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学”:浙学不可或缺的海洋维度

——理论依据、明清学脉与时代意义

忻海平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6年11月10日 第 5 版 )

传统浙学研究偏重内陆义理与经史考据,形成“重陆轻海”格局,未能完整呈现浙江山海共生的文明图景。近年来,将“普陀山学”定位为浙学谱系中的“海洋文明分支”,已从个别倡议渐成学界共识。本文以普陀山文化为基点,考察其观音道场、三教融合空间与海上丝路精神驿站的三重身份,提出“天台—四明—普陀”三山一体论,揭示其在浙东文化生态中的结构性位置。进而从理论与历史双重维度论证将其纳入浙学的学理依据:理论上,浙学“兼容并包”的精神品格、浙江“山海共生”的地理格局与“普陀山学”的综合学科定位深度契合;历史上,明清以降浙东学人编纂山志、诗文书写与思想关联构成清晰学脉。本文辨析纳入所面临的学理障碍,指出症结在于浙学内陆儒学中心叙事能否自我突破,并提出三重路径:以兼容精神化解儒佛壁垒、以海洋文明分支完成学科补位、以时代需求证成学理必然。研究表明,“普陀山学”应定位为浙学体系中的海洋文明特色分支,与婺学、永嘉学派、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并列共存;吸纳“普陀山学”,浙学方能从内陆儒学升级为山海交互、儒释融通的全域化学术体系。

1 问题的提出:传统浙学叙事中的“海洋盲区”

浙学自南宋渐成体系:吕祖谦婺学、陈亮永康学派、叶适永嘉学派,至明代王阳明心学、明清之际黄宗羲浙东史学派,共同构筑了“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知行合一、兼容并包”的精神内核。2005年启动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进一步深化了浙学作为中华地域文化重要分支的学术内涵。

然而,既有浙学研究存在结构性缺失:叙述高度聚焦内陆与近城学术,几乎忽略海洋维度。金华、余姚、鄞县、温州等城市构成叙事主角,而孤悬东海的普陀山及其海岛信仰体系、海丝交流网络、海洋民俗生态,长期处于边缘甚至缺席状态。

浙江山海相拥、岛屿星布,这一地理格局决定浙江文明天然具备山海共生双重基因:内陆群山孕育农耕传统与义理儒学,东部群岛与海岸线承载海洋信仰传播、海上丝路与跨域交流。完整的浙江文化图景,既应有内陆义理思辨与史学长河,也不能缺失普陀山所承载的海洋信仰与跨域文明交流。

有鉴于此,近年来学界开始将“普陀山学”置于浙学谱系中加以定位。浙江海洋大学教授程继红提出,应将其定位为“浙学中的海洋文明分支”或“海洋浙学的典型代表”。这一判断已从个别倡议逐步发展为学界共识。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谱系,不是简单“增补条目”,而是对浙学空间结构与精神内涵的整体扩容——从单一的“内陆—经史—义理”模式,走向“山海互济—经史佛释—义理信仰—中外互鉴”的立体格局。

2 浙东文化圈的“第三座山”:“天台—四明—普陀”一体论

浙东学术文化不是孤立的点,而是有机生态。天台山因天台宗祖庭国清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策源地;四明(今宁波)是四明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史学派的讲学中心。普陀山与这两座“文化之山”血脉相连、功能互补,成为浙东文化圈的“第三座山”。

法脉上,唐咸通四年(863),日僧慧锷自五台山请观音像归国,舟至梅岑山(今普陀山)遇风涛受阻,留像建“不肯去观音院”,开普陀山观音道场之始。慧锷出自日本天台宗法脉,所携观音信仰深受天台宗影响,普陀山自观音道场开设之初便与天台宗结缘。

地缘上,普陀山行政属舟山,文化上通过宁波与浙东腹地联通。宋代明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普陀山恰处“浙东唐诗之路—海上诗路”东向延伸端:陆上诗路汇于宁波,东渡至普陀诸岛,再向日本、朝鲜辐射,形成“外向型海上诗路”。

气质上,天台宗重止观双修、圆融三谛;四明浙东学人尚实学、重文献、主经世;普陀山体现佛教中国化、三教融合与开放包容——三者共同构成浙东文化生态的多元面相。普陀山在唐代中期以前本是道家修炼的海中蓬莱,从道家洞天到观音圣地的转变,本身就是浙东文化圈信仰生态演进的缩影。无普陀,则浙东文化圈缺了面向海洋的一极,亦无法解释浙江文化何以从内陆走向东亚。

3 普陀山文化的三重身份与浙学精神的互证

佛教中国化的活标本:从“补怛洛迦”到“南海普陀山”

普陀山最醒目的文化身份,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完整现场。印度佛教经典载观音菩萨居“补怛洛迦山”(Potalaka),位于古印度南部海滨;唐代译经转写为“普陀洛迦”,宋代以来逐渐简化为“普陀”。中国信徒借古“南海”一词比附,将地处东海的舟山冠以“南海普陀山”之名——借用本土地理概念与经典记述相融合,以证成其为观音正道场,本身即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典型路径。

观音形象与功能亦完成本土化转型:印度观音原为男性、具威猛相,入华后渐变为女性化、慈眉善目、送子救难的“南海观音”,并与民间海神信仰结合。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船商“海舶往来必诣祈福”。

这一过程是外来宗教嵌入本土社会、顺应民生需求、完成在地转化的生动案例,与浙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取向暗合——佛教在中国深入民间、回应现实、融入伦常,普陀山观音信仰实践与浙学“经世致用”精神形成深层呼应。

三教融合的现场:佛、儒、道共生的文化层积

普陀山并非单一佛教孤岛,而是儒释道三教层累叠压的文化复合体。

佛教层面,自不肯去观音院起,历经宋宁宗敕归禅宗“五山十刹”,元明清历代赐额、遣官致祭,形成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为核心的禅宗道场体系;元代多宝塔则是重要的佛教建筑遗存。

儒家层面,岛上存明代《二十四孝》石刻,以孝道伦理配祀观音,折射“慈悲+孝道”的融合模式——观音不仅是救苦者,也是护佑家族香火、子嗣绵延的伦理符号,与浙学重人伦、重孝悌的底色契合。

道教与民间信仰层面,普陀山旧名“梅岑山”,因西汉方士梅福隐居炼丹、以医道济民而得名;岛上另有道教仙人传说及民间海神崇拜痕迹,紫竹观音的供奉即反映道佛融合。海疆海防文化、海岛民俗信仰与佛教圣地传统长期并存,形成“山海人文复合体”。

三教共处一山、互不排斥而相互渗透,正是浙学“兼容并包、三教调和”传统的宗教实践版。黄宗羲主张浙学“通经致用”、不立门户,普陀山即此精神在信仰空间的体现。

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驿站:东亚文明互鉴的节点

普陀山地处东亚海域交通要冲,“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古有新罗礁和高丽道头,是宁波至朝鲜、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遗存。它不只是朝圣目的地,更是海丝航线上的祈福地、中转港与文化中转站。

慧锷留像开山,使普陀山与日本佛教界结下深厚因缘。元代一山一宁奉诏使日,携普陀山观音信仰赴日弘法,促进中日禅林交流,被日本皇室尊为国师。朝鲜半岛亦有大量普陀山的相关记载,韩国现存多处“洛迦庵”“观音寺”承袭普陀山道场命名传统。

在此意义上,普陀山是跨越国界的佛教圣地,是东亚“观音信仰圈”的共同圣山,也是浙江文化走出去最早、最持久的符号之一。这也呼应浙学“开放包容”的特质——真正的浙学从不封闭于书斋,而有面向大海、对话异域的传统。

4 “普陀山学”纳入浙学的学理依据: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证

理论依据:三重逻辑的契合

“普陀山学”能成为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源于三重逻辑契合。

其一,浙学“兼容并包”的精神品格提供学术前提。浙学并非僵化的儒学独尊体系:朱熹首提浙学指永嘉、永康事功学派;晚明刘麟长《浙学宗传》概括王学一脉;清初黄宗羲“浙东学派”主要指以宁波为核心的史学流派。概念演变本身即证明浙学是开放、不断扩容的传统。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秉持不立门户、兼容诸家,浙学诸派倡导“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均体现打破思想枷锁的创新品格。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谱系,正是这一兼容传统的逻辑延伸。

其二,浙江“山海共生”的地理格局决定浙学必须具备海洋维度。内陆群山孕育农耕传统与义理儒学,东部群岛与海岸线承载海洋信仰传播与跨域交流。忽视海洋维度的浙学在文明叙事上不完整。普陀山集宗教圣地、生态典范、文明互鉴载体于一身,是“海洋社会中诞生的独特的文化综合体”。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正是填补这一结构性缺失的学理回应。

其三,“普陀山学”的学科内涵与浙学学术品格深度契合。“普陀山学”并非单纯宗教学科,而是以普陀山及关联区域自然生态与人文文明为核心对象,综合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的综合性地域学科,以“山海人文综合体”为核心,涵盖佛教名山、海洋文明、人文艺术、生态空间、文明互鉴、当代价值六大问题域。这一跨学科定位与浙学“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品格形成深层呼应。

历史实证:明清以降浙学传统中的普陀山书写

明清以降浙东学人对普陀山的持续关注与书写,构成“普陀山学”融入浙学的深厚学脉。

其一,山志编纂是浙学“经世致用”精神在海洋空间的具体展开。明万历年间,鄞县人屠隆受浙江总兵侯继高之聘共同编纂《补陀洛迦山志》,为普陀山第二本山志;屠隆为晚明“末五子”之一,兼工诗文戏剧,倡导三教合一,所创“普陀十二景”将自然景观赋予人文品格。清初浙东史学派核心人物万言参与编纂《南海普陀山志》;晚清民国舟山人王亨彦编纂《普陀洛迦新志》,被学界认为“集乾嘉学派和浙东学派之大成”。从屠隆到万言再到王亨彦,山志持续编纂本身即浙学传统在海洋空间的延伸与实践。

其二,诗文书写构成普陀山融入浙学精神世界的文学证言。明吏部尚书、平湖人陆光祖《补陀山》四首以“天抱琉璃宫,鳌柱不见底”等句再现佛教圣境;晚明冯梦祯留下“西教东流到补陀,金莲花发映娑罗”之句;张岱于崇祯十一年(1638)游览普陀山;清代全祖望对舟山山水风物尤为欣赏。宋元明清历代浙籍或寓浙文人(王安石、陆游、史浩、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徐霞客、袁枚、俞樾等)先后游山礼佛、留下诗文,将普陀山纳入浙学人文视野。

其三,浙学思想家与普陀山的实际关联直接印证其在浙学精神世界中的在场。黄宗羲在南明时期曾以万历年间李太后颁赐普陀山的藏经为礼品出使日本求援,说明普陀山在明清之际浙东士人眼中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具有政治与文化象征意义的海洋空间。全祖望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为“浙学之冠”,其对舟山的关注同样是浙学海洋意识的体现。

这条从山志编纂到诗文书写再到思想关联的学脉表明,普陀山从未真正游离于浙学人文视野之外,只是其海洋属性在既有叙事框架中未获充分彰显。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谱系不是外来植入,而是对一条早已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学术传统的自觉接续。

学理障碍的实质辨析与纳入路径

核心质疑是:以佛教信仰为主体、兼具三教融合特质的“普陀山学”,能否与以儒学为主干的浙学兼容?表面是儒佛壁垒,实质是浙学内陆儒学中心叙事能否容纳海洋宗教文明这一异质板块。

传统浙学以儒学为主线是客观事实,但浙学核心标识并非唯儒独尊,而是开放包容。黄宗羲秉持不立门户、兼容诸家;浙学诸派倡导事功之学,体现求实、兼容、创新品格。浙学是以“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知行合一”为精神标识的开放学术传统。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谱系是这一兼容传统的逻辑延伸,而非对儒学主线的否定。

克服障碍可从三重路径推进。

其一,以兼容精神化解儒佛壁垒。“普陀山学”本身即三教融合样本:佛教之外存儒家《二十四孝》石刻,孝悌与观音慈悲相融;又有梅福隐居的道教传说与沿海海神信仰并行。黄宗羲主张浙学“通经致用”、不立门户,普陀山即此精神在信仰空间的物化呈现。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是浙学兼容精神的内在要求。

其二,以海洋文明分支的定位完成学科补位。传统浙学以内陆儒学为主体,但山海共生格局决定忽视海洋维度的浙学叙事不完整。普陀山文化提供的正是浙学长期缺失的海洋视野。定位为海洋文明分支,一方面使“普陀山学”在浙学谱系中获得明确位置,另一方面填补浙学海洋维度,使浙学从内陆儒学扩展为山海交互、儒释融通的全域化学术体系。

其三,以时代需求证成学理必然。浙江“四条诗路”中“海上诗路”以普陀山为标志性节点;“新时代浙学”强调创造性转化,普陀山文化的慈悲济世、开放包容、文明互鉴恰是浙学当代价值的注脚。舟山“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普陀山文化综合研究,构建‘普陀山学’学科体系”。“普陀山学”与浙学衔接,既是地域文化研究体系化的要求,也是浙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科自觉。

因此,“普陀山学”不应视为独立于浙学之外的附加项,而应定位为浙学体系中的海洋文明分支,与婺学、永嘉学派、阳明心学、浙东史学并列共存,共同构成完整的浙学生态。

5 “普陀山学”纳入浙学的当代意义

将“普陀山学”纳入浙学体系,使浙学边界从内陆延伸至海洋,具有深远的当代价值。

其一,重塑浙江全域文化叙事的完整性。完整的浙江文化图景,既应有内陆义理思辨与史学长河,也不能缺失普陀山所承载的海洋信仰与跨域文明交流。普陀山以观音信仰为核心,升华为慈悲向善、包容济世的人文精神符号,其价值理念已超越宗教范畴,渗透社会伦理、慈善公益与国际交往。唯有山海并举、儒释融通,才能立体展现浙江同时孕育内陆事功儒学与东亚观音文化圈的独特面貌。

其二,赋能海洋强省与文化强省建设。普陀山千年海丝交流史与跨国观音信仰网络,是浙江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的独特资源。普陀山地处东亚航运要道,新罗礁、高丽道头等遗存见证千年航海交流史:慧锷开山开日本观音信仰先河,元代一山一宁出使日本传播普陀禅法,朝日历代僧侣持续渡海朝拜,依托信仰纽带形成东亚观音信仰圈,彰显浙学开放通达、对话异域的品格。观音信仰“闻声救苦”的悲悯内核具有跨文明共情力,深入挖掘这一海洋文化标识,有助于提升浙江文化的辨识度与国际影响力。

其三,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浙江范本。普陀山长期作为东亚观音信仰圈的精神原点,其慈悲包容的文化性格为文明平等对话提供了历史参照。千年交流史证明,文明传播更多依靠精神共鸣与平等互鉴,而非单向输出。观音信仰“闻声救苦”“随类现身”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族群与国界的共情伦理;普陀山作为文明互鉴的历史现场提示我们:文化走出去靠感召而非强制——靠信仰的温度、艺术的美感与真诚的交流。

其四,推动浙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科自觉。“普陀山学”融入浙学,不是对浙学传统的背离,而是对浙学精神的当代激活;不是儒学主线的消解,而是山海共生、儒释融通新格局的开启。完善的浙学体系,既要保有内陆义理思辨、经史考证与事功追求的传统,也需要普陀山所代表的慈悲人文、海洋开拓与文明互鉴精神。缺失“普陀山学”,浙学叙事便失去海洋维度;吸纳“普陀山学”,浙学方能拥有面向东亚、面向世界的开阔格局。

6 结语:缺了“普陀山学”,浙学就少了一片海

回溯全文,可作如下重申:

普陀山文化以“慈悲济世”为内核,融摄儒释道三教精神,既是佛教中国化的微观标本,又是浙东海丝文化与海洋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东亚观音信仰圈的精神原点。将其纳入浙学研究范畴,可弥补传统浙学偏重内陆、忽视海洋的结构性缺陷,为重构“山海并峙、内外互通”的浙学整体面貌提供关键支撑。

这一纳入并非外来植入,而是对一条长期被忽视的学术传统的自觉接续。明清以降,从屠隆编纂《补陀洛迦山志》、万言参与修志、王亨彦集乾嘉与浙东学派之大成,到陆光祖、冯梦祯、张岱、全祖望等人的诗文书写,再到黄宗羲出使日本的政治文化实践,浙东学人对普陀山的持续关注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海洋学脉。这表明普陀山从未真正游离于浙学视野之外,只是其海洋属性在既有叙事框架中未获充分彰显。

完整的浙学,既有金华、温州、余姚、鄞县的心性义理与史学考据,也应有普陀山所代表的慈悲济世、海洋开拓与文明互鉴传统。缺了“普陀山学”,浙学便少了一片海;有了它,浙江文化才具备真正面向世界的胸怀。

“普陀山学”既是千年海洋文脉的回响,也昭示着新时代浙学迈向海洋文明的方向。

作者系普陀山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