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六年（1073）置昌国县，是舟山历史上的重要节点。笔者曾撰《奏立昌国县的卢秉及其他》（刊发《舟山晚报》2026年2月7日5版）一文，对置县始末及首倡者卢秉其人作了介绍。然而，昌国县自置县之后百余年间的职官配置，实则有其特殊之处，前贤对此鲜有深究。今据《昌国县主簿厅壁记》宝庆《四明志》及《永乐大典》引《宋会要》三条核心史料，参以宋代县制等级，试作考证，就教于方家。

置县背景：唐翁山县废后与北宋复县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翁山县，辖富都、安期、蓬莱三乡；大历六年（771）废于袁晁之乱，三乡改隶鄞县，称“鄞县海上三乡”。

端拱二年（989）始置富都盐场（昌国盐监），隶提举两浙盐事司，有巡检同监，但盐监无完整捕盗与判决权。

至熙宁年间，因私盐猖獗，盐监司法权不足，遂有设官之议。

熙宁六年置县：从“请置尉”到“诏创县”

据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叙县》载：“熙宁六年，用部使者言，蓬莱、安期、富都三乡，与县隔海，乃诏置尉以主斗讼、盗贼之事。已而创县，赐今名。”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亦载：“熙宁六年，部使者以蓬莱、安期、富都三乡居大海中，期会不时，请置一尉，主斗讼之事。既而创县，名为昌国。”

此处“部使者”即卢秉——《宋史·卢秉传》载其熙宁间任提举两浙盐事、提点刑狱，为王安石所荐。此处有一细节值得留意：卢秉所请者为“置一尉”，朝廷所允准者却是“创县”。由“尉”而“县”，其间必有过渡。

通常理解，既已创县，理当配备知县、县丞、主簿、县尉四职。然而，从多方史料来看，昌国县初置时并未完整配备上述职官。首任知县张懿文迟至熙宁八年（1075）方见于记载—是年“令初建学”（宝庆《四明志》）。换言之，熙宁六年至八年间，昌国县虽已立县，却无知县在任。那么，此两年间，谁在主持县政？

“以尉领县”：一个罕见现象

（一）楼钥的记载

南宋楼钥《昌国县主簿厅壁记》给出了明确答案：“初以邑小惮费，以尉兼簿领之职。”又云：“隆兴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书韩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职始分。”

“以尉兼簿领之职”，即由县尉兼任主簿，代行县政。这正是所谓“以尉领县”。

（二）“以尉领县”之罕见

宋代县制，县尉职掌“专管捕盗”，位在主簿之下，秩卑权重，但绝非县政主官。《宋史·职官志》载：“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仁宗时诏：“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可见县尉兼主簿虽有先例，但那是在不设主簿情况下的权宜之策，与“以尉领县”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兼代同僚之职，后者则是以末职行首官之权。

实际上，宋代县级“以尉领县”极为罕见。常见的情形是“以簿领县”——县不置令，由主簿代行知县事；或“以丞领县”——县丞代行县政。而由位在主簿之下的县尉领县，史籍中载录甚少。昌国县初创之际出现此例，当与“邑小惮费”的直接原因有关，但也反映出朝廷对这一海隅新县起初并未给予完整的行政建制。

（三）从“以尉领县”到知县到任

熙宁八年（1075），首任知县张懿文到任，“初建学”，标志着“以尉领县”的过渡期结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楼钥明确记载：“以尉兼簿领之职”持续至隆兴元年（1163）——“隆兴改元……奏更置武尉，而职始分。”

这又当如何理解？

此处需要辨析：“以尉兼簿”与“以尉领县”并非始终同义。熙宁八年之前，县尉兼主簿且实际主持县政，是为“以尉领县”；熙宁八年之后，知县既已到任，县尉虽仍兼主簿之职，但已不再“领县”，只是职官兼领关系尚未厘清。直到隆兴元年，韩仲通奏置专职武尉，县尉与主簿二职才正式分立，“职始分”。

昌国县令的“特殊待遇”及其变迁

宝庆《四明志·昌国县·县令》卷首有一段极重要的记载，透露出昌国县令在待遇上的特殊性，可与上述职官演变相互发明：

“熙宁置令，以涉海为难，诏得替合该磨勘，更与转一官；不该磨勘，与循一资，仍与堂除。其俸免折支，圭田过六顷，用万户令格也。元丰吏部令循资而已，犹许堂除。元祐元年闰二月八日，易以占射，后并除之。嘉定初，复许占射，自郑伯谦始也。”

此段文字看似琐碎，实则蕴含丰富信息，需逐层解读。

（一）熙宁优待之制

“熙宁置令，以涉海为难”，开篇即点明优待的原因——昌国县地处海岛，县令赴任、履职均有额外困难，非内地可比。朝廷因此给予多重优待：

其一，“得替合该磨勘，更与转一官”：任期届满后，在正常的政绩考核之外，额外晋升一级官职。宋代官员升迁有严格的“磨勘”制度，三年一迁，一阶一级，而昌国县令可得“更与转一官”，已是破格之赏。

其二，“不该磨勘，与循一资”：如县令资历尚浅、不够磨勘条件，则“循一资”（加一级衔）作为替代。

其三，“仍与堂除”：堂除即由宰相亲自任命差遣，不经吏部铨选，这在宋代中下级文官中是一种较高规格的待遇。

其四，“其俸免折支”：宋代官员俸禄部分折发实物，而昌国县令可全额领取现钱。

其五，“圭田过六顷，用万户令格也”：圭田是官员的职分田，“过六顷”超出常规。如前所述，此处“用万户令格”并非指当时昌国县已达万户，而是特批按照“望县”标准给予职分田，以补偿其“涉海为难”的额外辛苦。

（二）优待政策的变迁

优待政策其后经历了多次调整：

“元丰吏部令循资而已，犹许堂除”：元丰改制后，优待力度有所缩减，仅保留“循资”和“堂除”。

“元祐元年闰二月八日，易以占射”：哲宗元祐初年，又改为“占射”，即由官员自行选择差遣，比“堂除”待遇略低，但仍有较大选择自由度。

“后并除之”：其后优惠政策一度全部取消，昌国县令不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嘉定初，复许占射，自郑伯谦始也”：宁宗嘉定初年（1208—1210年间），优惠政策部分恢复，恢复的形式是“占射”，即自主选择差遣。据宝庆《四明志》记载，郑伯谦以宣教郎于嘉定九年（1216）到任，十一年（1218）任满，正是在郑伯谦任上恢复了这一政策。这也印证了南宋中期以后，昌国县的地位已不可忽视，朝廷于是重新给予优待。

（三）从待遇变迁看昌国县地位

昌国县令优待政策的变迁，恰与昌国县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互为表里。熙宁初置时“以涉海为难”而给予厚待，反映了朝廷对边海新县的扶持；元丰、元祐间逐步缩减优待，则意味着昌国县已非初创时的“小邑”——尽管此时昌国尚未升为望县（绍兴十三年方达万户），但已非初置时可比；嘉定初恢复优待，则是南宋中后期海上形势日益严峻、昌国县战略地位提升的结果。一条优待政策的兴废轨迹，亦是一部昌国县从“中下县”走向“望县”、从海隅小邑走向边海要地的缩影。

从职官演变看昌国县的历史地位

（一）昌国县宋代职官演变脉络

综合以上考证，昌国县自熙宁六年置县至南宋末年，职官配置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熙宁六年至八年（1073—1075），以尉领县。县尉兼主簿，实际主持县政，知县编制虽立尚未到任。此乃“邑小惮费”的权宜之策。

第二阶段：熙宁八年至隆兴元年（1075—1163），尉兼簿，知县在任。张懿文为首任知县，此后知县陆续到任，但县尉仍兼主簿之职，直至隆兴元年韩仲通奏置专职武尉，“职始分”。

第三阶段：隆兴元年至淳祐元年（1163—1241），主簿、县尉分立，县丞仍缺。知县、主簿、县尉三职各司其职，但县丞一职始终未设。

第四阶段：淳祐元年（1241）以后，添丞改尉。首次设置县丞，同时撤销独立主簿，县尉改文臣兼任主簿。

（二）几点认识

其一，昌国县初置之时，“以尉领县”虽属罕见，却并非朝廷有意为之的创制，而是“邑小惮费”的权宜之策。待知县到任后即恢复正常建制，但“尉兼簿”的制度惯性一直延续到隆兴改元，这在全国县级建制中亦不多见。

其二，县丞一职168年不设，其制度根源在于宋初县丞本不常置，须“繁剧”且户数达标方可增置。昌国县初创时未被列入“繁剧”之列，故不设县丞，正合制度本义。然而，随着盐务兴盛、户口增长，昌国县至绍兴十三年（1143）已达万户，从最低等级的“中下县”跃升为最高等级的“望县”。至南宋后期，又因“界与高丽、日本相接”的边防考量，方获准添置县丞，完成了职官制度的最后补全。这一过程，正是一个县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获得制度承认的典型标本。

其三，淳祐元年改制中“武尉改文兼主簿”一条，透露出南宋中后期文官主导地方行政的趋势日益强化，即使边海县邑亦不例外。

其四，昌国县令优待政策从熙宁创县时的“堂除”“转官”“免折支”“用万户令格”，到元丰、元祐间逐步缩减，再到嘉定初由郑伯谦恢复“占射”。这一兴废轨迹，既是朝廷对昌国县特殊地位认识的不断调整，也折射出南宋中期以后海上形势变化对地方治理的深刻影响。

（三）余论

楼钥《昌国县主簿厅壁记》所载，自熙宁初“以尉兼簿领县”至于隆兴“职始分”，勾勒出昌国县职官从权宜走向正规的演变脉络；《永乐大典》引《宋会要》所存余天锡淳祐元年奏议，则完整记录了昌国县添设县丞、武尉改文兼主簿的又一次重大制度调整；而宝庆《四明志》所载昌国县令优待政策，自熙宁创县“用万户令格”至于嘉定初郑伯谦“复许占射”，则将职官制度与地方治理的互动呈现于我们面前。三则史料，分别从制度创设、政策调整、待遇变迁三个维度，串联起昌国县职官制度从“权宜”走向“定型”的完整过程，亦折射出舟山地区在宋代的崛起轨迹。今人治舟山地方史者，于此当有会心。附：史料出处

1.楼钥《昌国县主簿厅壁记》（《攻媿集》卷五十八，武英殿聚珍版）

“初以邑小惮费，以尉兼簿领之职。隆兴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书韩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职始分。”

又载主簿厅修建始末：

“邑之未立，一尉独尊。承平民有余力，官舍壮丽，他邑无能及者。庆元二年，平阳杨君（杨正臣）既至，慨然欲一新之……鸠工于三年初夏，落成于十月之乙未。为厅三间，高广加于前数尺，阶与轩称是。”

2.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

“熙宁六年，用部使者言，蓬莱、安期、富都三乡，与县隔海，乃诏置尉以主斗讼、盗贼之事。已而创县，赐今名。”

“县令：张懿文，熙宁八年令，初建学。”

“熙宁置令，以涉海为难，诏得替合该磨勘，更与转一官；不该磨勘，与循一资，仍与堂除。其俸免折支，圭田过六顷，用万户令格也。元丰吏部令循资而已，犹许堂除。元祐元年闰二月八日，易以占射，后并除之。嘉定初，复许占射，自郑伯谦始也。”

“主簿：初置县，以簿兼尉。隆兴元年，守臣韩仲通请置武尉，乃诏卫闳中专主簿事。听事在县东，乃尉厅为之。”

“尉：熙宁六年，先令而置，凡三乡斗讼、盗贼之事得专焉。惟情状隐伏，始以属邑。已而置令，诏正兼簿。隆兴元年五月一日，易以西班，簿与之并置，而解舍、圭租皆与簿分之。”

3.《永乐大典》引《宋会要》（淳祐元年六月三日敕）

“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余天锡状：窃见昌国县界与高丽、日本相接，乃无县丞，邑事乏人分任，合置丞佐。县尉元是武人，乞觅生事，妄意添置县丞一员，却将武县尉改作文官兼主簿，庶无增员之冗，而有共理之助。六月二日。奉圣旨：并特依。内昌国县主簿，自今后作县尉兼主簿，专注文臣。今编节存留照用。”

4.元大德《昌国州图志》

“熙宁六年，部使者以蓬莱、安期、富都三乡居大海中，期会不时，请置一尉，主斗讼之事。既而创县，名为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