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舟山志》关于演武厅的记载

在舟山博物馆外的展陈区，立有一通清乾隆年间的残碑，文字虽亦有漫漶，然其承载的史料价值，在舟山现存军事类碑志中颇为罕见。碑文由时任定海镇总官兵陈鸣夏撰写，详述演武厅重建始末，于舟山历代方志均未著录。此碑以演武厅为主线，串联起洪武迁界徙民、永乐建寨抗倭、嘉靖海氛不靖、康熙展界复疆等舟山数百年间的海防大事。尤为可贵的是，碑末详列参与立石的游击、守备、候补守备等中下级武官姓名及职衔，多可与方志、档案相互印证。笔者兹就碑文试作一番考释，以期引起学者们的更多关注。

一

“重建定海演武厅碑”立于舟山博物馆外，残高107厘米，阔85厘米，厚11.5厘米，撰者为定海镇总兵陈鸣夏，立于乾隆十三年（1749）十二月，叙演武厅重建事。可识读碑文如下：

（上缺）为浙直之门户，防御之要冲，所系较内地尤重。我（上缺）地东南锁钥，移设重镇以御非常，则凡振扬威武，春秋简阅之有演武厅，世诚□□者（上缺）元厅之兴废无考，已有明信国迁徙时，鞠为茂草，永乐初始建城外西南二里。又因葬（上缺）倭寇之作，荡然无存。隆庆而后重建，则指挥王承恩；再新，则参将徐正。未几，海氛不靖，当（上缺）民画表为限，厅遂以废。越后，海不波扬，民归故土。康熙二十有七年，首镇黄（上缺）草创，亦聊以蔽风，日具观瞻也。历年久，海飓无常，又地势洼下，岁岁修葺，日就倾圯，□久有（上缺）所出不果。

余以乙丑莅兹土，瞻视栋宇，几不可支。日久筹划，更遭丁卯秋潮，夜□墙（上缺）心，咸以截半随粮，先公后私，毅然请新建。遂填土高若干尺，鸠材庀工，前为堂，后为室，高其（上缺）面，易砖地甃石，皆前此所未有也。计材用，千有余金，而动于帑者十之七，踰年而落成，蔚然壮丽（上缺）以也。

余因是喟然兴叹曰：“夫崇象立威，所以扬声灵于海上，靖不轨于未萌也。今（上缺）域东南海防实惓惓焉。凡我外海大小臣工，奉涣号守四封，当益励精，以承庥德。诗有（上缺）沾湛恩之汪濊，矢瞻就于万生，以无忝靖共之义。余与诸员弁有共勖焉。”是为记。

地方总镇都督府加一级记录一次陈鸣夏题撰

本标前营游击张廷献　李大伦　魏宗圣

中军守备马良宽　沈必兴　杨宗雯暨千把总等

督工候补守备唐绍皋　郁士麟等

（上缺）次戊辰季冬月榖旦

二

演武厅，又称阅武厅、演武亭、演武台，是古代官兵操练、比武、校阅及举行军事仪典的厅堂式场所。舟山历代方志皆未录此碑，光绪《定海厅志》卷十九《军政志》载：“永乐初，建演武亭于城外西南二里，以时简阅，日久废弛，所存旗军，皆有名无实。”民国《定海县志》卷二《营缮志·公署》载：“大教场演武台：明永乐初，于城外西南二里置演武亭，以时简阅。隆庆改元，指挥王承恩重建；万历初，参将徐正又增新堂宇，筑垒围三百八十余丈，门曰‘振扬威武’。清康熙二十七年，总兵黄大来即旧基重建。自道光二十年兵燹毁坏后，善后局重建”“占地：正厅五间，左右廊屋六间，鼓亭两座，旗台一座，屏墙长六丈五尺”，并注明“今为模范水产工厂”。1916年创办的模范水产工厂，即后来的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1950年舟山解放后整体并入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便是上海海洋大学前身。可知，演武厅位于今定海环城西路，至近代一直保留“大校场”地名。

碑文前半部分所叙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总兵黄大来草创的演武厅沿革，与方志记载一致，而方志未载紧接着由陈鸣夏所主持的这场大修。碑文道，乾隆十年（1745）陈鸣夏任定海镇总兵，视察演武厅时“瞻视栋宇，几不可支”，更为严重的是遭遇乾隆十二年（1747）的秋潮，导致墙体坍塌过半，建筑已处于危殆状态。面对此况，众将士纷纷赞同将粮赋截留半数作为重建经费，先公后私，工程启动。先填土垫高地基数尺，再鸠材庀工，前建厅堂，后造屋舍，加高台阶，将原本砖铺地面改作以石头砌筑，皆是前所未有之举。总耗资千有余金，十分之七为官库银两，第二年才竣工。

面对宏伟壮丽的演武厅，陈鸣夏感叹道：“营造崇高建筑以树立威严，是为在海上扬我声势，在动乱未萌之时就将其平息。我时刻谨记东南海防大业，凡我文武臣僚，尊奉朝廷号令守卫外海边境，当更加振奋精神以接受上天福佑。我承受了如汪洋般深厚的恩泽，立誓要亲近归附于万民，才对得起这份忠诚尽责的道义。我与众将士僚属共勉。”

碑文撰者陈鸣夏的实职为“地方总镇都督府”，即清代正二品的绿营高级统将——总兵官，负责定海军事防务。“加一级记录”是因其政绩优良，在正二品官职基础上被奖励再加一级。陈鸣夏（1695~1758），字雷若，福建惠安人，雍正、乾隆时期著名武将。他自乾隆十年至二十年（1745~1755）担任定海镇总兵十年，勤练水师，日夜巡防，备御海寇。清代奏折档案中可见陈鸣夏任职间遣返日本漂流民、处理荷兰船通商事。后又调任江南提督、广东提督，官至从一品。

最后还有参与立碑的各级军将名单，首列本标前营游击张廷献、李大伦、魏宗圣。“本标”为总兵陈鸣夏麾下直属部队，“前营”为其编制，共分中、左、右、前、后五营，“游击”为前营的统领官，品级为从三品，管辖数百名不等的兵丁。乾隆《象山县志》卷六《军政》载昌石水师营正四品都司名单有张廷献，黄岩人，乾隆五年任；魏宗圣，永嘉人，乾隆八年任。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李大伦于乾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始任定海镇标前营游击。

次列中军守备马良宽、沈必兴、杨宗雯暨千把总等，“守备”是营一级的统兵官，正五品，管理营务、粮饷；“中军”指除守备的本职外，还担任同时兼任总兵的副官长，负责“本标”的日常事务协调，即参与了演武厅重建的具体管理工作。马良宽生平待考，沈必兴在道光《巢县志》卷十二《人物》中有略传：“雍正壬子武举，挑选营千总，分发浙江，补水师营提标守备，署温州营游击。南巡盛典叙功，授定海营游击。洋船出入，黠者因缘为奸，民病之。必兴严稽查，无挠法者。升乍浦营参将。”杨宗雯见于光绪《定海厅志》卷六《职官表》：“乾隆九年任右营守备。”“千把总”是守备的下级，千总为正六品，把总为正七品，未在碑上列名。

人名落款最后一列是督工候补守备唐绍皋、郁士麟等。“候补守备”为尚未有实际统兵职位的候补武官，因相关才能，两人被委任此次演武厅重建工程的监督主管。光绪《玉环厅志》卷九《职官》载唐绍皋担任“左营守备”。郁士麟见于民国《临海县志》卷十《武宦题名》：“宁波人，乾隆十八年任中营守备。”

三

根据碑文，定海演武厅在元代之兴废无考。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先于舟山设置昌国卫，驻兵防守。信国公汤和认为舟山孤悬海外，奏请废昌国县，徙民于内地，迁昌国卫于象山。舟山海防由驻地镇海的定海卫接管，只设舟山中中千户和舟山中左千户两个千户所。千户所级别较低，难以承担大型水师操练和海上战斗任务，但为何在永乐初年，朝廷要在舟山城外西南二里建造一座演武厅呢？笔者认为这必定与当时的海防形势有关。

据《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二年，倭寇劫掠浙江穿山千户所，又于“大榭、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诸处登岸，杀掠军民”；永乐七年正月，“倭寇犯东海千户所，退依鹰游山”；永乐八年，“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户所，杀伤军民，劫掠人口及军器粮储”；永乐十一年正月，“倭贼三千余人寇昌国卫爵溪千户所，攻城”。可知，永乐朝倭寇来袭远比洪武朝频繁，且改变以往游击式的袭扰方式，而正面进攻沿海卫所，定海千户所便直接被敌攻破。元末明初之时，倭寇主要袭击山东、辽东等北方沿海，而至永乐朝，倭寇多出现在以浙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同时，永乐三年郑和下西洋，浙东沿海是重要起航点与补给站，需要强大的水师保障航道安全，使明成祖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强化东南海防之措施。重中之重，莫过于将沈家门水寨打造为浙东沿海最重要的水师基地之一。《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二载：“永乐间，内官使海外回，请调集官军，驾使海船，于沈家门立水寨守备。”《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六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一千一百八十艘。”“九年十月，命浙江临山、观海、定海、宁波、昌国等卫造海船四十八艘。”“永乐七年，移置海船于沈家门水寨。”永乐间，舟山地区的军事建制基本沿袭洪武旧制，但通过设立水寨、集中海船等措施，强化了对这一区域的直接控制。于是，在舟山城外设演武厅，作为水师、驻军操练和春秋检阅场所，便是当务之急。

那么在当时昌国撤县，舟山没有独立县制的情况下，演武厅是由哪一级行政单位来管辖的呢？作为浙江沿海军事设施的一部分，演武厅的修建、改建需上报浙江都指挥使司批准。永乐初大规模建造海船、设立水寨等举措，均出自浙江都司的部署。明代沿海设有备倭都司，专门负责海防战备。永乐年间，备倭都司有权调动各卫所水师进行会操。沈家门水寨设立后，舟山成为水师会操的重要地点，演武厅可用于备倭都司主持的春秋两季大阅。当然，永乐年间舟山没有卫级建制，驻军主要是定海卫管辖的两个千户所，因此演武厅作为操练场所，日常的操练、校阅管理，应归属于定海卫，由卫指挥使司和千户所的千把总负责。天启《舟山志》卷一《兵防》载“隆庆三年（1569），参将梅魁请于部院，议将二所精壮丁余五百名，设把总官而驭；以五哨官，月于三、六、九操习兵器，四时交会”，可为证。

既然明初舟山的千户所配置了演武厅，那么昌国卫与定海卫也必有此军事设施。乾隆《象山县志》卷六《军政》载：昌国卫“旗纛有庙，演武有场，军器有局，仓庾有所”。即具备旗纛庙、演武场、军器局与仓廒，不过关于演武场沿革、规模的具体史料不足。昌国卫于顺治三年（1646）被废撤改为昌石营，乾隆年间建舟山演武厅的游击张廷献、魏宗圣曾任昌石营都司。

定海卫演武场的资料较为丰富，光绪《镇海县志》卷五《公所》载：“在县治东北鼓楼北。旧系卫指挥署，万历二年改为总镇府。康熙二十六年，总兵移驻舟山，署即颓废。雍正三年，参将吕瑞麟详改教场。”卷三十四《古迹》又附王鹤迁《请复教场旧址议》称：“康熙初，总兵黄大来奉命移镇舟山，后立舟山为定海，而锡本邑以今名……自是故址颓垣，鞠为茂草……雍正三年，参戎吕瑞麟详请移教场于是区，爰建演武厅及旗台，一时改观。”这两段文献正与“重建定海演武厅碑”所云“康熙二十有七年，首镇黄（中缺）草创”相呼应，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收复台湾，移定海镇总兵于舟山，以防外海侵扰，黄大来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舟山镇总兵。舟山正式成为浙东海防的新中心后，清廷于镇海仅留参将驻守，原总镇府署随即颓废，雍正三年后建演武厅，其规模已不如舟山的了。

综上所述，“重建定海演武厅碑”碑体之规模，叙海防设施建制之详尽，属舟山军事类碑志之代表。与《平倭港碑》纪功、《新建三忠祠碑记》褒忠、《定远炮台碑》标名相较，侧重各有不同。此碑以演武厅为核心线索，梳理出一条贯穿明初汤和徙民、永乐建厅、隆庆重建，直至清初康熙展复、乾隆大修的数百年舟山海防兴废脉络。碑中涉及诸多军事将领与官职体系，可与方志、档案相互印证，是研究明清海防制度与舟山军事地理变迁不可多得的实物，在舟山军事类碑志中自有其独特分量。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