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舟山博物馆静谧的展厅里，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物静静地陈列于玻璃柜中。它们沉默不语，釉色温润的越窑青瓷盖罐、线条简朴的粉盒，却仿佛裹挟着千年前的海风与浪声。而在真实的历史时空里，这片东海之上的群岛，曾见证吴越国的战船在此巡弋，商船在此云集。一段几乎被正史笔墨疏略的东海传奇，因一部名为《太平年》的浙产重大历史题材剧，其光影再次投射于当代的视野，将沉睡于时光深处的记忆徐徐唤醒。

唐宋之间，五代更迭，十国并立，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然而，在东海之滨，以钱镠为首领的吴越政权，却凭借“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务实国策，为辖下的浙东（包括舟山群岛）、浙西及苏州，赢得70余载的相对安宁。这片土地得以免遭战火荼毒，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宛如一处精心经营的“世外桃源”。

舟山群岛，这串散落于万顷碧波中的珍珠，也正是在这段被庇护的岁月里，悄然完成了自身的历史蜕变——从一方偏远的海疆边陲，逐步演进为兼具军事防御、海上贸易与文化交融功能的关键节点。

断简残编中的沿革脉络

探讨五代时期舟山群岛的历史，首先遭遇的便是行政建制的迷雾。回溯至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廷首设翁山县，舟山始有独立的县级建制，这是群岛步入王朝系统化管理的重要标志。然而好景不长，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席卷浙东的袁晁起义波及舟山，翁山县因此被废，其地并入鄮县（今宁波一带）。此后近一个半世纪，舟山群岛的行政归属在史籍记载中变得模糊不清，仿佛沉入历史的浅滩，踪迹难觅。

后世修志者面对这段时光，似乎也显得束手无策。笔者查阅舟山历代方志，发现记载存在明显的断层与跳跃，笔锋往往从大唐直接挥洒至两宋，其间五代十国数十年的风云变幻，常被一笔轻轻抹去，留下大片的空白。《舟山市定海区志》中的表述极为简略：“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翁山县地处吴越境内。”寥寥十余字，概括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

尽管地方志语焉不详，但综合各类史料交叉印证，仍可确认舟山在五代时期确属吴越国疆域。公元907年，朱温代唐建梁，史称后梁，钱镠受封为吴越王，开府杭州。至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吴越国将明州升格为望海军，改原鄮县为鄞县。也正在此时，沉寂已久的翁山县得以复置，隶属于望海军。这一行政建制的恢复，虽在方志中记载疏阔，却无疑是舟山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标志着其被重新纳入吴越国经略东海的整体战略棋盘。

吴越水师的东方前哨

复置后的翁山县，其价值首先凸显于军事领域。舟山群岛星罗棋布，控扼长江口与杭州湾外海航道，自然成为吴越国东部海疆不可或缺的战略前哨与水师屯聚之所。

在干戈扰攘的五代十国，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对水军的建设尤为着力。其舰队建制齐全，拥有“楼船”“战棹”“飞棹”等名号，能够驰骋于江海之间。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一场经典的水战在狼山江（今江苏南通以南江面）打响。吴越王钱镠之子钱传瓘（后更名钱元瓘）亲率水师，战舰达500艘之众，与北邻强敌吴国（也称杨吴）水军展开决战。吴越军战术灵活，先以顺风扬灰、撒豆于敌舰等法扰乱对方，继而动用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猛火油”（即早期石油），以铁筒喷射，乘风纵火，终将敌军舰队焚毁大半，取得大捷。此役不仅展现了吴越水军先进的作战理念与火器应用水平，其一次性出动如此庞大规模的舰队，更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吴越国发达的造船工艺与雄厚的海上实力。史载吴越王水上巡幸时“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同样是这种盛况的生动写照。

舟山群岛不仅是舰队出击的基地，也是日常海防的支点。吴越水军常从舟山等沿海地区招募熟谙水性、精通航海的当地渔民充任水手，他们在指挥使的统辖下，定期巡弋舟山渔场乃至更广阔的东海海域，执行“御寇护渔”的双重任务。这种常态化的海上武装巡逻，既保障了沿海百姓渔业生产的安全，也有效维护了吴越国对东海航路及资源的控制权，为其拓展海上贸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武力后盾。

这段历史的影响甚至延续至北宋。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在考察地方利弊后，曾上奏朝廷强调舟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明州府鄞县之蓬莱、安期、富都三乡居大海之中，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他奏请在此重建县治，加强管理。王安石的认识，固然基于北宋当时的边防需求，但其对舟山地理价值的深刻洞察，未尝不是受到了吴越国时期成功经营东海历史实践的启发。

东海丝路的重要枢纽

和平的环境与有力的海防，为舟山带来了经济身份的跃升。吴越国时期，舟山群岛从一个僻处海隅的边地，迅速成长为连接中国大陆与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吴越国积极开展航海外交，与契丹、日本、新罗（朝鲜）等均有使者往来。《旧五代史》载，钱镠曾“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新五代史》也记载道：“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综合各类史料脉络，自魏晋南北朝至两宋，商贾从杭州出发，北上前往日本、朝鲜的海上航线，多以舟山群岛作为关键的始发港或中转锚地，吴越国时期自当延续并加强了这一传统。

电视剧《太平年》中，艺术化地再现了这样一条海上朝贡之路：日后成为吴越王的钱弘俶，为朝觐中原后晋政权，率队自杭州钱塘江启航，出杭州湾后进入甬舟海域，得到民间武装“黄龙社”护航，继而乘船北上，穿越东海、黄海，于山东莱州登陆，再转陆路抵达汴京（今开封）。这条充满冒险色彩的海陆联运路线，在历史上确有其实。舟山博物馆陈列的《遣唐使路线图》清晰显示，舟山是这条古老东亚航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及其继承者，或许正是从前代遣唐使频繁往来的航海经验中汲取智慧，才在陆路受阻的困境下，毅然开拓出这条维系与中原联系的“海上生命线”。

通过这条通道，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奉的贡品，不仅有两浙本地精致的丝织品、茶叶与越窑瓷器，更包含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奇珍异宝，如香料、象牙、珍珠等。这鲜明地揭示了吴越商人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网络中扮演着活跃的中介角色。海外贸易为吴越国带来了巨额财富。钱镠也被民间尊为“海龙王”，此称誉一方面源于其主持修建钱塘江海塘、治理水患的功绩；另一方面，也与其大力发展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及盐、铁等专营产业密不可分。史载钱镠早年曾从事盐业，深谙海上贸易与资源管理之道。

至其孙钱弘俶在位时，吴越国的海外贸易管理更趋制度化。他下令设立“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统一征收关税，并对出海商船实行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同时，组建官方水军武装，打击海盗，维护航道安全，并投注资源修缮、扩建舟山等地的沿海港口设施。在这一系列积极政策的推动下，“杭棉”的柔软、“越窑青瓷”的翠色，不仅誉满中原，更成为风靡东亚市场的名牌商品。

实物遗存是最好的见证。在舟山博物馆中，出土于马岙唐家墩、茂盛以及定海城关北门等地的五代越窑青釉瓷粉盒、荷花纹盖罐、莲瓣纹盖罐等器物，釉色清亮，造型优美，它们并非本地烧造，而是通过贸易网络自宁绍地区流通至此。这些静默的瓷器，以其跨越千年的完好身姿，证实了舟山群岛在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区域性贸易集散地的枢纽功能。

贸易的繁盛建立在成熟的航海技术之上。据《旧五代史》《四朝闻见录》等记载统计，自公元909年至960年，往返于吴越与日本之间的官方及民间商船，累计可达24次。吴越国的航海者已充分掌握东海季风与洋流规律：夏季乘西南风自舟山群岛扬帆，“横渡东中国海”，三至七日便可抵达日本九州“博多津港”；待台风季节过后，于当年秋季至次年春季，再借东北季风返航。输出的商品以佛教经卷法器、典籍、药材、锦绣织物等为大宗，这些承载着文化信息的商品，对当时日本社会的文化演进与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吴越国治下的富庶与安宁，后世文人常怀追慕。北宋文豪苏轼曾感慨：“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并赞叹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吴越国贵族孙承祐宴客时，不无自豪地夸耀：“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嘉谷，无不毕备，可谓富有小四海矣。”只言片语间，一方物产丰饶、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的东南乐土形象，跃然眼前。

佛教东传的圣地缘起

尽管正史对吴越国在舟山的具体经营记载有限，但其文化与宗教活动却在海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其中尤以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最为显著，奠定了舟山作为后世观音道场的基石。

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一位名叫慧锷的日本僧人，自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像，欲乘船渡海东归。传说舟至普陀山洋面，遭遇风浪阻隔，反复无法成行。慧锷遂悟此为观音菩萨不愿东去之兆，于是恭敬将圣像请上山，当地居民张氏舍宅供奉，建起一座小院，名“不肯去观音院”。这被视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肇始，从此，普陀山的香火绵延千载不绝。

吴越国钱氏诸王，多虔心奉佛，热衷建寺修塔，广种福田。据《舟山市定海区志》等资料记载，五代十国短短数十载，吴越国境内竟新建寺院197座，其崇佛之盛可见一斑。舟山群岛域内梵刹同样相继而起：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岱山虎斗岙建资福院（后称超果寺）；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定海建蓬莱院（即后世祖印寺前身）；后汉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建降钱院（后为隆教寺）；同期还有金塘普济寺等。

宋宝庆《四明志》中，还记载了岱山一座名为“普明院”的寺院，原称“泗洲堂”。文中提到，“钱氏忠懿王”钱弘俶曾将两座“世传阿育王所铸”的铁质小佛塔，“置（安置）”于此院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志书中提及，远道而来的高丽国使臣，在渡海入贡途中，常会在此“候风”。一座海岛寺院，竟成为国际使节往来驻泊的站点，这说明了舟山在吴越国时期海上交通线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佛教场所兼具的世俗服务功能。

钱氏与舟山的关联并未随吴越国的消亡而断绝。民国《定海县志》记载，吴越王钱镠有后裔名钱学焕者，落户于定海，其家中珍藏有世代相传的“吴越王舍利塔”。此塔高六寸，四方形，重三十五两，塔身镌刻“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己卯岁记”十九字铭文，是极为珍贵的五代佛教文物。清代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定居定海的钱氏族人，仍不忘先祖德泽，集资修建“钱王庙”，岁时祭祀钱镠。

事实上，近年来在浙江、江苏苏州多地考古发现的吴越国时期寺院遗址、佛塔、经幢、石窟造像以及传世的精美佛教造像、阿育王塔、写经等，数量众多，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无怪乎吴越国有“东南佛国”之美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钱氏王族的虔诚信仰，更彰显了吴越国在建筑、雕塑、金属铸造等手工业领域所达到的卓越高度。

被“正统”遮蔽的海岛记忆

如此一段富有生机的海岛发展史，在两宋编纂的地方志中，却近乎一片空白，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舟山市定海区志》的编修者曾指出，其中重要原因在于“持有正统观念的学者文人对这段历史抱有成见，耻于作记”。

在宋代确立并不断强化的“大一统”史观下，五代十国被视为藩镇割据、纲常紊乱的“乱世”。对于欧阳修这样秉持春秋笔法的史家而言，编纂《新五代史》时，每每论及这段历史，开篇总以一声“呜呼”的慨叹起笔，其间既含悲悯，也难掩道德上的贬抑。在这种主流叙事框架下，偏安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其具体的地方治理细节，尤其是舟山这样的“海岛蕞尔之地”的历史，自然难以进入史家关注的焦点。

现存最早的舟山地方志——宋宝庆《昌国县志》，对于翁山县在吴越时期的复置、发展等重要史实，已付之阙如。开创者既已失载，后世方志辗转因袭，致使这段历史愈加模糊不清，几成“谜案”。相关记载直至清代编纂《定海厅志》时，才有零星追述，但年月久远，早已语焉不详。史料的断层，不仅造成了舟山地方历史记忆的缺失，更使得今人试图复原吴越国对舟山群岛的海防布局、行政管理、贸易网络等诸多细节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然而，历史的贡献不会因记载的疏漏而湮灭。吴越国数十年的和平经营，为两浙地区，包括舟山群岛，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遗产。正如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在《百家讲坛》中所总结：“在两浙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把现在的浙江、苏州打造成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而且为宋朝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财富。”

有一组数据的对比尤为直观：《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元和年间，明州（辖境包含舟山）仅有4083户人家；而经过吴越国时期的休养生息与发展，至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明州户数已激增至27681户。户数的爆炸式增长，无疑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最有力的证据。舟山群岛虽无独立户数记载，但其作为明州的一部分，其人口与经济的增长轨迹，可由此推知。

影视叙事中的历史回眸

当这段被史笔疏略的往事，借由浙产热播剧《太平年》的光影艺术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尽管剧作主线集中于杭州、开封等政治中心，但舟山群岛的身影并未完全缺席。在剧中，曾有一个短暂的定格，画面标注出“东海黄龙岛（原型应为嵊泗的黄龙岛或者普陀的桃花岛）”字样。剧集以此为基点，进行了艺术虚构：塑造了一个盘踞于该岛、掌控东南沿海贸易命脉的民间武装集团“黄龙社”。该组织与吴越王室关系匪浅，不仅在经济上合作，更在暗中承担着保护钱氏家族的秘密使命。剧中设定，“黄龙社”的大东主俞大娘子，是吴越国三王子钱弘侑的生母；而她让自己的女儿孙太真（历史上钱弘俶的王妃，封号“贤德顺穆夫人”）常伴钱弘俶左右，最终辅佐其成就大业。

这一虚构情节，虽非信史，却与吴越国“向海而兴”的核心战略深度契合。吴越国自立国之初，便始终面临北方吴国（及后继的南唐）强大的陆上军事压力。正是在这种陆路受困、强敌环伺的生存危机中，以钱氏为首的统治集团，毅然将发展的目光投向浩瀚的东方海洋。他们通过建造舟师、开拓航路、发展贸易，在海洋中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资源。舟山群岛，作为吴越国面向海洋最前沿的基地与跳板，在这一根本性的国家战略中，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太平年》对“黄龙社”及其海洋背景的虚构，恰恰以艺术的方式，凸显和呼应了这段真实的历史脉络。

舟山群岛，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了吴越国如何从一个依托钱塘江畔的小镇发展起来的政权，凭借对海洋的深刻理解与大胆开拓，逐步构建起强大的水军、繁荣的贸易和独特的海洋文化。它更见证了，在天下分合的历史关口，吴越国的统治者如何以一种超越军事征服的智慧与胸襟，为了苍生免于涂炭，最终将治下土地和平归入大一统的版图。

这段一度被正统史家方志所“隐匿”的海岛往事，在今人的重新发现与阐释中，正逐渐拂去尘埃，显露出其本有的光泽。笔者认为，它向我们昭示的，不仅是一个地方政权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更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珍视和平、造福百姓的深远智慧。这种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勇气，与追求和平统一、避免生灵涂炭的理性，穿越千年的时光波涛，依然闪耀着令人深思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