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战俘后人参观“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纪念馆　摄影　记者　张磊

海风轻拂，浪花拍礁。

5月19日至20日，东极列岛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20位“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中的英军战俘后人。

他们中，有年逾古稀的幸存者子女，也有年轻的孙辈。但无一例外，都是首次踏上东极，首次跨越时空，与亲人同处这一片海、这一片天。

他们在东极渔民营救英俘纪念碑前鞠躬默哀，敬献花束；在青浜岛种下象征友谊的黄杨树；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纪念馆，与东极渔民后代深情相拥……

84年前，东极渔民不顾日军扫射，划出小舢板46艘、来回65次，冒死救起384名英军战俘。

84年后，英军战俘后代跨海而来，继续书写那段“永不沉没的情谊”。

圆　梦

前往东极渔民营救英俘纪念碑，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上坡路。

去年刚做完心脏手术，85岁的理查德·格雷厄姆不得不走一段、停一下。但他拒绝了所有人的搀扶，坚持靠自己走完全程。

因为这里的每一步，都让他离自己书中的场景更近一步。

2024年，理查德出版了《从远东战俘营存活》一书。这是根据他朋友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书中，他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里斯本丸”营救事件。

“这样勇敢无畏的故事，必须让更多人知道。”他说。

为了写好这个故事，他花了2年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也因此知道了林阿根——当时最后一位在世的参与营救的东极渔民。他把林阿根也写进了书里。

来到纪念碑前，他迫不及待地询问林阿根的消息。“哪里是林阿根的家？”“林阿根的后代还在这里吗？”

已经85岁高龄的他，将这趟旅程称为“圆梦之旅”。“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将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伤。”因此他排除万难，亲自踏上了自己笔下的岛屿，见证那份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大爱。

站在碑前远眺，眼前就是84年前东极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那片海。

“我感到无比震撼。”海风吹乱了头发，80岁的大卫·希隆眼里满是哀伤。

他的舅舅，就长眠于这片海。“它比我想象的更宽、更广。我很难想象，舅舅在离世前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大卫说。

苏珊·唐纳利看着这片海，更是泣不成声。

“我的叔叔就是在这里遇难的。”她说，“这趟舟山行，对我和我的父亲，都意义重大。”此前许多年，苏珊甚至不知道叔叔是不是在“里斯本丸”上，家人想找都无从找起。当确认叔叔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遇难的战俘时，苏珊的父亲也已离世。“现在，我是叔叔的亲人中，唯一能来的人。”她带着全家人的牵挂，将思念寄托在东极的山海间。

纪念碑前，有人放下纪念花圈，为逝者祈祷；有人久久摩挲着定格时间的那一“水手握”，不舍得松开；有人在碑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也有人泣不成声……

中国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沈健将一张照片放在纪念碑前。照片中，已故英军幸存者丹尼斯·莫利手持《东极里斯本丸》一书，背景正是这座他生前渴望看到的纪念碑。

莫利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东极能立起一块纪念碑，纪念东极渔民的壮举，让中英友谊长存。2021年，他带着这个愿望离世，享年101岁。2024年，碑成。他的女儿维尼太太留言：“A wish came true.”

由于维尼太太年事已高，这次无法前来。沈健便带着莫利先生的照片来了，还特意将他与纪念碑合成在一张图里，替老人圆了梦。

纪念碑上，两只手紧紧地互握手腕，这种“水手握”，是海上救生最稳妥的方式。大爱无疆，海岳流芳，这一天，它见证了太多感动。

传　承

这趟舟山行，凯瑟琳每到一个地方，就给85岁的父亲布莱恩·费恩祺发去了长长的消息和照片。而一长串的交流中，父亲的回应只有一个字“哇”。

凯瑟琳读懂了父亲这个字背后的无限情绪。这并非敷衍的回答，而是他作为“里斯本丸”英军战俘后人的召集人，对舟山有着太多的感情，只能将千言万语浓缩在一个“哇”里。

凯瑟琳能想象那个画面：父亲坐在桌边，手里端着咖啡，看着跨越山海的照片，激动的眼泪从脸颊滑落，随后打出了这个字。

1960年，布莱恩参军加入米德尔赛克斯团，在部队墙上看到一幅铅笔素描——正是这次捐赠给舟山博物馆的那一幅。画的是“里斯本丸”沉没的瞬间。布莱恩很好奇：部队里为什么挂一艘沉船？于是他主动去了解了这段历史。

这是他第一次听闻“里斯本丸”事件。多年来，这段惨痛的历史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多年后，布莱恩旅居香港。在那里，他知道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东极渔民奋不顾身救援落水英军战俘的壮举。

“我必须尽我所能，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些渔民的无畏勇气。”于是，他应沈健邀请，通过举办讲座传播这段历史。接着，将该协会编著的《实录里斯本事件》一书翻译成英文。近些年，又协助制片人方励，参与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的摄制工作。

为了让更多英国人了解“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知晓东极渔民的善举，他花了许多年。

与此同时，布莱恩还主动承担起英国“里斯本丸”事件战俘后人的召集工作。这些年，他已召集了500多户家庭。2021年，他牵头在英国国家纪念林为遇难者修建纪念碑。

“我父亲平时很低调，不喜欢公开演讲。可一提到‘里斯本丸’，他就热情高涨，能滔滔不绝讲上好几个小时。”凯瑟琳说。

布莱恩非常想来舟山看一看，但由于身体不适合长途飞行，便派女儿前往。他反复叮嘱凯瑟琳：“替我去好好看看，感谢东极渔民后人。”

“东极渔民不仅直接拯救了384条生命，更间接挽救了无数后代。没有当年获救的祖辈，许多今天活着的人就不会存在。”这是父亲经常对凯瑟琳说的。

如今，凯瑟琳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为“里斯本丸”发声，让更多人看到这段历史，看到背后的爱与恩情。

在回庙子湖岛的船上，凯瑟琳再次拿起手机，拍下了和救人渔民后代梁银娣、吴小飞的合影，迫不及待地传送给父亲。

续　写

理查德则决定，回去后要将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写成新的文章，让更多英国人知道东极渔民的大爱，以及中英友谊美好的模样。

而科尔斯汀·杜根则决定，回去后将这里的一切讲给9岁和12岁的儿子听，“我希望，有一天，我的2个儿子也可以来这里，站在我亲手栽种的这棵树下，继续把这段关于勇气、牺牲、友谊、铭记与和平的故事，一代又一代讲下去。”

科尔斯汀·杜根和克里斯托弗·博奇是一对姐弟，他们的祖父约翰·博奇和叔祖父邓肯·埃德温·卡梅伦都是“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中获救的英军战俘。

当年祖父和叔祖父经历生死，回到家乡，在火车站，祖父就对前来接站的叔祖父妹妹一见钟情。于是有了后来的故事。

小时候，姐弟俩在祖父的旧铁皮盒子里，发现了一张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简报，上面讲述了东极渔民勇敢展开救援的故事。“‘里斯本丸’沉船时，是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之一，但也在这时，我们看到了非凡的人性，东极渔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前来营救。是东极渔民，让我们看到了战争中的爱与友谊。”克里斯托弗说。

于是，彼时小小的他们，对遥远的东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总会想，那一天究竟是什么样，这座岛屿又是什么样子。”科尔斯汀说。去年，他们的父亲受邀来到舟山，回去后和他们讲述了很多舟山的风景。看了很多照片后，姐弟俩对舟山产生了更多向往。

“如今，我和弟弟也踏上了这段意义非凡的旅程。要感谢舟山这么多年来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中的历史考证、史料搜集，一点一点拼凑出这段历史。才能让那些被深深改变命运的家庭，真正了解这段往事。”科尔斯汀说。

纪念碑前，东极渔民后人吴小飞和幸存英军战俘后人约瑟芬互换了围巾。回去的船上，克里斯托弗将自己代表思念的虞美人徽章赠予东极渔民后代吴布伟。他们虽然言语不通，但跨越山海和时空、深深牵绊的友谊，本就无须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