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庵“济僧会”碑拓片（局部）

《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普陀山》书中的金粟庵路标

老地图上的官山衕一带

　　□太阳山 文/图

　　数年前，新城金粟庵曾出土一通清朝嘉庆年间的“济僧会”碑。读该碑文字，其首句为“窃维金粟庵非……亦非一氏所建立，盖普陀金粟庵僧下院也，历今百有余年”。这说明一个史实：清代初期，舟山展复，海岛涂田开发规模化，而普陀山的一些寺院也由此在各地拥有不少农田，其中新城区域不少耕地也属于普陀山田产。新城的金粟庵，就是普陀山金粟庵的下院，为管理附近田产而设。

　　新城金粟庵“济僧会”碑

　　“济僧会”碑，高126厘米，宽82厘米，该碑立于嘉庆二十年（1815），至今两百余年。由于年代久远，碑刻已经残损，且被分为两段。

　　辨认字迹，其大致内容是讲，大约1715年前，即清康熙年间，普陀山金粟庵在这里设立下院。后来因为僧人管理不善，殿宇倾圮。老碶头附近仙迹庵的悟真和尚，见金粟庵坍塌惨状，于心不忍，就与当地的长者商量，议设一会，名曰“济僧会”。济，有帮助、有利的含义。设立这个民间组织，是想帮助僧人重建金粟庵，同时供养僧众，永续香火。

　　“济僧会”的号召力非常强，定海城乡信士4000余人参与，有钱的出钱，有地的出地。但不久悟真和尚不幸去世，“济僧会”同仁牢记他的一片苦心，募集资金、田产，重建金粟庵。碑刻的后部分，就罗列了善男信女捐助的田产信息，如“洞字三千八百八十号”“洞字三千一百七十九号”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清代洞岙庄百姓的田产。

　　碑刻的最后，有30多位信士名单，其中有金、卓、周、何、俞、韩等姓氏，反映了清代初期洞岙一带民众的主要姓氏，这些姓氏也与当地周家墩、俞家墩、卓家、何家塘、老金家等村落老地名相关。

　　这一通碑刻，除了文字外，还有雕刻两枚印章图案，一枚是“流芳百世”，另一枚是“释儒同兴”。从“释儒同兴”的含义看，说明当地有不少读书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定海乡间的耕读文化。

　　细读这一通碑刻，也反映封建社会寺院经济的另一面。普陀山寺院拥有不少庵田，收取田租，以充香积。而这些管理庵田田产的下院，却往往得不到寺院的重视，年久失修，仍需要庵田所在地民众的支持，否则难以维持生计。

　　新城金粟庵旧址

　　新城金粟庵旧址，位于外洞岙官山衕。

　　据晚清定海文人王亨彦在《定海乡土教科书》中记述洞岙地形：“东北为里洞岙（有上古庙），山岳盘纡，土高而狭。东南为外洞岙，虽杂峙石墙墩（有墩台、金积庵），何衙山（有泽普庵），官山衕（有金粟庵），福全诸山。”

　　石墙墩、何衙山、官山、福全山，都是新城老地名。这些山，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都被削平移去。官山、石墙墩，又名西炮台山（清代设有烽火台，故名），即今中央花城所在，其附近今有路取名官山路。石墙墩南面为福全山。福全山，又名福善山，今领城故事小区所在。何衙山，即红茅山，今中央御城等小区所在。所谓官山衕，衕即“胡同”之意，官山衕指的是位于官山石墙墩与何衙山之间的平地，犹如山间“胡同”。

　　从光绪《定海厅志》的地图看，旧时金粟庵前还有小河，河上有桥名“芙蕖桥”，这也是一个颇有雅意的地名。

　　新城金粟庵建于清康熙年间，为普陀山金粟庵下院。上世纪三十年代，其址还曾办过小学。抗日战争时期，普陀展茅的革命者翁明和妹妹翁世宁就曾在洞岙区金粟庵小学任教，执行地下党的任务，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普陀山的金粟庵

　　据清朝雍正年间朱谨所修撰的《南海普陀山志》及今《普陀山大辞典》等书介绍，金粟庵，明代僧人真泉创建，后僧真定复结茅数楹于庵后，曰“千佛室”。康熙年间，僧人源逸重修，并置舟山官山衕田五十亩，田房一所，永充香积，无许侵鬻。民国十三年(1924)圮。其址归属鹤鸣庵，旋又复建。新中国成立前夕废。

　　普陀山金粟庵的具体位置，在今大乘庵西侧。

　　旧时金粟庵附近还有鹤鸣禅院、常乐庵等建筑。1911年德国人柏石曼所著《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普陀山》书中曾收录一幅寺庵路牌照片，其中即有“金粟庵”路碑。

　　从《南海普陀山志》所记载得“田房一所”看，说明新城金粟庵确为普陀山金粟庵下院，其所在位置即官山衕，当时有庵田五十亩。

　　新城金粟庵的传说

　　关于这一座金粟庵，当地民间还有一个传说，不过这个故事与普陀山没有关系，是讲一个关于贪心必受惩罚的故事。

　　故事说，南宋年间，里洞岙有个叫郭正良的人，自小就死了爹，与母亲相依为命。一日郭正良偶见老鼠钻墙洞，还叼着一根稻穗。郭正良顺藤摸瓜，从墙洞里取走很多稻穗，竟然有2.5公斤多。这些稻穗的谷粒特别丰润，富有光泽。郭正良回家，和母亲商量，要将这些稻穗留作稻种。当天夜里，他梦见一位神仙，身穿黄长衫，自称“谷神”，说：“这些谷穗都是金粟，你家要发大财了。但不可太贪，要帮穷苦人，切记。”春耕开始，郭正良就用金粟育秧，当年大获丰收。如此过了几年，正良家就这样成了里洞岙的第一富户。

　　郭正良因为金粟而发财，但他也没有忘记乡亲。他开了一家粮店，把粮食赊销给穷苦人，对无钱偿还的人家，他给予减免，以此救济穷苦人家。

　　郭正良后来娶妻成家。他的妻子后来成了当家人，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把粮店的规矩改了，所有赊粮的人家都必须缴付利息，按期归还结账，否则就以家产抵债。这样很多穷苦人家愈加贫困。一边郭正良的妻子打着铁算盘，另一边郭家农田的粮食产量却没有以前好了，连年减产，金粟不灵了！不久，他家的粮店也被迫停业。郭正良夫妻这才想起和气生财、贪心害己的老规矩，他妻子哭着向谷神求饶、赎罪。后来索性把粮店改为庵堂，就取名为“金粟”。

　　民间故事是劝人为善的，编故事的人从“金粟”这个庵名，联想到农耕社会的稻种，联想到赊粮救济的传统习俗，也是蛮有意思的。但美中不足的是，故事把金粟庵的来历误导了。这座小庵并非始建于南宋时期，金粟庵只是清朝康熙年间普陀山金粟庵的下院。

　　散落民间的历史碑刻，往往能够填补史料的不足。金粟庵出土的碑刻，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反映了清初临城土地开发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是研究乡土历史的宝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