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彭与《医学心悟》

《外科十法》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始于唐宋，历元、明、清几代屡得兴修，规模逐渐宏大，僧众至清代有数千人规模。这数千人的衣食住行需要保障，而医疗健康更是不可缺少，普陀山上时有一些懂得医学知识的人士为僧众服务。至清代，普陀山曾出现两位名医，均著有医学著作。清初有程国彭，撰有《医学心悟》一书，其《外科十法》一卷便是在普陀所撰；晚清则有心禅法师，撰有《一得集》。

程国彭雍正年间到普陀行医始末

关于程国彭的生平，舟山本地史志少有记载，其事迹多见于程国彭的家乡安徽歙县地方文献及清代的医学书籍之中。但部分文献的记载、考述多有出入，甚至有人认为程国彭行医普陀是在当地天都的普陀寺，而非南海普陀山，对其出生、出家年代也多有争议，尚无定论。

程国彭，字钟龄，自号普明子，亦号恒阳子，安徽歙县人，著有《医学心悟》《外科十法》等。

据民国二十三年《安徽通志稿·艺文考》记载：“《医学心悟》十卷、附《华佗外科证治药方》一卷，清，程国彭撰。国彭，字钟龄，号普明子，歙县人，康、雍间人。是编举平日所心得，一一笔之于书，条分缕析，因证定方，大抵一衷诸古，而又能神而明之，以补昔人智力所未逮。书成于雍正壬子。后附一卷，以前书无外科诸方，故作此补之。曰‘华佗’者，神其方也。”

这段话主要介绍了程国彭所著的医学著作《医学心悟》十卷及附卷《华佗外科证治药方》一卷，对其生平仅大略提及“康、雍间人”，未考证其普陀行医的具体时间等信息。

歙县当地的地方志对程国彭评价颇高，称“后世医家奉为圭臬”。道光八年《歙县志·方技》记载：“通儒精医，精取岐黄医理，得所折衷，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关于程国彭在普陀出家的说法，见于其在《外科十法》中的一段自序，也正是这段自序，引发了程国彭在普陀行医是康熙壬子年间还是雍正壬子年间的争议。

程国彭的自序写道：“《外科十法》者，予归宗普陀时所作也。予自普陀生长天都，五十有三载，业医者凡三十年。爰著《医学心悟》一书，详言内证，梓行于世，而外科有未及。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适逢圣天子广发帑金，修葺我菩萨行宫。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予为调治悉痊。复有患背疽者，有患臁疮、疥癣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予在天都时，仅著内科而未及外科，亦一时之阙略也。乃复聚精会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以十法，而施治之道，似无余蕴。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以之问世，庶几其有小补乎？新安江子耀舟见是书而深喜之，遂捐资付之剞劂，将见《十法》一书，与《医学心悟》并行于天壤间也。时雍正癸丑孟夏月吉旦，归宗普陀善财国彭自序。”

这段文字包含诸多关键信息。其一，明确《外科十法》一卷“予归宗普陀时所作也”，文末署名“归宗普陀善财国彭自序”，说明该书是程国彭在普陀行医时所撰。成书时间在文末注明为“雍正癸丑”，即雍正十一年（1733年）孟夏月。从自序中“普陀修行”“归宗普陀善财”等表述来看，程国彭大概率在普陀出家。

其二，关于他到普陀行医的时间，自序中提及“壬子冬”。结合成书时间“雍正癸丑”推断，“壬子冬”应为雍正壬子冬，即雍正十年（1732年）。但这一推论存在不同意见，因“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后有“适逢圣天子广发帑金”一句，部分版本作“适逢圣祖仁皇帝广发帑金”（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皇帝），易让人误读为“康熙壬子”（1672年）出家。但从康熙时期普陀山的发展情况来看，“康熙壬子”年正值海禁时期，不可能出现“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的盛况。舟山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展复，普济寺大圆通殿的发帑重建更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第二次南巡之后，全山重修是长期过程，直至康熙后期乃至雍正年间才呈现繁荣景象。因此可断定，部分《外科十法》版本中“适逢圣祖仁皇帝广发帑金”并非程国彭序文原文，系后人误写。

雍正十年（1732年），程国彭“归宗普陀”之际，恰逢雍正皇帝赐修普陀山，土木工程如火如荼。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发帑金七万两修建普济、法雨两寺。据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苏州巡抚、原户部左侍郎王玑所撰《特旨修建南海普陀山普济、法雨两寺碑》记载：“雍正辛亥（1731年）季春，玑奉天子命，董役于南海补陀之前后山普济、法雨两寺，俾旧者新之，缺者补之，重兴释梵……阅二十二月，而工竣。并于潮音、梵音示现二洞，悉加修茸。以及开山筑道，脉络贯通。供器法具，靡弗隆焕。计费几七万金。斯役也，从事者二千余人。”雍正年间的这次普陀山兴修工程有“二千余人”参与，至工程基本完工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七月，程国彭也完成了《外科十法》的撰写。

其三，《外科十法》一卷源于普陀山的医学实践。在普济、法雨等寺院的重修过程中，僧众及劳工数量众多，工程艰巨，患背疽、疥癣等外科疾病者颇多，程国彭逐一调治，在实践中总结形成《外科十法》。

其四，可大致推断程国彭的出生时间。自序中“予自普陀生长天都（即歙县），五十有三载”，应以文末“雍正癸丑（1733年）孟夏”为计算节点，1733年减去53年，可推断其出生时间在1680年前后。结合出生时间也可佐证，程国彭“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的“壬子”应为“雍正壬子”年。

另有部分关于程国彭的述评文章认为其行医于天都普陀寺，这一说法显然有误。自序中“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的“前后寺”，是普济寺（明代曾称“普陀寺”）、法雨寺的特有俗称，且“圣天子广发帑金”的史实发生于普陀山——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朝廷赐帑金千两重兴佛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时再赐普陀山两大寺院帑金各五百两，并改“普陀禅寺”为“普济禅寺”；雍正九年（1731年），又发帑金七万两。查阅相关古文献数据库，天都及歙县均无普陀寺名称及“前后寺”等相关记载。

此外，自序中“予自普陀生，长天都”的表述存在一处待证疑点。笔者推测，可能是程国彭的母亲曾赴普陀礼佛求子，故有此说；也可能是呼应“归宗”，程国彭的出生地本就是普陀，“归宗”有回归本家、旧地之意。

程国彭普陀行医的多重缘由

程国彭是读书人，曾参加乡试，为副贡出身。据民国二十六年《歙县志·人物志》记载：“程国彭，号恒阳子，郡城人。副贡生。精医术，活人甚众，著有《医学心悟》四卷、《外科十法》一卷。”

程国彭是一位极具医德的名医，在当地百姓中广为传颂。其同学饶兆熊在《医学心悟·序》中介绍：“一日所获之钱，多合膏散，任人取携，投之辄效。穷乡得此，有一服而两人分饮而取效者。频年以来，钱到即散，总为此事着力。诊视之际，不论贫富贵贱，皆细心处治，审症必详，用药必当。”程国彭将诊治所得费用皆用于购置医药，无偿提供给贫苦百姓，且不论患者贫富贵贱，均细心诊治。

程国彭是歙县著名儒医，这位深受乡人爱戴的儒医为何会突然前往普陀、皈依佛门？

休宁戴谷所撰《孙松谷笔记》记载了程国彭出家的故事，道出了其中原委，该故事被刘祖贻、孙光荣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医名术》收录。原文为文言文，笔者稍作译白：

程国彭本就擅长医术，后不得已出家为僧。乡人均赞赏其医术与医德，能详述相关事迹。程国彭的祖坟位于某山，山下有一位土豪的坟墓，土豪家的墓地有许多古柏，枝柯交错。程国彭的祖坟在古柏之上，被横生的树枝穿透，棺木几乎外露。他与土豪商议，希望对方剪去树枝，却遭到拒绝。于是程国彭自行动手砍去树枝，土豪大怒，率家奴前往阻止。

乡里百姓为程国彭打抱不平，聚集数十人与土豪争执。程国彭担心事情闹大，急忙劝阻双方，但无人听从。混乱中，土豪的一名家奴被乡民殴打致死。土豪报案后，程国彭主动自首，不愿牵连乡人。经当地官员审判，程国彭被定死罪，解往省城，待秋后斩决。

恰逢省城巡抚的母亲身患重病，久治不愈。程国彭得知后，认为自己或许能治好老夫人的病，便行贿狱卒，托其转告臬司（巡抚的僚属）。臬司知晓程国彭擅长医术，便与他面谈，颇为信任，于是为他换下囚服，更名后推荐给巡抚。程国彭为老夫人诊病后，仍需返回监狱。如此一来，他早晨还是上宾，傍晚便成重囚，苦乐、荣辱瞬息万变，堪称人生未有之遭遇。

十多天后，巡抚母亲的病痊愈。臬司命仆人带着五百金前往狱中赠予程国彭，并传话说：“这是巡抚大人的酬金。”程国彭收下酬金，却让来人回复臬司：“酬金本不敢受，但因家贫遭难，家产典质一空，留此聊以赡家，故不敢辞。惟太夫人疾虽愈，其根犹在，当为立调理方也。”程国彭不愿坐以待毙，想再去巡抚家，希望借助巡抚母亲的力量获救。

臬司将此事告知巡抚后，巡抚再次召程国彭行医。此次见到老夫人，程国彭跪地痛哭：“太夫人救我，我乃程某也！”老夫人惊问缘由，程国彭一一如实相告。老夫人大为感动，对巡抚说：“他能救我性命，你难道不能救他作为回报吗？”巡抚回应：“他犯下死罪，实难挽回。”但老夫人执意要求，命巡抚与程国彭结为兄弟。巡抚不得已叹息道：“案定如山，断无平反之余地。若他逃走，我与臬司都将受到处分。母亲大人的嘱托，我不敢违背，但若要免罪，他唯有遁入空门。”程国彭听从巡抚提议，前往普陀出家。

不过，戴谷的这一说法为孤证，无其他史料佐证，可信度值得斟酌。一方面，文中未提及安徽巡抚、臬司的实名，难以作为正史采信；另一方面，作为笔记小说，其故事性较强，而文中涉及人命官司、疑犯脱逃、官员渎职等情节，却未见清史档案记录，令人存疑。加之作者戴谷的生平不详，其关于程国彭普陀出家的说法，尚有商榷之处。

笔者认为，程国彭选择普陀行医的原因有二：一是主观上的信仰因素，即“普陀生”的自叙，他或许是想回报出生地，归宗谢恩，故而回归普陀行医；二是普陀山的客观需求，清初普陀山重振观音道场，召集各地僧人、工匠数千人，难免出现伤病，急需名医救治。此外，安徽歙县民众素有信佛礼俗，普陀山历代多有歙县籍出家人，不少歙县香游客跋山涉水前往普陀朝礼，可见两地往来历史悠久。例如，雍正二年（1724年），安徽天都人（即程国彭的同乡）、官员汪守湜曾游历普陀，在普济寺永寿桥南堍敬立菩萨樯，上镌“观自在菩萨”五大字，并刻《心经》一篇；康熙、雍正年间，歙县籍僧人文樵担任法雨寺首座，另有歙县籍僧人玉峰（俗姓江）担任法雨寺住持。因此，程国彭很可能是受同乡僧人邀请而“归宗普陀”，此事尚待进一步考证。

《医学心悟》与《外科十法》的价值

程国彭自幼聪颖好学，但少年时体弱多病，患病后常缠绵难愈，于是他专攻医学，潜心探索，救治危重病人屡获奇效。程氏能成为一方名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全凭刻苦自学与精思心悟。他曾在《医学心悟》自序中回顾总结自己三十年的治学心路：“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

程国彭的《医学心悟》是一部指导医学入门的启蒙教材，流传极广，多次刊印，形成五卷本、六卷本、十卷本等多种版本。该书论述简明，文字由浅入深，内容由粗及精，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五卷本中，卷一为总论，总述四诊八纲及八法的理论法则与临床应用；卷二辨析《伤寒论》六经证治；卷三探讨内科疾病；卷四、五分别介绍五官、妇科证治。六卷本则包含《外科十法》一卷。近十年来，这部医学著作多次被校勘、批注出版，几乎每年都有重印，相关研究论文近百篇，足见其影响力。《中医大辞典》等典籍评价该书：“是书阐明医理，提纲挈领。其中医门八法，为后世医家广泛采用。全书分类清楚，论证简要，选方切于实用，并有个人自拟经验效方，在临床医学门径书中很有影响。”

程国彭的《外科十法》撰写于普陀山，成书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多次刊行，故又名《外科灰余集》《华佗遗书》《华佗外科证治药方》等。该书作为外科痈疽发背治疗的大纲，总结以往外科疗法，归纳出内消法、艾灸法、神火照法、刀针砭石法、围药法、开口消脓法、收口法、敷药总论、复论、将息法等十种方法，评述了各法的施用要点、适应范围及诊断辨证等相关内容。书中还收录了痈疽发背、脑疽、疔疮、喉痹、缠喉风、烫火伤等常见外科疾病的具体证治与应用方药。

程氏对普及中医教育贡献卓著。在带教门人时，他采用“早起诵读背书、白天随诊抄方（或边抄边讲）、晚上讲课讨论”的模式，将学习、临证、讨论相结合，边教学边实践，使学生进步迅速。

由此可见，程国彭是雍正年间普陀山的名医，更是古代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与医学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