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行书院增置乡试助田碑记

会试公车碑记

舟山博物馆外陈展区立有九通自乾隆至光绪年间的碑刻，其中有四通均涉及清代的景行书院。它们分别是署定海直隶厅同知阮恩元于同治三年（1864）孟冬月立《马岙大涂面官田拨充景行书院碑记》、署定海直隶厅候补同知陈乃瀚于光绪二年（1876）十月立《豁除渔涂浮收拨充景行书院碑记》、乡绅陆景佑等于道光七年（1827）八月立《景行书院增置乡试助田碑记》及定海直隶厅同知黄树藩于光绪十四年（1888）立《会试公车碑记》。前两通碑文收录于光绪《定海厅志》卷一八《学校志》，后两通碑文未载于方志，叙乡试、会试专项资助事，兹录全文并作一番考释。

一

《景行书院增置乡试助田碑记》高145厘米、阔82厘米、厚7厘米，楷书，无碑额，碑题由笔者自拟，碑文如下：

我邑僻在海外，非通国大都为贤士大夫冠盖所临，足资后学观摩砥砺。士之有志游览者，惕于风涛，每望洋而叹。即逢宾兴大典，人人念切观光，奋焉欲发。及行李戒涂，又以旅费无多，裹足不得前者，十居四五，此科名之所以未能盛也。

自缪侯燧兴立义学，置田若干亩，以资教育后九十余年，又得宋侯如林请拨马岙大涂面所辟圩田若干亩，供书院诸生膏火，景行书院之名始立。又十余年沈侯泰始详准自嘉庆二十一年以后，田息得给用。由是岁为延主讲课，生徒执经问业，彬彬乎规模粗具，而田息仅给修脯膏薪所需。于诸生应试之助，未能及也。

大总戎龚公名镇海，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镇定之四年，威德兼隆，兵民共戴念。士子寒畯者多，即有薄产之士，裁赡身家而不足为资斧计。向例义学所给，又祗在极贫者，而余悉无闻。爰慨然筹捐，命佑等置田若干亩，立有龚作人户管两本，一存县案，一交柱首，轮执经理。岁入租息，以为省试资。每年议定五月廿九日，其应给者自到院，候董事当发执照，准七月廿九日在省按照给送卷费。其有赴试在省而无执照，及有执照而不在省赴试者，均不给送，即以道光八年戊子科为首。

呜呼！吾邑自国初置县以来，即设有总镇，握重兵以控制沧溟。二百年中皋比相望，人第仰为岩疆保障而已。今大总戎政简必清，视兵民为一体，不判文武为两途。首修文庙，次建婴堂，复为置田助试。其嘉惠士林，以振兴文教，俾下邑得日增声，文物之盛，宜何如感德哉？田既置，谨为之记。

道光七年八月日董事陆景佑等公立

《会试公车碑记》高190厘米、阔71厘米、厚17.5厘米，有篆书碑额，正文楷书，磨泐严重，可辩识碑文如下：

会试公车碑记

□□□□之区□□□□西屹蛟门山东，郁乎奇雄，人文蔚为瑰丽，自来膺显秩居清要者，代不乏人。纵由钟□之□□□□□□之厚。余莅此土四载，于兹见都人士雍容翘秀，磊落英多，近科乡试领荐以去者，踵相接转。转眴应试□奋搏□□□筹于膏秣，恒费踌躇。适绅士□前年衜头保定会馆落成，拨捐制钱壹千贯交存殷绅，生息以助会试公车，酌定章程。□□者董其事，每科视会试举之多寡，以岁收息钱之盈绌照派均给。其有故不试者，弗与焉。按宾兴大典会试举人例给□□银两。是举也，于国家厚待士子常例之外，又加□□。宜乎金殿玉堂后先步武，上以副作人之雅化，下以沛嘉惠于无穷□□□也。余故乐应所请，爰酌款而劖诸石。

计开：

一是项系由保定会馆拨款制钱壹千串，交殷实绅董存典，长年八厘生息，自光绪十二年正月为始，岁收息钱以备会试。□□分分给举人公车之费，银洋照时定价制定，九九足串，不准搀和私铸。一切收付账目均归绅董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以□□侵克。该绅董亦须秉公办理，毋得滥克。

一岁收息钱自有定数，凡遇恩科，及应试人数均难预计，总视积息若干。不论家道贫富，科分后先，均于会试前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齐集景行书院，各其收领，按名给发。

一会试举人领资后，如有丁忧、患病等故，自应减半缴还。其托故不试情同滥冒，应遵照收文龙门点名各册，核销不符例者，数追缴其缴还钱文，仍归于□绅董收入存记，拨入下科，分给册内，毋稍徇情，以免混淆。

一武榜举人会试，按名□□，减半给发，不得争执。

一每届应试举□□□给发资□□日均须详缮清单，实贴书院照墙，以昭信实。

光绪十四年岁……日知定海厅事都昌黄树藩志

二

《景行书院增置乡试助田碑记》是这四通碑刻中唯一的民间碑，立碑者景行书院董事陆景佑为定海本土乡绅代表。碑文开头作者感慨定海地处偏远海岛，非交通便利的大都会，罕有贤士大夫、名流官宦来此，后学们缺少可参学、勉励的榜样。而有心外出求学者，都畏惧海上风涛，每每望洋兴叹。碑中的“宾兴大典”，是地方官专为科举考生举行的欢送仪式。对定海的秀才们来说，乡试考场是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杭州的浙江贡院，即便都跃跃欲试，可等到收拾行李将要上路时，不乏因需跨越重洋、路费不足而退缩者，这便是定海科举不盛的原因。

碑文继而回顾清代舟山的办学历史，先是康熙展复后的定海知县缪燧（1650~1716）兴立义学，置田若干以资教育。光绪《定海厅志》卷八《名宦传》载：“（缪燧）葺学宫，凿泮池，易棂星门，构正副学署……设义学，为贫子弟延师，并置田购书以资其用。”学宫（又称县学、儒学）乃官方儒学教育机构，修缮学宫为地方官员必做的本职政务；而义学（又称义塾）或由官办或官民合办，是官方倡导的教育启蒙慈善机构，来求学者不论出身，与学宫的服务对象为通过童试的生员不同。碑记道，90余年后，又有乾隆、嘉庆年间的知县宋如林拨出马岙大涂面开垦出的若干亩圩田，作为膏火田，创建景行书院。但当时只有院名，没有院舍，暂借义学授课。书院大多为官督民办的、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精英讲学机构，招生对象既有备考秀才的童生，也有将考举人的生员。光绪《定海厅志》卷一八《学校志》载：“（嘉庆）十六年，其田又被牧马租所移。二十一年，知县沈泰剀切申详，其田得仍归书院。”与碑记内容相印证。即又过了十多年，从嘉庆廿一年（1816）开始，知县沈泰争回马岙大涂面田产，将收入用于书院日常开支。自此每年聘请名师，生徒执经问业。但景行书院院舍自道光四年（1824）知县恽敷始建，直至继任知县陈从嘉才完成全部工程，于碑记中未讲，因其不是文章重点。

碑记强调田产收入只够支付老师的酬金与学生纸笔、灯油等开销，顾不上资助他们赴考的路费，于是引出定海镇总兵龚镇海之义举。碑记内容与光绪《定海厅志》卷八《名宦传》记载相符，厅志云：“定海人士应秋试者，率艰于川资，镇海为筹巨款，买公田五十余亩，以三年租息所入给乡试盘费一次。至今公田输粮，名其户曰‘龚作人’，不敢忘所自也。”碑文称，定海读书人家境贫寒者居多，就算有些薄产，也仅勉强养活家人，根本凑不出应试路费，而义学只补助极其贫困的学子。于是龚公慷慨筹款，命景行书院董事陆景佑等人购田地若干亩，专立名为“龚作人”的田产户籍文书两份：一份存放在县衙备案，一份交给书院柱首、董事，由众人轮值管理。每年的租谷收入，专作士子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之费。户名“龚作人”中的“龚”既指总兵龚镇海之姓，又与“公”同音；“作人”出典《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意为培育、造就人才，“公作人”即为公共的、用于培育科举士人的田产，立此专户，与官田、民田彻底区分，纳税独立、账目清晰，世代承袭、不可更改。碑记写明章程，每年商定在五月二十九日，符合资助条件的学子自行来景行书院，等候董事当场发放领款执照；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在省城，依执照发放应试卷费与路费。如果到了省城应试却没有执照，或是领了执照却没去省城应试，一律不予发放。此项规定从道光八年戊子科乡试开始执行。

立碑时间为道光七年八月，与每年乡试时间一致，龚镇海于道光三年升任定海镇总兵，十年因病解任。碑记最后称赞“今大总戎政简必清，视兵民为一体，不判文武为两途”，折射出海岛文武合一、军民共融、因俗而治的儒学教育特色。

三

《会试公车碑记》是四通碑中唯一有碑额者，“会试”为清代科举的中央级考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文、武两科分别由礼部、兵部主持。应试者须是各省的举人，中榜称贡士，随后再经殿试成为进士。“公车”原指汉代以公家车马接送被征召的贤良之士入京，在此特指参加会试的旅费资助。立碑者黄树藩于光绪十一年至十七年十二月（1885~1892）任定海直隶厅同知。碑文开篇黄树藩感叹在此任职四载，看到本地士子才学不凡，乡试中举者接连不断，但转眼又到会试之期，他们常为筹措路费而发愁。恰好衜头保定会馆落成，拨捐制钱一千贯，交由殷实乡绅管理利息，以作举人赴京会试的川资。根据各科赴考举人数额，以及当年所收利息多少，按人数平均发放。因故未应试者，不予发放。碑记又道，会试大典本已按朝廷礼制补贴路费银两，此举是在国家优待士子的常规之外，所增添的额外资助。

碑中的“衜头”指定海衜头，位于定海海滨公园至卫海路一带，东岳山之侧，为明清时代舟山重要港埠。民国《定海县志》册二《营缮志》载：“天后宫，在南门外，东山麓。清康熙间总兵蓝理创建，旁为八闽会馆。同治间，商民又别建福兴街，亦称保定会馆。”2004年卫海路保定会馆旧址拆迁时，曾出土一块“保定会馆界址”碑，现移至蓝理纪念馆。表明保定会馆本是福建商帮组织，他们在定海经商多年，通过资助当地学子以融入地方社会、获取声望。

碑记后半部分为川资管理使用具体章程，共计五款：

第一款，此项经费由保定会馆拨款制钱一千串，交由殷实乡绅董事存入当铺，每年按8厘获得收益。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开始，每年收取利息，会试之时分发给举人作为进京路费。银两、洋钱按照当时市价折算，必须为九九成色的足串制钱，不准掺入劣质私铸钱币。一切收支账目，均由乡绅董事自行经管，不得经手官府差役，以防克扣侵吞。该乡绅董事也须秉公办理，不得随意克扣、少发。

第二款，每年收取之利息自有固定数额，但遇加开的恩科，或试举人数难以估算之际，总体则按积存利息的多少来分配。不论举子家境贫富、应试科目先后，均应于会试前一年的十一月十一日至景行书院亲自领取，按人头发给。

第三款，应试举人领取资助后，若发生丁忧、患病等变故不能赴考，应当退还一半。若托故不考，等同冒滥领取，应依照京城会试考场的点名册进行核对注销。凡不符合规定者，追缴所领款项。缴还的钱文，仍归入该乡绅董事账下存记，留到下一科会试时，再按名单统一发放，不得徇私偏袒，以免混淆。

第四款，武科举人参加会试，按名单减半发放资助，不得争执。

第五款，向每科应试举人发放资助的日期与明细，均须详细造具清单，正式贴在景行书院的照墙上，以昭示信实。

光绪《定海厅志》卷一八《学校志》“会试宾兴”条云：“光绪拾壹年拾贰月间，知厅事黄树藩拨公款钱壹千贯存当生息，将息钱分给会试川资。”与碑记内容十分雷同，金额一致，但性质不同。光绪十一年十二月，黄树藩以厅署公款一千贯制钱存当生息，属地方官履职范围内的行政拨补，是一种救急式举措。三年间，保定会馆落成并主动拨出一千贯作为助学本银，并在章程中规定“一切收付账目均归绅董经理，不得假手胥吏。”实现财务独立，最终从年度财政依赖转为本银生息的永久性公益基金。章程虽由绅董订立，但必须官府出面立碑，才有法定效力，而能垂之久远。

《景行书院增置乡试助田碑记》和《会试公车碑记》所录章程显示，道光、光绪年间舟山乡试、会试旅费资助的发放场所皆在景行书院，可知景行书院作为清代后期舟山最大书院，是定海士子日常聚读之所。乡试、会试资助款属于社会、个人捐资形成的公益基金，并非官府拨付的官学经费，因而景行书院自然成为唯一合适的发放地点。民国《定海县志》册二《营缮志》载：“景行书院，在城中，大余桥北，小余桥南。”原址在今定海区政府东北，干大圣庙南侧，建筑已不存。

综上所论，定海僻处海中，风涛险恶，赴考之艰远超内陆。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困境，激发了地方社会更为自觉的公益行动。从道光时定海镇总兵龚镇海创设“龚作人”公田，以租息助乡试，到光绪朝由保定会馆捐款，通过存典生息的方式以济会试，二者均将一次性捐助转化为可持续的科举基金。这两通石碑不仅弥补了方志记载之缺，更从社会史视角揭示了海岛地区官、绅、商、兵多方力量如何围绕“科举公平”这一目标形成协作网络，为理解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与公益实践提供了具体而微的范例。

作者单位为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本文系2025年度舟山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