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古居士刘承干的题刻“海岸孤绝处”

沈焜在南天门的题刻

明万历年间希古居士吴同春在泰山的题刻“海日奇观“

普陀山南山屿一角

普陀山南天门景区，环龙桥南侧的苍岩之上，“海岸孤绝处”五个字静立百年。摩崖高2.60米，宽1.10米，字径约0.3米，笔力沉厚圆润，洒脱自如。落款仅“庚申季夏希古居士题”数字，看似寻常，却也留下一桩悬案：题刻者“希古居士”究竟是谁？石刻的题刻时间“庚申年”，是民国九年（1920），抑或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探究这一处摩崖石刻的故事，可以窥见一场被岁月轻掩的江南文人海上雅集，其实就藏在石刻、诗文、地名与掌故之间。拨开迷雾，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方摩崖书法，更是民国初年江浙名士泛舟东海、畅游普陀、挥毫留题的文坛佳话。

“海岸孤绝处”并非文人一时兴到之语，而是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的千年定称，其文脉源远流长。

南宋张津等纂修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昌国县》记载：“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山后有一小寺，曰观音。按：释典所载，观音住宝陀山，在海岸孤绝处，即其所也。”

宋僧志磐所撰的《佛祖统纪》亦云：“补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东南水道六百里，即《华严》所谓南海岸孤绝处，有山名补怛落迦，观音菩萨住其中也。”可知“海岸孤绝处”一语，本出佛教经典，后成为普陀山最具标识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海岸孤绝处”作为普陀山的代名词，不仅载于志书，文人的诗歌中也常将观音的居住地称作“海岸孤绝处”。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观世音赞》中亦有吟咏：“圣慈悲愿观自在，海岸孤绝补陀岩。贯花缨络普庄严，度生如幻现微笑。”

最早将“海岸孤绝处”题于普陀山寺院的是宋代高僧、曹洞宗代表人物真歇清了禅师。南宋绍兴元年（1131），真歇禅师自江苏仪征长芦寺南游，经明州（今宁波），浮海至普陀，筑庵于宝陀寺后山，题额“海岸孤绝处”。他奏请朝廷将宝陀寺“易律为禅”，为营造佛国净土，动员山民搬离，使普陀山成为无渔户居住的清净佛地。

数百年后，这一典故被“希古居士”镌之岩壁，成为海天佛国的又一个人文注脚。

“海岸孤绝处”摩崖石刻的题刻者是一个谜。这个谜团未解，又引出题刻时间的疑问，“庚申年”到底是哪一年？

已故文史学者王连胜曾编纂《普陀洛迦山志》《普陀山大辞典》，其在书中认为摩崖石刻的“庚申年”为民国九年（1920），但未考证出“希古居士”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庚申年”上推至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认为题刻者是明代文人吴同春。吴同春（1544—？），号希古居士，河南固始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广德知州、山东学道等职，喜游历，多题刻，在泰山、安徽一带留有书迹。因号“希古居士”相合，有研究者便将“海岸孤绝处”摩崖石刻归其名下。

但这一说法存在诸多疑点。“海岸孤绝处”石刻位于普陀山东南侧的南山屿。明代万历年间，南山屿与普陀山主岛之间尚未建桥，出入不便，人迹罕至，并非文人登临题咏之地。直至清代康熙年间，定海镇总兵蓝理修建环龙桥（又称蓝桥），将南山屿与普陀山主岛相连，并营建大观篷，南山屿的南天门才真正成为普陀山一景，摩崖题刻也随之增多。因此，明代万历年间的文人，一般不可能在这样一处偏僻未通之地留下摩崖石刻。

同时，在书法风格上，“海岸孤绝处”也不似吴同春的手笔。吴同春在泰山留题的“海日奇观”石刻，字体雄厚古朴，风格独特，不落俗套；而“海岸孤绝处”题字则洒脱而略显规整，二者风格迥然不同。

可见，吴同春虽号“希古居士”，却并非普陀山“海岸孤绝处”的题字者。

破解考证难题，真正的突破口往往不在远求，而在近旁。旧时文人出游，多是数人同行，有时会各自留下石刻。“海岸孤绝处”石刻周边，是否另有“庚申年”的石刻可作佐证？

就在“海岸孤绝处”石刻数十米外，另有一方小型摩崖，高约0.62米，宽约0.68米，刻有一首五言诗：

策杖南山巅，萝磴何纡折。

乱峰簇一隅，海岸叹孤绝。

上有龙眼泉，下有鲛鱼窟。

慈悲渡众生，飞梁即宝筏。

落款清晰：庚申石门沈焜。庚申年即1920年。石门沈焜，即嘉兴桐乡文人沈焜，字醉愚，一字醉宜，清末秀才，工诗，著有《醉吟仙馆诗集》《一浮沤斋诗钞》等。他早年曾任盛宣怀家塾教师，后被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干聘为书记员，追随三十余年，几乎形影不离。刘承干出游，沈焜常随侍左右，既司笔墨记录，亦为诗酒唱和之友。

此石刻诗中有“海岸叹孤绝”之句，与“海岸孤绝处”摩崖石刻同地、同时、同题，显然是同游所作。旧时文人结伴出行，往往一人题大字，一人工吟咏，互为映衬，成一段雅事。那么，这位落款“希古居士”的题字者，会不会就是沈焜终身追随的主人——刘承干？

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号嘉业老人，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孙，刘锦藻之子，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私家藏书大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候补内务府卿衔。辛亥前夕，社会动乱，书香巨户的大量古籍流散，刘承干不惜巨资，广为收集。他一生以藏书、刻书为志，倾巨资搜求典籍，并聘请一代鸿儒缪荃孙主持刻书工作、编纂藏书目录，于1920至1924年间建成嘉业堂藏书楼，藏书近六十万卷，其中不乏宋元明清的善本孤本，声震海内外。新中国成立后，刘承干将藏书捐献给浙江图书馆，藏书楼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一处书库。如今，“嘉业堂藏书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自称“希古居士”，绝非偶然，而是有明确出处。

嘉业堂藏书楼二楼正厅，名曰“希古楼”。刘承干所编《希古楼钟鼎款识》等书，亦以“希古”为名。嘉业堂藏书楼二楼回廊的铁栏杆上，还有多处篆书花饰造型的“希古”字形，为建筑设计的原构；二楼的窗棂木雕，亦刻“希古”篆字，与栏杆设计统一，至今仍保持原貌。

“希古”二字，源自清末帝溥仪的赐额。1914年，刘承干为光绪皇陵植树捐巨资，获溥仪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遂以“嘉业”名其堂。1917年，他手抄《纶旋金鉴》七卷进呈溥仪，得赏“抗心希古”匾额。“抗心希古”，语出三国嵇康的《幽愤诗》，诗云：“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抗”通“亢”，意为高尚。题额“抗心希古”，意在激励、表彰刘承干崇古尚贤、坚守文脉、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境界。刘承干为晚清遗民，深以皇家赐字为荣，遂以“希古”名楼，其自号“希古居士”，便顺理成章。这一不常使用的别号，落款于普陀山的摩崖石刻上，甚显难得。

普陀山南山屿“海岸孤绝处”石刻为刘承干手笔，在史料中亦有明确记载。1920年夏，刘承干与沈焜等人同游普陀山，沈焜作数首诗歌，其友周庆云酬和题咏。周庆云亦是南浔巨商，与刘承干、沈焜、吴昌硕等人共结淞社，诗词唱和，也曾畅游普陀名胜。周庆云在所编《晨风庐唱和诗存续集》卷四中，收有《和醉愚法华洞题句》一诗：

海岸真孤绝，（作者按：翰怡在南山题摩崖“海岸孤绝处”五字。）古佛藏岩洞。

低眉总无言，一任邹鲁哄。

净域钵生莲，飞尘天外送。

寒谷不生春，菩提倘可种。

我昔登法华，愁听鹦鹉哢。

天性出世离，何有子侍从。

无人况无我，不知梦是梦。

庾信铭佛龛，空有思亲供。（作者按：予游法华洞，有童僧与其父同日出家，故云。）

这首诗记述的是沈焜与刘承干的普陀之行，诗题中的“醉愚”即沈焜的字。诗中注语“翰怡在南山题摩崖‘海岸孤绝处’五字”，铁证如山，证实南山屿上的摩崖石刻“海岸孤绝处”为刘承干所题，翰怡正是刘承干的别号。

古人撰文题诗，往往不指名道姓，而喜用字号。民国庚申年（1920），沈焜与刘承干等人同游普陀山，沈焜另有《佛顶山观日出呈翰怡京卿》诗：

珊瑚倒映海天赤，倏忽青红转黄白。

霞光万道破空来，一扫人间蒙翳积。

还我光明旧日天，廓然万里无风烟。

魑魅惊逃没荒谷，鱼龙驯伏藏深渊。

海波动荡气所吸，草木欣欣有荣色。

万物资生尽向阳，不则便成黑暗劫。

忆我曾登日观峰，青齐九点烟濛濛。

愿得扶持仗佛力，一轮杲杲常当空。

诗题中的“翰怡京卿”即刘承干。刘承干在宣统年间曾因赈灾捐银三万余两，获四品京堂虚衔，江南文坛故老多尊称其为“刘京卿”，简称“京卿”。

刘承干、沈焜等一行放舟普陀，在海天佛国足足住了近二十天，足迹所至甚广，为何偏偏选择南山屿南天门，留下“海岸孤绝处”与“南天门题诗”两通题刻？答案藏于山水之间，亦存于人心之中。

南山屿，顾名思义为一处岛屿，位于普陀山东南端，海拔17.1米，孤悬岛南，四周礁石矗峙，面朝浩渺莲花洋，与主山仅隔一座环龙桥（又名蓝桥），桥下潮来潮往，海水涌动。沿路绿荫掩映，依山濒海，桥路相接，曲折有致，风光隽秀。南山屿的核心景点大观篷入口处有双岩对峙，故名南天门。这里不似佛顶山高峻，不似前寺香火鼎盛，却自有一番清幽绝尘之致：临海危岩，潮声朝夕相和，海风拂面，视野开阔，且游人稀至，格外静谧。一桥之外，是人间烟火；一桥之内，尽是山海禅心。

此地之静，正合“孤绝”之境；此地之景，正合“海岸”之名。游迹至此，熟读志书的刘承干便联想起“海岸孤绝处”的典故。对刘承干而言，这里不是喧闹的礼佛打卡点，而是可凝神寄意、与古人心神相接的精神角落。站在此处，望沧海茫茫，念古今悠悠，其于乱世中守书藏籍、抗心希古的抱负，与眼前山海孤绝之景浑然合一。

对沈焜而言，“策杖南山巅，萝磴何纡折”，写的正是这里的山路曲折、石径幽深。在这安静孤绝之处，与知己同游，观海题诗，刻石留痕，既是纪游，亦是抒怀。

可以说，并非文人勉强择此留题，而是南天门的山海，本就静待这五个字；而“海岸孤绝处”五个字，也唯有落在此地，才名副其实。

古代的大运河，是联结江南文人与普陀的纽带。自宋代以来，江南各地民众梯山航海，朝礼普陀名胜，皆走大运河航线，再经宁波渡海至普陀山。大运河千年流淌，朝山进香的习俗也代代相袭。民国初年，杭嘉湖与苏南一带的世家巨族与文人雅士，也多与普陀山结下深厚因缘。周庆云、刘承干、沈焜、王一亭等人，屡屡联袂前来，观海登山，赋诗题刻，为海天佛国留下大量人文印记。

南浔巨商周庆云可谓普陀山的“铁杆文友”。宣统二年前后，他为朝阳洞题“梧冈”二字；1918年六月，他遍游普陀诸景，撰写游记，赋诗二十余首，编成《海岸梵音》一卷。宣统二年（1910），周庆云的二兄周庆森与岱山名士汤浚等人同游普陀，题刻“朝阳洞”三字，并附长诗纪游。

嘉兴文人沈焜则以诗相随，每游必有作。1920年他随刘承干游普陀，自南山至佛顶山，多有吟咏，既纪山海之胜，亦抒知己之情，诗中“海岸叹孤绝”“呈翰怡京卿”等句，皆成为今日考证“希古居士”的重要佐证。

而刘承干，以一代藏书巨子的身份，在山海之间留下“海岸孤绝处”五个大字，更成绝唱。他一生坐拥书城，校书不倦，在世事纷扰之中，以藏书守护文脉，恰如这普陀山一岛：四面沧海，孤峙海中，却自有天地，自存光华。

石上春秋，百年墨香。

潮起潮落，百年一瞬。

今日再至普陀山南山屿，环龙桥侧，巨石之上，“海岸孤绝处”五字朱红醒目，圆润沉厚，静对莲花洋。这方石刻，上接宋志经典，中继禅宗心印，下承民国江南文人风雅。它书的是山海地理，记的是文人雅士的一段佳话，藏的是江南民众的普陀情缘，彰的是一种沉静的人格。

南山依旧，孤绝依旧，文人风骨与笔墨馨香，亦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