后房间开会联络等活动时，父亲派可靠的人站岗放哨搞掩护，遇有特殊情况，还要去皋泄叶尚开家联络站通报情况，这个危险的工作，父亲从无怨言，而且非常负责。

　　1944年10月，中共地下党怕日寇怀疑，撤离了舒家特派员机关。离开那天的晚上，徐朗与父亲难舍难分，握手分别时说了一句话：多保重，一生难忘。

　　抗日期间陈子方几次让父亲入党，而父亲怕汉奸告发，就放弃了入党的机会。遗憾的是，父亲在1953年就病故了。

　　30多年后的1985年9月3日，徐朗在县地领导陪同下，带着省里的老干部来看原特派员机关工作地和舒家小学教书工作地，那是我家最辉煌的一天。

　　1985年8月25日和26日，我去杭州拜访陈子方和徐朗，他们还清楚记得我父亲，说：“你父亲舒锦瑞是我们地下党组织工作需要委派当乡长的，为党做了不少冒险工作，我们不会忘记的，而且记得像昨天一样清楚。”

　　1986年定海县公安局、中共定海县委组织部的发文也说明，舒锦瑞是共产党挑选支持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是地下党组织领导开展工作的，从1941年到1943年间为我地下党做了有益工作。

　　组织运粮草

　　我党在定海东区设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期间，多次组织各乡征粮收税，除保障东区游击队政工人员生活外，还要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白泉一带征粮筹粮由舒锦瑞负责，这里离日寇近，征粮筹粮运粮风险特别大。

　　每次征筹粮食都要做大量工作，根据地理情况征筹拢来稻谷，父亲组织乡民用竹箩装谷面盖灰作掩护，每次在晚上8点后由乡民肩挑稻谷过皋泄弄堂岭到北蝉钓门、黄沙等码头，再把稻谷装上渔船，上面盖鱼货做掩护。党组织挑选的船老大和游击政工人员押船，驶往镇海峙头上宅乡，或者直达三北古窑浦与新四军交接，直到船只、人员返回定海，父亲才放心。

　　那时期，无田乡民出力，有田乡民捐粮借物，父亲每次都亲临一线调度指挥。最后一次是1943年10月5日，陈子方等人率领200多名指战员和25000公斤粮食，分5艘渔船离开了定海去三北。这天晚上，父亲看着陈子方等人远离而去难舍难分，他回家痛哭一顿。

　　杀敌解危机

　　长辈们还跟我讲过抗日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定海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在1943年10月撤走后，党组织转入地下继续领导抗日，就在这时，父亲被汉奸怀疑是共产党员，危云起伏之际，他决定推掉乡长一职。

　　有一天，9位抗日游击队队员在父亲家吃中饭，突然，放哨员舒名章来报，从白泉后岭过来3个带有手枪的日寇，叫游击队员们赶快隐蔽。队员们一听日寇只有3个，认为我方人多地形熟，这是杀日寇好机会。

　　他们立即行动，在有利路口伏击，不一会3个日寇果真来了，队员们当场把一个击毙在堂蜂弄洋门下，然后兵分二路猛追，把剩下的两个都消灭了。

　　日寇该杀，但舒家大祸危机也来了，日寇决定要火烧舒家村房屋，抓捕父亲。在这个危机时刻，父亲敢冒生死，用尽智慧挖掘各方关系，化解了大难危机，应该说这也是父亲的功劳吧。如果他当时一逃了之，舒家村就烧成了一片废墟了。

　　舒家村打死三个日寇的事，以前全村人皆知，现在随着知情人逐年过世，就慢慢要失传了。

　　时光飞快，转眼父亲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了，如今他的后代生活幸福，家乡白泉变化巨大，过几年就要通上铁路，假如他在天有灵，一定也会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