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马岙出土的大陶尊舟山博物馆藏品部提供

（图3）马岙唐家墩出土的印纹硬陶　贝武权　摄

（图4）临城金鸡山遗址出土的硬陶片　朱雪菲　摄

（图2）金塘庵跟岙遗址出土的水波纹陶片　王帅　绘

它器形硕大，线条流畅，比例匀称，造型庄重而不失优雅。又因为别具一格的“S”形贴塑装饰，寄予其自然崇拜、生命象征及宗教功能。它透过长江、黄河以及东南沿海早期贸易网络，以盐为媒，双向奔赴串联起史前舟山生业模式、文明交流乃至精神世界，在烙下深深的商文化印记的同时也奉献了本地创造。它既融入“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也为中华“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提供了重要补充。它是谁？它就是定海马岙出土的大陶尊，中国智造，唯其独尊。

大陶尊形制特征与功能推测

定海马岙五四窑厂出土的大陶尊（见图1），胎体致密坚硬，叩击有金石之音，系软陶过渡到原始瓷器的中间形态——印纹硬陶。本尊器身灰色素面，隐见胎体加固时留下的痕迹。其高硬度胎质与拍印技术为后续青瓷烧制奠定基础，印证了“陶器—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的南方技术链。尤其重要的是，本尊宛如中原早商原始瓷尊的造型，以及别具一格的“S”形贴塑装饰，在南方印纹硬陶家族中极其罕见，唯其独尊。

本尊敞口，高领，束颈，溜肩，鼓腹斜收及底，底呈圜形。通高51厘米，口径26厘米。肩领部位均匀安装阔扁形四鋬（系），既衔接肩、领，保护颈部免遭折损，又便于绳索捆扎搬运。在装饰方面，本尊口沿内壁贴塑横向“S”形泥条，呈环状缀连两周；四鋬贴塑纵向“S”形泥条（个别略有倾斜，有反“S”形），并排四列；领部内有转轮痕、外刻划弦纹。四鋬“S”形贴塑将器身自然过渡至口沿，在层层波浪状（弦纹）衬托下，显得灵动十足，令人遐思无限。整器线条流畅，比例匀称，造型庄重而不失优雅。现为舟山博物馆馆藏二级珍贵文物。

本尊圜底设计有何特殊用意？这是破解该器功能用途的关键所在。考古资料表明，此类器物的圜底设计是区分盛器还是烧煮器的主要标志。圜底设计能有效增大受热面积，使热量分布更均匀，显著提升烧煮效率。例如，马家浜文化中的陶釜采用圜底后，搭配火膛使用可缩短食物煮熟时间，类似现代火锅的原理。又如，衢山岛孙家山“陶臼”和大榭遗址“陶缸”，底部常常残留烧烤或草木灰痕迹，其圜底结构适合直接置于火膛上加热，学界判定其用于煎煮卤水制盐。

众所周知，印纹硬陶本身耐高温，适合炊煮用途。在炊煮过程中，若底部受热温度在800℃以上，陶器胎体内的铁元素在氧化气氛中易形成红色的三氧化二铁。本尊圜底局部呈砖红色，显见存在二次烧烤。由于本尊宽肩束颈，有别于上引“陶臼”和“陶缸”，不利于水分蒸发扩散，故推测其可能用于卤水预热，类同于旧时镶嵌在土灶台中的烫锅，利用灶膛余热宜于温水。然而，实用的生产器具通常没有必要进行繁缛的艺术装饰。本尊不吝繁杂，密密匝匝盘绕“S”形泥条贴塑于鋬于口，装饰精致得体，应该超越了器皿的实用性而别有用意。

大“S”载体与文化寓意

“S”形泥条贴塑工艺是一种通过将泥条盘绕成特定形态并粘附于器物表面的装饰技法，其核心在于利用泥条的柔韧性和可塑性形成流畅的立体造型。其操作步骤通常如下：首先是泥条制备。需将黏土搓成粗细均匀的泥条，要求含水量适中以保证可塑性。泥条末端常收尖处理，便于自然过渡与贴塑成形；其次是盘绕粘接。将泥条按“S”形路径盘绕于器物表面，通过指压或塑刀调整弧度与厚度，确保泥条紧密黏合于坯体；最后是加固处理。粘接处需涂抹泥浆以增强附着力，并用塑刀压实，防止开裂。

“S”形符号化原型可以追溯到涡纹与漩纹。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圆”为框架、以“漩”为核心的漩涡纹符号已成型。这种符号可能源于对水流、火焰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其回漩盘绕形态与“S”形曲线高度契合。有报告称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云雷纹常采用“S”形构图，陶工可能受此启发，实现印纹硬陶纹饰的立体化表达。例如，安徽孙家城遗址第29号灰坑年代落在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之间，部分陶器具有明显的西周早期特征。报告作者将横向或纵向的“S”形纹作为区分晚商、西周的划界标准。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横向或纵向的“S”形纹饰是云雷纹的一种，在商代长江中游、皖西南一带、鄱阳湖地区非常流行，夏商时期的中原也不鲜见。我们认同后者的观点。

检阅考古标本，密集装饰“S”形纹、与本尊可资比较的是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晚商的印纹硬陶杯。该器使用特制的戳子，在坯体上拍印出双线反“S”形阴纹，两条阴线之间夹一条阳线，形成凸起的立体装饰效果。然而就工艺来说与本尊不尽相同，一为拍印，一为贴塑；虽然“貌合”，但是“神离”。就年代来说，我们知道贴塑工艺通常早于拍印。例如，贴塑装饰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已出现，而拍印纹饰在稍晚的龙山文化、商周印纹硬陶中才成为主流。因此，本尊的年代早于吴城遗址的陶杯，应不迟于商早中期。

上文述及，“S”形纹饰可能源于古人对自然水流、火焰的模仿。在仰韶文化中，类似的“S”形纹饰被解读为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商周延续了这一传统，通过“S”形线条抽象化表达，来实现对生命延续与繁衍的祈愿。本尊“S”形贴塑当不失其义。除装饰外，马岙人还将它塑造成“尊”的样式，进一步提升了器皿的庄严感和仪式感，文化意蕴深厚。

具体地说，本尊横向和纵向“S”形纹与水波纹交织在一起的装饰，至少有以下三层寓意：一是火与水的象征性表达。商周时期，舟山制盐需通过“火煮卤水”或“火熬卤水”。先民终日与“水”“火”相伴，虽然日夜劳作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但每当看到白花花的盐，内心着实欢喜。于是，油然而生对“火”与“水”的热爱，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S”形纹的流动感可能模拟火焰上升，或者卤水蒸腾的形态，象征柴火的驱动力和卤水的重要性；二是水波纹的具象化。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海滩都可以晒盐，其海水必须达到相当盐度才能被利用，卤水也要达到一定浓度才会结晶出盐，故识水辨水是海盐生产的核心技术。水波纹直接对应海水或卤水，体现先民对盐来自于“水”这一要义的认知；三是交织纹饰的复合意义。两者交织可能隐喻“水火相济”的制盐原理，即通过火的力量将液态卤水转化为固态海盐的物理过程，形成“火—水—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认知链条。

先民将这些自然规律的朴素理解抽象为符号，最初可能简单地铭刻在相惜相爱的制盐器具上（见图2），意在反复提示“水”的核心价值，和“火”的外部驱动力量。最后将这些符号交织在一起，上升成为昭告神灵的祭祀语言，固定在制盐卤尊上，并将其从量产的实用器中剥离出来，具有造物样式的唯一性和生产数量的独一性。换句话说，本尊是制盐卤尊从实用器皿上升到高级阶位的祭祀礼器，体现了先民对“水火相济”制盐原理的科学认知。

总之，本尊繁缛而有序的“S”形贴塑与水波纹交织的做法，既是艺术表达，也蕴含自然崇拜、生命象征及宗教功能，凸显出先民对自然和精神的深刻领悟，达成了良好的生业模式和友好的人地关系。

为“商文化出海”提供佐证

近年来，包括但不限于印纹硬陶的史前考古发现是舟山海洋考古的重大收获，为我们初步廓清距今6000年以来的文化发展脉络，研究海洋盐业的起源与影响等关键学术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除本尊外，马岙唐家墩（见图3）、白泉青龙山、小沙沙峧村等均有为数不乏的印纹硬陶完整器物出土。此外，临城金鸡山（见图4）和徐家墩、白泉苦竹岭、马岙向盘墩和长墩、小沙樟树墩、金塘李家墩和孙家墩、册子墩里墩等遗址，均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残片，其纹饰包括弦纹、叶脉纹、米字纹、方格纹、云雷纹、回纹等。

根据前文的讨论，本尊的考古学年代落在商代中期或者稍早，距今约3200—3600年。又察之本尊敞口，高领，束颈，鼓腹斜收及底，圜底的造型，与郑州人民公园商代贵族墓葬发掘的原始瓷尊同款同式；并与1952年郑州二里岗遗址发掘出土的肩上装饰三条凸弦纹，中间夹印两排“S”形纹的一件尊类器，在装饰风格上同模同样。郑州出土的原始瓷器以瓷尊为大宗，这些原始瓷尊被认定为“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的标志性物证，距今约3600年。前文也论及本尊用于卤水预热，应是实用性器皿过渡到高级阶位的祭祀礼器，故推测其原型产生在早商或夏商亦无不当。

学界大都认为原始瓷器是由印纹硬陶发展而来。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先生曾经指出：“纵观夏商文明的诸文化要素，可以发现，这些要素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黄河中游地区土生土长的，而是首先出现于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后来被中原地区的文化所吸收。”2025年10月，在云和县召开的“浙西南、闽北、赣东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中科院徐良高先生表示，浙西南、闽北、赣东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发挥着通江达海的作用，“向中原提供印纹陶、原始瓷等本地文化创造”。受其启发，我们认为舟山印纹硬陶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推测本尊可能缘于早期海盐贸易网络，与中原内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不排除小小马岙向中原瓷尊贡献本地文化创造的可能性，为中国“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提供了重要补充。

盐既是战略物资，也是贸易商品。其流通不仅满足民生需求，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资源的控制。考古证据表明，商代盐业遗址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及其岛屿，制盐工具与盐灶遗迹的相似性突显出技术传播与贸易网络的雏形。舟山海盐贸易必然依托“江（河）海联运”，通过沿海航线及长江、黄河水系的早期贸易网络抵达中原及周边地区，其肇始可上溯到殷商或夏商时期。

商代海盐贸易网络是中国海洋经济的早期实践，通过盐的流通促进了区域间经济与文化互动。《诗经·商颂·长发》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句，反映了商朝先王相土的威德远播，使海外有所归服。这里的“海外”是指渤海、黄海沿岸或更远的辽东半岛、朝鲜半岛，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涉及包括东海外越、东夷族群在内的泛江淮流域。《商颂·玄鸟》中“肇域彼四海”也体现了商朝政治力影响达到“四海”来朝的局面。《尔雅》指“四海”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对应东、北、西、南四方。东方“九夷”即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少数民族群体。而这些族群恰好与舟山先民关系殊为密迩，例如，岱山姚家湾与苏北连云港发现的史前盐灶，“一只模子刻出”似的亲如孪生。

据《尚书·禹贡》记载，南方对中原王朝的贡物有金、银、铜、锡、铅、漆、丝、麻、盐、美玉、美石、象牙、犀皮、鸟毛及各种珍禽、异木。无论是南方主动进贡，还是中原王朝武力攫取，盐赫然在贡赋之列，而这条通往中原的进贡之路必定与商周时著名的“金道锡行”有关。所谓“金道锡行”是夏、商、周三代国家控制青铜原料的运输体系。南方一系是把长江中下游的铜材锡矿等运往中原的路线，即是以扬州为起点，穿过长江、淮河和泗河，经菏泽和济水、黄河，到达都城。谓之“江河联运”，此其一。其二，越江北上，海安可能是第一站，沿海而行继续往北，经盐城、阜宁一带，越过淮河后即抵苏北，而后经菏泽和济水、黄河，到达都城。谓之“江（河）海联运”。

此外，商都殷墟出土的海贝、鲸鱼骨等遗存证实了殷商与沿海及其岛屿存在贸易往来。鉴此，惯于“渡舟楫之便、兴鱼盐之利”的舟山先民焉能裹足不前，利而不往呢？以盐为媒，双向奔赴。本尊的确为“商文化出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也奉献了舟山创造，实锤了先民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