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熙悦

　　继《风尘里》《江南役》后，“锦衣英雄三部曲”之《昆仑海》面世，海飞的“古谍”世界又添城池。《昆仑海》的故事依旧发生在万历年间这一风雨飘摇又风云突变的年代背景，为作品增添了几分神秘底色。温和、机敏、风趣，海飞娓娓道来，破墨处笔调轻柔，焦墨处老辣沧桑，积墨处层层浸染淋漓尽致，宛如一幅意蕴深远的卷轴画徐徐展开。

　　历史的视觉审美与锦衣卫“奇观”　　

　　万历年间，倭寇势力暗中勾结，蠢蠢欲动，伺机突破大明海防。锦衣卫小北斗门头领昆仑奉命前往台州探取倭寇敌情，并暗中押送死刑犯骆问里，不料到达台州后，发现朝廷设置的秘密情报枢纽已葬于一场蹊跷的大火。昆仑和搭档“玉竹”杨一针拨开层层迷雾，找寻暗藏的倭人势力，暗潮涌动的紫阳街、杀机四伏的桃渚营、四面楚歌的琉球、世外桃源般的东矶岛……昆仑胸怀为朝廷效力的忠心，坚守加入“北斗”锦衣卫的初心，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深入虎穴，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九死一生，最终一举瓦解苏我入鹿和灯盏等倭寇的入侵计划。

　　《昆仑海》情节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其中不乏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能反转和让人拍案叫绝的缜密推理，读完酣畅淋漓，意犹未尽。故事采用双线并行，明线为锦衣卫昆仑一路南下，抽丝剥茧般寻找并消灭倭寇势力；暗线夹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网格中，昆仑与丁山，丁山与陈五六，以及苏我家族，围绕家国情、爱情、亲情，演绎精彩纷呈的国仇家恨生死悲欢。明暗两线参差融汇，历史叙事大开大合，人物塑造绵密细致，海飞以挥洒自如的浓墨淡彩，为我们带来惊心动魄的“古谍”美学奇观。小说采用非虚构与虚构相融合的历史叙事方式，以万历朝鲜战争、崇祯皇帝、戚继光、丰田秀吉、德川家康、锦衣卫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叙事基础，通过缜密的架构和有效的虚构把历史碎片组装成有意义的叙事整体。小说有着强烈的海飞气质，充满丰富的视觉美感和张弛有度的节奏感，强化了谍战文学审美的历史深度、伦理深度和人性深度。

　　历史上的锦衣卫总给人神出鬼没、阴狠毒辣、杀人不眨眼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锦衣卫也以反派角色居多。而《昆仑海》中的“北斗”集团锦衣卫首领昆仑，与《江南役》中的田小七一样，坚守正义、心存善念、敬畏生命，且不乏侠骨柔情。昆仑是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锦衣卫头目，同时也是朝廷逃犯、大明叛徒骆问里的亲生儿子，小说围绕这一双重身份，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勾画斑驳的人性图卷，重塑了锦衣卫形象。

　　超越性的精神分身与日常化的英雄叙事

　　海飞在谍战领域深耕多年，已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以及古典与现代兼备、故事性与文学性相融的审美品质。作为一部“古谍”小说，《昆仑海》中不乏敌我双方智勇博弈的精彩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焦灼的打斗场景、明刀暗剑的较量……这些传统侠义小说元素，构成了《昆仑海》的传奇色彩，“万历年间”这一特殊的叙事背景强化了小说的历史氛围，锦衣卫这一特殊身份突出了小说情节的戏剧性。《昆仑海》有着引人入胜、层层深入的叙事策略，也有对人性不急不徐、抽丝剥茧的深度开掘。

　　小说中，苏我明灯是苏我家族的后裔，表面上是伊织与亡夫的孩子，实际上却是苏我入鹿与嫂子乱伦的产物。这个人物如清风白云般超脱，本无意惹尘埃，却无奈卷入腥风血雨中，一朝得知生父竟然是杀“父”仇人，明灯也陷入无尽的错愕和痛苦之中。昆仑与苏我明灯由琴声结缘，两个身份地位、生活经历都迥乎不同的年轻人都经历了“生父对精神之父的背叛”，彼此惺惺相惜。苏我明灯很像昆仑的另一个分身，前者对于和平安逸的坚守，远避世事的生活方式，都是锦衣卫昆仑无法选择、无力触及的梦。小说通过昆仑的两个我（昆仑本身和苏我明灯）在父子伦理、家国伦理冲突中的挣扎，为英雄主义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和生命。

　　《昆仑海》中的所谓英雄，大都没有“杀人红尘里，脱身白刃中”的快意和潇洒，反而如围城中的困兽，他们向往普通人的生活，希望拥有普通人的幸福而不可得。陈五六是小说中的反派角色和“搞笑担当”，他贪吃、好面子、没有大出息，却为了青梅竹马的丁山，同时也是他深爱的女人丁山几番出生入死，将荒无人烟的东矶岛建成富足美好的世外桃源。

　　对于锦衣卫来说，“做个普通人”是一种奢望。海飞用美好的爱情、治愈的美食、秀丽的风景等日常生活书写，把上天入海、无畏生死的英雄还原到俗世生活之中，英雄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这种反英雄叙事背后是海飞一以贯之的超越性的英雄主义追求。

　　家国大义作为叙事的核心　　

　　《昆仑海》的主调是家国大义，昆仑一路南下，誓为朝廷斩除倭寇，符合传统英雄“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选择；但其中涉及君与臣、父与子的伦理纠葛，又是海飞对英雄主义的个人化表达。昆仑是个孤儿，父亲战死沙场，是大明的英雄。“北斗”成立的那天是皇上四十一岁生辰，皇上得知昆仑是孤儿后，对昆仑说，“朝廷是你的父亲”。因此，朝廷与昆仑之间的关系，既有“君与臣”的不可逾越，也有“父与子”的庄严温情，在这双重伦理约束下，昆仑的报国之途，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归属感。对于昆仑来说，未曾谋面的“生父”与朝廷这一“精神之父”的身份不谋而合，做一个精忠报国的英雄是他的宿命，京城是他的家之所在，报国是他的精神归宿，离乡南下是为国，空间距离越远，昆仑在情感和精神上反而越靠近“家”。

　　转折是从昆仑得知生父身份开始的。生父骆问里何许人也？是朝廷的在押死囚，也是背叛大明、替贼造枪的特务。小说最后，骆问里用生命保护大明海防图，赎清自己的罪孽，也从一个叛国贼回归到爱国者行列，父子之间的二元对立消融。封功大典上，昆仑不顾众人非议，大声疾呼“我姓骆，骆问里的骆”。传统叙事中的英雄面对是非抉择时，往往用大义灭亲或者与有罪的父母一刀两断来表现自己的崇高和坚决，昆仑将罪人之子的身份昭告天下，由一个英雄的后裔、朝廷的儿子，瞬间变成了叛贼之子。小说把英雄生父和精神之父放置在正与邪的二元对立之中，通过昆仑“审父—弑父—释父”的过程，揭示英雄面临的家国伦理、亲情伦理的考验和最终抉择。

　　经历自我成长、自我质疑，到成为真实而完整的自我，昆仑这一人物形象摆脱了“高大全”式英雄的塑造模式，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意蕴。

　　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说，“英雄者，历史之产出物也；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亦历史家之责任，且国民之分应尔焉。”（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毋庸置疑，昆仑是海飞“古谍”世界中的英雄，他诞生于万历年间这一需要英雄的时代，具有忠孝礼义等传统英雄的优良品质，同时又有反崇高、反权力、反斗争等疏离于传统英雄的特征，真正的英雄不是热衷争斗、漠视生命，而是阻止人间悲剧的发生，守护家国，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