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神茹侯像

城隍庙照壁

舟山城隍神的最早记载可明确追溯至宋代，当时全国各县城隍神基本固定为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舟山地方志记载的城隍神“茹侯”，之前有文史工作者提出推测：舟山城隍神茹侯，应是舟山历史上首次设县时的唐代翁山县令王叔通。对此，笔者进行长期的文献史料梳理沉淀，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舟山城隍神可能是北周昌国县公茹徽之，并由之引出舟山城隍信仰与唐代之后北方茹姓南迁有关，此观点为研究唐、五代至宋代浙江人口的迁徙提供了新的思路线索。

舟山最早的“城隍”地名

《说文解字》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舟山本岛的新城很早就有“城隍头”的地名，其来源于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徐偃王筑城的历史传说。地方志记载：徐国国君徐偃王因主张仁政，不忍心让百姓卷入战争，在遭周天子征伐时，率领徐国子民举国逃亡。其中一支队伍渡海来到了当时的舟山群岛，并在今新城的城隍头一带山麓筑城居住、演兵自卫。1982年，文物部门在城隍头村毛家鸟墩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遗址，为这一历史传说提供了考古佐证。“城隍头”这个地名不仅是舟山群岛最早移民文化的烙印，也见证了舟山历史上最早的移民事件。

全国各地城隍神的来源和历史演进

城隍信仰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八蜡”祭祀中的水庸神，《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郑玄注“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此时城隍仅为守护神祇，祭祀也仅限天子，尚未世俗化。城隍信仰逐步从宫廷走向民间，文献记载最早的城隍庙，是建于孙吴赤乌二年（239）的芜湖城隍庙，标志着城隍祭祀开始普及。唐代是城隍信仰人格化的关键节点，城隍从抽象神祇转变为具体历史人物，民间开始将忠烈之士、清官廉吏奉为城隍。宋代城隍信仰全面制度化，覆盖全国府、州、县三级，形成“一邑一城隍”的稳定格局。朝廷赐庙额、封爵位，将其纳入官方祀典。南宋赵与时《宾退录》系统记载了各地城隍神姓名，书中记载当时全国各级城隍皆有明确姓名与事迹，仅三处“不得其名”，即筠州新昌祀西晋卢姓邑宰、绍兴嵊县祀陈长官、庆元昌国祀邑人茹侯，成为系统研究宋代城隍信仰的重要史料。

明代朱元璋对城隍信仰进行大一统规范，按都城、府、州、县四级册封爵位，都城为王、府为公、州为侯、县为伯，强制天下府州县建城隍庙，形制仿照各级官署，与阳间官府形成对应体系。清代沿袭明制，城隍信仰持续扎根民间，成为中国最具普遍性的民间信仰之一。各地城隍神的来历与设置，是国家权力与民间信仰互动的典型范例。

舟山建城与城隍神的最早记载

舟山行政建制始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设翁山县，为舟山首个县级行政单位，隶属明州，辖今舟山本岛及周边岛屿，县治设于河，但此时未筑城墙，城隍信仰尚未形成独立体系。因袁晁起义，大历六年（771年）翁山县废。至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舟山群岛复置县制，定名昌国县，隶属庆元府，舟山正式成为海防与海洋贸易重镇。舟山城隍神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宋代，北宋昌国县建立后，城隍庙作为官祀同步兴建，昌国城隍信仰由此正式起源，这与宋代“县必有城隍”的制度完全契合。宝庆《四明志》卷第二十《昌国县志》载：“城隍惠应庙，县南城内，世传庙神茹侯，本邑人，今茹侯村其所居也，英烈忠毅，生有殊绩，没而人祠之。”这段最早的权威文献记载文字包含明确的三个关键信息：城隍庙名惠应庙、神称茹侯、为昌国本地人士。建炎四年（1130年），宋高宗赵构避金兵南下至昌国，赐庙额“惠应”，茹侯信仰从民间祭祀上升为官方正祀。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续记载：“城隍庙，在州南，世传茹侯维庙之神，今州有茹侯村，则侯乡人也，侯英烈忠毅，至今父老能言之。”进一步印证茹侯为昌国本地人。

值得关注的是，赵与时《宾退录》将茹侯列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姓名无考”的城隍之一，这一记载极具特殊性。南宋时期，全国城隍神基本皆有明确姓名与事迹，书中三位之一的嵊州陈长官，后世考证为五代县令陈廓，有斩蛟殉民的明确事迹，因此仅剩昌国茹侯、筠州卢姓邑宰二县有姓，但名无考，凸显昌国城隍神的独特性与考证价值。昌国城隍神姓名、事迹的缺失，与“英烈忠毅，生有殊绩”的评价形成矛盾，为后世研究留下了重重疑点。

茹侯身份疑点与北方茹姓南迁的关联考证

历代地方志对昌国城隍神茹侯的记载高度一致，却始终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明确其为“昌国邑人”“英烈忠毅，生有殊绩”，是对地方有大功的贤达；另一方面，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有姓无名、无具体事迹记载，甚至正史、地方志等权威史料均无提及，这与宋代城隍神“必有史可考”的常规完全相悖，令人不得不质疑其真实身份。

（一）自宋至清，历代地方志记载的主要信息与矛盾点对茹侯的记载始终围绕四个关键词：邑人、英烈忠毅、生有殊绩、姓名无考。宋宝庆《昌国县志》记载：“世传庙神茹侯，本邑人，今茹侯村其所居也，英烈忠毅，生有殊绩。”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茹侯维庙之神，今州有茹侯村，则侯乡人也，侯英烈忠毅。”；明《舟山志》卷二《祀典》也有记载：“茹侯庙，城北隅，……尝宦于滃洲，功德及民，祀之。”这些记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确认茹侯是唐代翁山县（昌国前身）的地方官员，有德政，死后被祀为城隍，但所有文献均未提及姓名。宋代对城隍神的记载极为严谨，有功之人必录姓名，如台州屈坦、嵊州陈长官均有明确记载，唯独昌国茹侯“不得其名”，显然不符合常理。更可疑的是，民间曾流传茹侯为汉代张良（留侯）的说法，但舟山博物馆之《重建老茹侯庙碑记》记载：“茹侯者，耆旧相传本邑县人……凡江海福神皆邀覃恩封祭，茹侯非张良也。”，彻底否定外来名人附会之说。唐代翁山县仅存30多年，历任县令仅首任王叔通有简略记载，无任何茹姓官员记录，“本地茹姓贤吏”的说法无史料支撑。

（二）茹姓起源与北方鲜卑族南迁的历史背景。要解开茹侯身份之谜，需从“茹”姓起源入手。茹姓并非中原传统大姓，而是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改姓，其主要源流有二：一是北魏鲜卑族普六茹氏（又称“普陋茹氏”）汉化改姓。（北齐）魏收撰《魏书・官氏志》载：“普陋茹氏后改为茹氏”，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鲜卑复姓普六茹氏简化为单姓“茹”。北周时期，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被赐姓普六茹氏，普六茹氏成为关陇贵族主要姓氏之一，隋代后逐步南迁分散。二是柔然族（茹茹族）汉化改姓。柔然族别称茹茹，西魏时期被突厥所破，部族内迁中原，以族名为姓，简化为“茹”氏，成为茹姓重要支系。这两支茹姓均源自北方游牧民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民族融合与人口南迁，逐步向江南地区迁徙。浙江是茹姓南迁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绍兴、宁波、舟山一带均有茹姓分布。根据浙江现存的茹姓家谱其中嵊州茹姓自五代吴越国时期从北方迁来定居。昌国县境内的茹侯村、茹侯山等地名，均以“茹”命名，且在宋代已存在，宝庆《昌国县志》载昌国县有“茹侯村”，《宋史・五行志》载“明州献茹侯山石上芝草”，印证“茹侯”地名早于宋代，与茹姓南迁时间完全吻合。光绪《定海厅志》卷二十七《祠庙》记载了洞岙茹家庙“在凤凰山东”；又有芦花岙茹家庙在“摇笆门后”，庙以姓氏命名，反映了北方茹姓在舟山海岛形成了稳定聚居区。

（三）茹侯为北周至隋代昌国县公普六茹徽之的考证。结合茹姓起源、南迁历史与昌国地域背景，可作如下推测：昌国城隍茹侯，并非唐代本地无名官吏，而是北方茹姓先祖——北周至隋代昌国县开国公普六茹徽之，推测为茹氏族人将其祖先奉为城隍，形成独特的祖先信仰与城隍信仰融合形态。《新出两方〈普六如徽之墓志〉研究》中说，碑中明确记载，徽之，字庆霄，荥阳人，鲜卑族普六茹氏后裔，北周时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开国公，后进爵昌国敬公，卒后追赠海、莒、息三州刺史，谥号“敬公”。其爵位“昌国县公”，该封地昌国县为山东省古地名。公元前284年的战国时期，燕昭王因乐毅伐齐有功，封其驻守昌国城，为昌国君。秦灭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在昌国故城设昌国县（今属山东淄博市），属齐郡管辖。南朝宋武帝刘裕曾侨置昌国县于临朐（今属山东潍坊市）。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废。此地名与舟山宋代县名“昌国”完全一致，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关联点。

从姓氏演变来看，普六茹徽之作为鲜卑普六茹氏后裔，隋代后普六茹氏简化为“茹”姓，“普六茹徽之”民间简化为“茹徽之”，其爵位“公”在民间口传中简化为“侯”，最终形成“茹侯”的称谓。这一演变符合南北朝至隋唐少数民族姓氏汉化、爵位简化的规律，也解释了“茹侯”无姓名的原因：本名“徽之”被简化，仅留姓氏与爵位。

从信仰逻辑来看，五代至宋代，北方茹姓族人南迁昌国，为凝聚族群、传承先祖荣光，将本族最显赫的先祖——昌国县公普六茹徽之奉为地方保护神，依托城隍庙祭祀。因普六茹徽之爵位为“昌国县公”，与昌国县名契合，极易被当地民众接受，逐步融合为昌国城隍神。

这一信仰模式并非孤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家族将先祖奉为地方神祇的现象极为普遍，尤其是南迁士族，通过祭祀先祖强化族群认同，同时契合当地城隍信仰需求。茹氏族人将普六茹徽之奉为城隍，既满足官方“一邑一城隍”的制度要求，又实现祖先崇拜与地方信仰的融合，这也可以解释茹侯“本地邑人、英烈忠毅、姓名无考”的矛盾记载。

此外，普六茹徽之“英烈忠毅”的特质，与地方志对茹侯的评价完全吻合。墓志铭载其军功卓著，“解玉璧之围，破柏谷之鸿”，为官清正，谥号“敬”，符合城隍神“忠烈、贤良”的选任标准，这绝非巧合，而是信仰传承的直接体现。

（四）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地名印证昌国县宋代已有茹侯村、茹侯山，以“茹”命名，是茹姓族人聚居的直接证据，与普六茹氏改姓“茹”的历史对应。时间印证：普六茹徽之生活于北周至隋代，唐五代至宋代茹姓南迁昌国，随后茹侯信仰兴起，时间线完全衔接。从爵位上看，普六茹徽之封昌国县公，民间简化为“茹侯”，与城隍神“州级封侯”的明代制度（宋元已雏形）契合，解释“侯”的称谓来源。文献印证：赵与时《宾退录》载茹侯“不得其名”，恰因“茹侯”是“姓氏+爵位”的简称，而非本名，符合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后的称谓特征。从信仰上看，茹侯无具体事迹记载，因祭祀对象是南迁族人的先祖，而非本地官吏，先祖事迹未融入地方传说，仅留“英烈忠毅”的族群记忆。综上，昌国城隍茹侯身份的疑点，可通过北方茹姓南迁与先祖崇拜得到合理解答，茹侯并非唐代本地无名官吏，而是鲜卑普六茹氏后裔、北周昌国县开国公普六茹徽之，是茹氏南迁族人将其奉为城隍，形成祖先信仰与地方城隍信仰融合的独特形态。

昌国城隍茹侯的身份之谜，是中国古代城隍信仰、民族融合、人口迁徙三重历史脉络交织的缩影。通过对各地城隍设置规则、舟山建城历史、茹姓起源与南迁的考证，推测昌国城隍神并非是姓名无考的唐代本地官吏，而应是北方鲜卑族普六茹氏后裔、北周至隋代昌国县开国公普六茹徽之，是南迁茹氏族人将先祖奉为城隍的信仰产物。这一考证，既解开了《宾退录》中“仅存两位无名城隍”的历史谜团之一，也填补了舟山城隍信仰研究的空白，揭示了民族融合的鲜活见证。普六茹氏从鲜卑复姓简化为汉姓茹，从北方关陇贵族到江南海岛先民，茹侯信仰的形成，是南北朝至隋唐民族大融合的具体体现，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的深度交融。同时民间信仰的多元形态打破了“本地官吏为城隍”的常规，呈现“祖先崇拜”与“官方祀典”叠加的独特形态，丰富了中国城隍信仰的类型，说明民间信仰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对此考证也映证了中国人口迁徙的文化印记。茹侯村、茹侯山等地名，与茹姓南迁、先祖祭祀直接相关，是北方士族南迁浙东沿海的文化烙印，为研究五代至宋代浙江人口迁徙提供了新线索。

受限于史料，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为昌国城隍茹侯身份考证提供了一条思路。资料细节仍需进一步挖掘，如普六茹氏南迁舟山的具体谱系、舟山茹姓与省内、国内茹姓的族群的关联等有待更多地方志、墓志铭、族谱资料的佐证。期待后续研究者能依托新史料，深化对茹侯身份、舟山城隍信仰、浙东民族融合的研究，让这一隐藏在海岛民间的历史文化密码，绽放出更丰富的历史光彩。

作者单位为舟山市历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