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普陀山志编者与儒家学者关系之探秘

周开龙 文/摄 字数:

《 舟山日报 》( 2026年10月20日 第 4 版 )

《普陀山志》全本

普陀山自元迄民国,先后修成九部山志,另有若干附志类文献传世。跨入新千年,本人有幸两度参与整理重刊:首刊在2007年,汇印七部山志,当时尚缺明王明嶅志、清朱谨与陈璇志以及明屠隆志首册;第二次重刊告成于2026年,始以全本汇辑面世,并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等重要典藏机构。

近期受两位专家启发,笔者对《普陀山志》及相关典籍编者加以考索研究,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历代山志及相关普陀山文献,主纂大多并非僧人,而是出身科举、受过系统儒家经学训练的士大夫,即传统所称儒者。寺院作为护法主体倡举修志之事,延聘儒者执笔编纂,依传统方志史学体例,将观音佛教道场纳入华夏名山史志体系,由此形成僧寺倡修、儒臣主笔、儒佛互参的修志传统;其间亦兼有儒士私家撰述、学问僧自主编纂等类型,这是普陀山佛教中国化、儒释互融在山志编纂层面最为直接的实证,亦是观音文化与浙东儒学互鉴兼容在文献编纂上的具体印证。

历代普陀山志编者与儒家学者关系梳理

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

盛熙明,龟兹籍,精通儒书翰墨,兼通佛典,属于兼具儒佛修养的士人型佛教学者。全书虽以观音缘起为核心叙事,然行文取史传笔法,并非单纯僧传,实为后世普陀山志之滥觞,奠定了“儒史笔法+佛教圣迹”的书写范式。

明万历十七年(1589):侯继高、屠隆《补陀洛伽山志》

侯继高,官浙江总兵,为文武兼修之儒将,秉持儒家忠君与海防经世之志,以海防视野采辑普陀山形胜、寺宇、碑刻,属经世派儒臣主持修志;屠隆,万历丁丑科进士,鄞县名儒,科举正途出身,精通诗文经史,为晚明甬上儒学文人,虽好禅悦、融通三教,然根基仍为儒家士人,参与山志撰述题咏,以儒者文心阐写海天佛国,倡三教兼容之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明嶅《重刻补陀洛伽山志》

王明嶅,字懋艮,号衢源,福建晋江人,万历七年己卯科举人,历官当涂县教谕、仙居知县,擢宁波府通判,分理蛟川海防佐务,属科举出身之儒家经世官僚,兼擅骈文,著《四六丛珠汇选》。万历二十六年八月,王氏航海朝礼普陀,见侯继高、屠隆初刻旧志散佚讹乱,遂主持重梓增修,自撰《重梓补陀洛伽山志序》,协同海防武官黎弘敷、詹斌,刊于海潮寺(法雨寺前身)。此书并非全新另撰,乃以侯、屠旧志为底本采摭增订,增补海潮寺碑铭、大智禅师遗文并《海潮寺图》,是万历年间普陀山志版本链条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侯继高、屠隆初志,王明嶅重刻增修,周应宾重修新志,延续地方儒宦、海防武官、寺院三方协同修志的传统。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

周应宾,二甲传胪,授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乃典型翰林儒臣,出身浙东儒学世家浮石周氏。其精研九经,著《九经考异》,经学造诣深厚,丁忧家居期间重修山志。修志宗旨本于神道设教之义,明确提出佛教“非惟无妨于儒,亦足助儒教之所不及”,是儒佛并行、以儒统佛的典型修志立场。全书沿用传统方志门类,首列朝廷敕谕,突出尊君护教,以儒家正史方志体例重构佛教圣迹书写。同校者邵辅忠,同为鄞县刑部主事,亦科举儒官,属同邑儒宦群体协同修志,与屠隆等同乡万历儒宦文人交游,同属鄞县万历士大夫文化圈。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裘琏《南海普陀山志》(法雨寺本)

裘琏,慈溪儒学名士,承浙东史学一脉,擅长方志古文,由法雨寺住持别庵性统延聘主笔,是寺院礼聘浙东儒史学者修志的典型案例。志稿本为普济、法雨两寺共修,法雨寺先行付梓,此本记载偏重法雨寺,奠定康熙朝山志浙东史学的学术底色。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朱谨、陈璇《南海普陀山志》(普济寺本)

朱谨,江苏昆山人,号雪鸿,清初儒士,精研经学,著《中庸本旨》,工于诗文;陈璇(亦作陈璿),长洲(今苏州)人,清初江南儒士,经史文翰修养深厚。二人既非僧人,亦非朝廷显宦,属江南布衣儒学名士。因普济寺住持潮音禅师对法雨寺先行刊印之裘本未尽满意,另行礼聘朱谨、陈璇,以裘琏旧稿为底本,重新增删补订,增补康熙朝敕建、御赐、前后两寺典章,调整体例,完善天章、颁赐诸门,刊成十五卷、卷首一卷《南海普陀山志》,即普济寺前寺本。志序由定海总兵施世骠撰,以海防武将视角申明僧主其事、儒吏武将护持山志的立场,折射康熙朝普济、法雨前后两大主寺各自独立修志、文献分立的历史格局。

清乾隆:许琰《南海普陀山志》

许琰,福建同安进士,儒臣出身,经史功底扎实,由法雨寺延聘主纂,是志考证详明,强化史地考辨,延续儒者修志的朴学取向。

清道光十年(1830):祝德风《普陀全胜》

祝德风(亦作祝德凤),浙江仁和(今杭州)儒士,室名蕤凤堂,能诗,笃信观音,多次渡海朝礼普陀。此书为蕤凤堂自刻本,一卷,不同于官修全志,属儒士朝山之后私家撰述自刻。全书以普陀十二景、前后寺、诸洞、梵岙、磐陀石诸奇石为纲,每处胜迹先作简述,再系自作咏景诗,融山水审美、朝山礼佛、儒者禅观于一体,是普陀山景观文化定型的重要文献,诗作亦被后世秦耀曾志艺文采录,属于独立于官修全志之外的景咏型私家儒者撰述。

清道光:秦耀曾《重修南海普陀山志》

秦耀曾,金陵儒士,由普济寺延聘主纂,依旧沿袭僧寺发起、儒者执笔的传统,参校康熙两本与乾隆许琰志,互勘取舍,沿用旧志框架,增补清代敕建、碑刻、艺文,延续儒家方志史学体例。

民国十三年(1924):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

王亨彦,定海马岙岁贡生,浙东定海朴学后学。其父王元恒为黄式三弟子;王亨彦承继家学,受黄以周延聘校勘黄氏著作,又问学俞樾,属定海黄氏汉宋兼采朴学一脉,是典型清代经学儒者。修志由印光大师、定海知事陶在东发起,延聘王亨彦担任主编。印光大师着眼佛教感应弘法,而王亨彦秉持儒生史笔,重视沿革考证、文献征实,以传统经史朴学思路编纂山志。印光大师评其“于儒可称博洽,于佛未涉门径”,正凸显这部山志儒者本位的学术底色,是定海黄氏礼学朴学在普陀山山志编纂上的延伸,也是儒释两种修志理念碰撞融合的标志性文献。

民国三十七年(1948):尘空法师《普陀山小志》

尘空法师(1908—1979),俗名王宗禹,湖北荆门人,太虚大师核心弟子,近代学问僧、佛教史学家,武昌佛学院出身,主编《海潮音》,精研佛教史与僧制。民国三十七年,法师于普陀山双泉庵闭关阅藏期间编成《普陀山小志》,由普陀山佛教会铅印刊行,一册本。此书是普陀山志谱系中少见的僧家自主编纂山志,采用近代佛教史学视角,简明梳理普陀山沿革、道场史、丛林概况、法脉与近代佛教会情况,卷首收录孙中山《游普陀志奇》,带有太虚人生佛教革新思潮印记,不再以宸翰敕谕、儒家史笔作为核心主线。民国山志由此双峰并峙: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为儒者史笔、经史考证本位;尘空法师《普陀山小志》为僧家佛史本位、人生佛教现代学术视角,一儒一僧,代表民国时期普陀山山志编纂两种不同学术路径,是研究普陀山儒释互动珍贵的对照文献。

历代普陀山志编纂范式、学术脉络与文化价值综论

历代《普陀山志》编纂,积淀起一套独特的修志传统,可从四方面予以总结。

其一,身份结构上,主流模式为僧方护法倡举修志、儒士主纂执笔,儒臣、地方官绅、经学学者深度介入;同时兼有儒士私家景咏撰述、学问僧自撰小志等补充类型,丰富普陀山文献体系。

其二,学术传承脉络上,元代为儒佛兼修士人;明万历以鄞县翰林儒宦、海防儒将为代表;清代承接浙东史学、朴学考证,另有仁和儒士祝德风私家景咏专书;民国接续定海黄式三、黄以周浙东经学朴学,并出现太虚门下学问僧尘空法师僧家本位新撰。

其三,思想内核上,历代儒者修志,主流思想是神道设教、儒佛并行、以佛辅世,不否定观音信仰,而以儒家史学伦理、忠君孝亲、经世求实的立场书写佛国圣地,正是观音文化与浙东儒学互鉴兼容在文献层面的核心证据。

其四,学术价值上,山志不只是佛教典籍,同时也是浙东方志学、经史学的地方文献;民国僧家自撰小志的出现,标志近代佛教史学转型,是构建普陀山学必须重视的儒、僧两条学术谱系。

总而言之,普陀山历代山志由儒者主纂的修志传统,以及后期僧家自主修志的新变,正是文化融合进程在文献编纂上的固化与见证,共同塑造出独具东海特色的海天佛国文化,亦是构建普陀山学、研究佛教中国化示范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