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37岁的项惠斌放下打拼近20年的事业和安稳优渥的城市生活，带着两个孩子，从深圳回到老家福建培田村。重蹈父辈的轨迹，传承做老中医的祖父的手艺，种稻、酿酒、晒药，两个孩子在乡村“野蛮生长”。

　　他要面对的是棘手的现实，村里的学校因为没有学生要关门，小女儿上学该怎么办？如何让新村民来这里找到营生，延续这个村庄的生命？项惠斌身上凝缩着快速更迭的时代与安顿自我的冲突，以及一个古老村落的后人的责任与反思。以下是项惠斌的自述。

　　37岁，换个人生的方向

　　我在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工作，待了快20年，做服装设计，后来做商业摄影师。组建家庭、生孩子、创业，一路到中年，很深切地体会到被架空的感觉。父母亲年纪也大了，我妈妈一直在深圳帮我带小孩，从我大儿子出生到十岁，我爸爸都是一个人在老家。

　　两件事交织在一起，我能清晰地看见接下去的十年，我的日子会是什么样，迫不及待想换一个方向。那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的记忆。回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6年前，我回到老家培田村。

　　培田村在福建连城县，是一个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建村以来有800多年的历史，出了很多进士，目前保留的基本是明清时期的建筑。

　　回来之前，我已经和孩子的妈妈分开。回家第四年，我把两个孩子从深圳接到村里。儿子14岁，在镇上读初一。女儿10岁，在村里的小学读四年级。刚回来时，不敢住进熟人特别多的村里。恰好在山脚下遇到这屋子。

　　屋子占地四亩，是客家平民民居中常见的“四点金”格局，有个供奉祖先的中堂，以及两边对称的天井——四水归堂，雨落下来又流到房前屋后的菜地，隔壁还有闲置的猪圈。

　　这里之前是屋主的祖屋，因为大家都搬到城里面去了，就空置了十几年。草堂改造花了六十几万，租金一年大几千块钱，屋主象征性地收一点。最大的改造是把夯土墙还原出来。我花了很大力气把原有的石灰全部铲掉，让原本的泥土质感全部露出来。地面也是重新铺的，用就地取材的三合土——石灰、红糖、沙子和山上的红土混合起来。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种竹子，墙壁的隔断，就用竹子竹篾编织成骨架，上面加泥土、稻草、石灰，再进行粉刷。制药剩下的药材，我就做成药泥，干了以后变成一张桌板，坚实、环保。

　　掌握全套农耕技艺的最后一代

　　我爷爷是老中医，对酒曲也有研究。我爸爸有一套酿酒功夫，村里人都说他做的酒好喝。小时候的记忆是很忙碌的，我们在院子里帮爷爷碾药材、做酒曲、蒸糯米。

　　回来容易，但回来之后如何待下来？我就想到爷爷和爸爸做的酒。找县志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稻米品种叫“赤米山禾”，我就想种这种老种。乡亲们说，这品种没人种了，产量特别低，抗病虫害能力也不强。但用它来酿酒，风味尤为好。我跑了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搜寻到那个种子，还找到其他快断掉的老种。

　　我在山上找到一块有水源的梯田，用老的方法种地。

　　我雇了一些村民一起来种地，整片田有8公顷，暂时只复垦了2.3公顷，收成肯定比常规的耕种方法少很多，目前还在坚持，也在借鉴可持续农业的方法。

　　客家地区还讲究食养，从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采草药回来，炖在汤里，拿来做菜，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这里属于武夷山脉，植物多样性丰富。懂药材的人到山上走一趟，会发现遍地是药材。但是近几年，因为外面收购药材的风潮，灭绝性采挖之后，现在已经不太找得到。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这块林子租下来。227公顷，租期40年，主要做药材保育。现在中药方子里常用的大药材，我们保育了十种。

　　今天的培田村，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是父辈们。这个800年的村落，我的父辈可以说是能掌握全套农耕社会技艺的最后一代人。很快地，他们这一代人也会过去，这个村落，到底还剩多少年？

　　所谓延续，我们不可能回到800年前那样的状态，需要用新方式去转化。所以除了酒和药，我尝试为村子做一些公共性的事情。

　　刚好古村村口的粮仓废弃了，我租下来，设计改造成培田美术馆。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值得拥有一座美术馆，用这种形式保存和讲述一部分它的历史。

　　因为美术馆，很多人知道我在培田做的事，就想搬到村里来，自然而然，我们形成了一个新村民的生态社区，最多时有13位新村民。我的师弟在村里做柴烧，一个朋友在山上制香，还有一个做自然教育的组织入驻。这个社区有流动性，有些人不适应或者没找到营生就离开了。

　　给孩子更全息的生长环境

　　父亲这个角色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人带两个小孩，还要管顾自己的工作，是不小的挑战。

　　我们三个人平时住在村里，早上我给他们做早餐，哥哥和妹妹自己会去上学，我就到美术馆工作。周末和寒暑假，我就把他们带到山脚的草堂，他们要是对某个农活感兴趣，就会主动来帮手。

　　原本他们两个在深圳读书，回来以后，我有些忐忑，因为落差确实太大了。妹妹回来会讲，这个学校为什么都没有英语课、美术课和音乐课？

　　很早以前村里有四个书院，加上大小私塾学堂有十几所，现在孩子都被送到城里去上学，村子里延续了几百年的学校，眼看就没有学生了。

　　我女儿在村里的小学只有两个年级，总共12个学生，到下一学期，有可能学校就倒闭了，她会面临没有办法在村里上学的问题。现在考虑的是两条路，一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但距离有点远，妹妹没办法独自上学。还有一个是新村民组建学校，互助式教育，但新村民的孩子没有那么多，靠家长来做老师目前不太现实。

　　虽然上学问题比较棘手，但我不后悔把孩子带回家。课堂上学的东西少了，好处比不好的要多一些。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到作业以外的东西。

　　我的理念是读书不一定要很好，但希望他们能逐渐清楚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哥哥小时候就喜欢烹饪，在村里，我和另一个伙伴开了一家咖啡屋，最初的咖啡师就是哥哥。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喜欢做甜品，以后想去做甜品师，他已经有清晰的规划。

　　以前妹妹放学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看电视玩iPad，最多和哥哥玩一玩。现在她动不动就跑出去，昨天放学后还跟伙伴在古戏台表演节目，很自由地在村里找朋友，去山上摘野果，去地里挖番薯，偶尔有社区伙伴在，她能接触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叔叔阿姨。在山野中，在村落里，有养分滋养他们的视野和感受力。

　　回望自己回来的这6年，在城市的二十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跳出去又返回来，代际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在越来越清晰。

　　（来源：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