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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历代文化名家笔下普陀山之意境
周开龙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6年11月09日 第 2 版 )

一瓦青苔,藏尽普陀山的光阴 摄影:洪波雷
观望世上著名风景名胜,无不兼具自然形胜与人文诗意,文化正是山水胜境的灵魂。孤悬东海的普陀山,不单凭借山海奇观名扬海内,更因千百年间大批文化名家渡海登临、吟咏题跋,层层积淀,赋予这片海天独有的精神神韵。自唐迄民国,文士、名臣、书画家、学者接踵而至,或以诗文描摹山海壮阔,以笔墨抒写海山清宁;或以史笔阐扬人文教化,融儒者情怀于潮音松壑之间。他们留下的诗词碑记、摩崖题刻与序跋文章,既是对普陀山风物的生动描摹,更是多元思想交融的重要载体,为普陀山文旅积淀了丰厚绵长的人文文脉。
唐 赞文传圣德,海山启文缘
唐代是普陀山人文叙事发轫的时期。在这一草创阶段,中土文人便以赞文体书写观音圣德,王勃《观音大士赞》便是代表性名篇。唐咸通四年(863),日僧慧锷携观音造像留驻梅岑,“不肯去观音”的传说落地梅岑,开启普陀山的圣山文脉。
王勃作为初唐文章巨擘,虽未曾亲临东海海岛,却以华美典雅的骈文作赞,铺叙观音济世之德:“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将补怛洛迦的圣地意象定格于苍茫沧海之上。这类赞文在唐代广为传诵,构建起洛迦山与观音的文学想象,为后世将普陀山认定为洛迦圣地,埋下文学与人文叙事的伏笔。
唐代相关文字重在文化意象的奠基。彼时渡海登临留题者尚不多见,但以王勃《观音大士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在文本之中塑造出“海上洛迦、圣者栖止”的文化图景。待到慧锷留像梅岑,传说叙事与文学意象两相契合,普陀山逐步由东海荒岛,转化为世人心中的海上圣境,亦为宋代文人登山咏海拉开序幕。
宋 海山营胜境,儒心对沧溟
宋代,普陀山圣山格局逐步成型,浙东士大夫纷纷渡海访胜,将家国襟怀、修身感悟融入这片海岛胜境。
王安石任职鄞县期间,渡海游览洛迦,写下《游洛迦山》:“山势欲压海,禅宫向此开。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树色秋擎出,钟声浪答回。何期乘吏役,暂此拂尘埃。”诗人以经世理政的视角,描摹山海压浪、殿宇临海之景。钟鸣与潮响彼此呼应,在苍茫壮阔的海景里,安放仕宦生涯中片刻的安宁,写出山海相依、尘外存境的独特气质。
南宋陆游两度登临普陀山,留下《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拄杖下临鲸海,数烟帆历历。贪看云气舞青鸾,归路已将夕。多谢半山松吹,解殷勤留客。”放翁胸怀报国之志,登高望海,眼前浩渺沧海、云气变幻,胸中尽显旷达胸襟。他笔下的普陀山,不只是一方灵境,更是能够承载志士情怀的云海仙山,将儒家浩然之气,与海岛空灵景致融为一体。同期史浩留下篆书“真歇泉”摩崖石刻,以金石笔墨记录泉石清幽、隐者栖游的意趣,开创普陀山摩崖题刻的人文传统。
宋代名家的书写重在铺陈山海格局:汪洋大海为底色,殿宇嵌于崖岸,儒者登高观海,于沧海之间体悟天地大道,奠定普陀山诗文“大景含心境”的基调。
元 笔墨绘补陀,书画载人文
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管道升夫妇,兼通典籍,为普陀山留下珍贵文献。赵孟頫《游补陀》,以清雅文字描摹补陀洛迦海山胜境;夫人管道升编撰《观世音菩萨传略》,梳理观音化现故事,把慈悲济世的叙事,以文人典籍的形式流传,推动圣山文化与士大夫审美相融。元代盛熙明撰《补陀洛迦山传》,以儒史笔法记述山境源流,并非单纯的僧门传记,而是以士人视角,将普陀山纳入中华名山史传体系,为后世山志的编纂确立书写范式。
元代名家重在文图互证,书画与典籍并行,把普陀由一处海上灵迹,化为可供文人品读、载诸史册的文化圣地。
明 三教汇海天,诗文镌崖石
明代是普陀人文创作的鼎盛阶段。海防儒将、翰林文臣、书画戏曲名家相继渡海,或纂修山志,或题写碑碣,或赋诗抒怀,三教兼容的思想在诗文石刻之中充分彰显。
侯继高、屠隆主持纂修《补陀洛伽山志》。屠隆在山留下多篇颂文题咏,作《补陀观音大士颂》,以文人辞赋叙写慈悲济世的本怀,倡导三教融通。侯继高身为海防总兵,其文字之中,普陀兼具海防形胜与海山清境,将守护海疆、护持文脉的经世思想融为一体。周应宾官至礼部尚书,主持重修山志,提出“非惟无妨于儒,亦足助儒教之所不及”,其诗文与志书序言,是浙东儒者观照普陀圣山文化的核心表述。
书画大家董其昌寓居白华庵,为妙庄严路撰写碑记,题写“入三摩地”摩崖。书法苍静简远,文字清幽隽永,至今留存于妙庄严路入口。在董其昌笔下,普陀山的神韵藏于石阶、松风与海潮之间,漫步山径即是观照本心,将山水游览升华为心灵体悟。汤显祖游览磐陀石,写下《磐陀石上看日出》:“磐陀石上暗飞霜,吹入香炉作道场。破衲睡来天镜晓,清辉五色在扶桑。”捕捉磐陀观日、海天焕彩的刹那光景,霞光奇石相融,自然奇景与空灵心境合而为一。
明代文士笔下的普陀山,一面记录山川建筑,一面在诗文石刻中阐扬神道设教,把海防治理、士大夫修身、劝善教化熔铸于海天图景之中。
清 潮音伴吟咏,朴学证山史
清代浙东史学、朴学兴盛,文人游山,兼顾审美吟咏与文献考证。裘琏、秦耀曾等浙东学者受聘纂修山志,除诗文创作之外,更加注重史实考订。
祝德风撰《普陀全胜》,属于私家著述,一景一诗,融山水审美、朝山揽胜、儒者静观于一体。诗作描摹普陀十二景、奇石幽岙,文字清雅,是儒士游山、以诗存景的代表。另有众多文人吟咏潮音洞、短姑道头,静观海潮澎湃,体悟慈悲济世的人文内涵,将民间流传的向善理念写入诗篇。
清代名家的书写,兼具诗歌的审美意趣与史学的严谨审慎,既有对潮音、云海、莲岛的诗意描摹,又延续浙东史学传统,依靠文献考证,留存山境沿革脉络,令普陀山的神韵,既有空灵诗意,亦有厚重史实支撑。
民国 新旧交汇,海山存清境
时至民国,新旧学术思潮交融碰撞,文化名家游山题咏,观察视角随之更新。康有为《游普陀题》:“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楼阁高低二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波。云和岛屿青未了,梵杂风潮音更多。第一人间清净土,欲寻真歇竟如何。”以开阔雄浑的笔力,铺叙殿宇连绵、海涛奔涌的景象,点出“不肯去观音”这一核心文化母题,将普陀山定位为人间清净之境。
新文学大家郁达夫渡海访山,写下《游普陀作》:“山谷幽深杖策寻,归来日色已西沉。雪涛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全诗落笔于梵音洞惊涛击石,海涛涤荡尘嚣,把山海自然之力写得极具张力,褪去繁缛的说教,以现代文人的审美,体会海山涤荡尘烦的意境,自然风物与内心澄宁两相呼应。
丰子恺追随弘一法师,多次登临普陀,作《佛顶山》:“一别名山五十春,重游佛顶喜新晴。东风吹起千岩浪,好似长征奏凯声。”作为现代艺术大家,他的诗作简约质朴,观海山风云,寄寓对世间太平的期许,将书画美学、人文悲悯融入海岛风光之中。南社爱国诗人柳亚子亦有《游普陀》绝句:“逭暑莲邦昔未曾,乘风破浪我何能。金闺国土终堪念,胜礼慈云十丈灯。”于山海之间寄托家国情怀,文人游山不再仅仅流连泉石,而将时代忧思注入海天吟咏。
与此同时,王亨彦承定海黄氏朴学一脉,编纂《普陀洛迦新志》,以儒生史笔考辨文献;尘空法师撰《普陀山小志》,以近代史学视角记述山境文脉。一儒一僧,两套书写范式并行,延续千年名家写山的传统,也开启现代学术视野下普陀文化的阐释路径。民国诸家,或为旧学宿儒,或是新派文人,新旧文风交汇于莲岛,古典山海意境之中,注入近代人文思考,为普陀诗文文脉画上承前启后的一笔。
当然,在当代也有不少文化大家参访普陀山留下了经典的诗赋名篇,极大地丰富了普陀山的文化底蕴。纵观历代名家诗文题跋,他们笔下普陀山的意境,可归纳为三层内涵:其一,山海之雄,孤岛浮于东海,潮起潮落,云生崖壑,是独属于东海的自然气象;其二,心境之静,殿宇依山而筑,钟鸣伴潮,慈悲向善的理念浸润一山一海;其三,儒境兼容之厚,浙东文人秉持经世、仁民之心观照这片海山,借诗文、碑刻、方志,将普陀人文叙事纳入华夏文化体系。
一代代名家渡海而来,以诗文为舟,笔墨为证,将个人襟怀、时代思想,镌刻于普陀山海之间。这些诗文碑记,不只是描摹海天胜境的外在风貌,更沉淀出海山相依、三教兼容、慈悲济世的文化精神,为普陀山文旅发展储备了丰厚珍贵的人文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