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定海道头旧景（本报资料照）

　　□李世庭

　　康熙三十七年（1698），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在定海西道头建红毛馆，行使海关业务，城东的榷关公署随之关闭。

　　定海旅台老人袁定华先生，写过一篇《定海的外国坟和红毛馆》，对红毛馆有如下记述：

　　“红毛馆在定海西道头，是座高大西式建筑物，其屋面南背北，广约十五丈，深五丈，凡两层，四周皆筑砖墙，分间亦然，不用一柱，上架桁梁，窗户高敞，簷牙高啄，垩之粉色，颇觉壮观。西南僻有小园，护以短篱，纷植花木，凿池蓄鱼，架笼饲鸽，虽具体而微，却颇幽邃。”

　　据此所述，红毛馆是一座高大、壮观的西式建筑物，馆内还有花园、鱼池、鸽笼等，布局精巧。这在展复不久，遍地都是草舍的当时，定海道头突然矗立起这样一座建筑，大有鹤立鸡群之感，引起不小轰动。

　　红毛馆落成后，东西洋船纷至沓来。康熙三十九年六月，船主分别为末氏罗夫和末里氏的二艘红毛夹板大船前来贸易；庐咖利船一艘，九月，飞立氏船一艘来定贸易，一时称为盛事。宁波海关看到这种情况，不由眼红起来，向浙省布政司提意见，说定海红毛馆抢了他们的生意。布政司的裁定是“听从商便”，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如愿在定海者，亦听其停泊定海，不许宁波奸伢妄行争夺，违者重责枷示。更于两处勒石，永为饬禁。

　　红毛馆的设立，对定海人民来说，不是福祉，而是灾祸。

　　经营红毛馆的是一班贪得无厌的胥吏和衙役，这些人不仅在外商那里敲诈勒索，还想方设法在定海老百姓头上搜刮。定海民间米面、麦豆、油烛、花布、牛羊、蔬果、竹木等吃的、穿的、用的，或由居民直接到宁波购买，或由小商小贩肩挑背负作糊口贸易，乘渡船过海关，红毛馆吏役一律要征税，索取贿赂，即使是一顶雨伞、一双木屐、一瓶腐乳也不放过。这样一来，加重了定海百姓的负担，小商小贩们更是叫苦连天。

　　当时定海知县是有名的清官缪燧，他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与红毛馆交涉。红毛馆的吏胥说，我们是照章办事，海关条例规定：“海上出入船载货物一律征税。”缪燧据理力争：“定海为宁波属邑，虽居海外，仍属内地。定海百姓到郡城购买日用之物，与海上船载贸易不能相提并论，不该征税。”缪燧为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省总督衙门、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申诉，整整坚持了三年，申诉的文稿堆积案头，高可盈尺，终于说动了总督和巡抚。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由布政司批示：“查海关敕谕，内开民间之物并糊口贸易及海口内桥津地方船车贸易等物，概不征税，立石遵行。”这也是缪知县为民争利所做的一大好事。

　　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下谕，关闭浙海关，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定海红毛馆被废，额税停止。红毛馆作为浙海关分关存在了59年。

　　被废后的红毛馆那幢高大壮观的建筑依然存在，据袁定华先生回忆，直到清末民初，那房子依然完好，可见其建筑质量之高。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民国，二三百年时间里，红毛馆作过何种用途，不得而知，民国后的情况，袁先生的文章中有所记述。民国二年（1913）起，红毛馆又成为浙海关分关。民国二十年（1931），税关撤销，房子被定海县公安局和新成立的道头镇瓜分，西边大部分房子属县公安局道头分局。临福兴街一边楼下设派出所；东边部分房子是道头镇公所，楼下是保定救火会。民国二十六年（1937），公安分局让出部分房子设立道头小学，当年纷植花木的小园成了学校操场。两年后的1939年6月23日，定海沦陷，红毛馆被日寇占用。日寇为修筑机场，从河南灾区招来大批民工，红毛馆成了民工宿舍。民工们干着重活，但待遇极差，经常可以看到病死的、累死的民工尸体从红毛馆抬出来。

　　如今，红毛馆遗址已荡然无存，只留在旧日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