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

2025年8月，舟山金性尧纪念馆的开馆，为这座文脉绵延的城市搭建了一处回望先贤的精神驿站。于笔者而言，这里更像是一处解谜之地——自开馆后，笔者便频繁往返于此，除了探寻金先生的学术世界，更怀揣着一份特殊的执念，寻找一篇他曾许诺撰写却遍寻不获的文章——《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这份寻觅，既有对学术大家创作的求知渴望，亦有几分探幽索隐的猎奇之心，却未料最终竟收获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再次得以窥见金性尧先生深邃的学术洞见与刚直的学人风骨。

金性尧一篇佚文的发现始末

这场寻觅的缘起，藏在金性尧与挚友杨廷福的一封往来信札中。笔者曾在《金性尧致杨廷福信札中的学人品格》一文中提及这段往事：1979年4月，文化界正亟待冲破教条主义的枷锁，倡导开放与理性的阅读思考之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三联书店创办的《读书》杂志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思想解放与学术复兴的重要阵地。杂志创刊后开设“重读经典”专栏，有意聘请深耕古典文学与历史考据、文风独树一帜的金性尧担任“特约撰稿学者”，遂托付于金性尧同为浙江同乡、民进同志且兼具深厚文史素养与广泛人脉的杨廷福代为联络。

收到杨廷福的来信后，金性尧旋即回信，字里行间满是对新刊的支持与期许，更坦陈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与选题偏好：“弟拟撰读钤山堂集（严嵩诗词文集），即是想写些坏人坏事。我要说的是，有些人诗文可以写得漂漂亮亮，行为却又是那样丑恶不堪。次则亦以分宜其人，以青词而结主知者，有那么一种本领，居然可受厚宠，终至权倾朝野。他如阮胡子（阮大铖）诗及曲，后妃史话（杨贵妃），宦官史话等都想谈。也许近乎走偏锋，度子期（钟子期，指杨廷福，用高山流水典）必能许之。字数大约三四千字，文风仍用我过去的那一套。如何，便请惠教一二。”这封简短的信札，不仅是金性尧对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更彰显了他作为文史大家的学术担当——在思想解放的初期，他敢于跳出传统文史研究的固有框架，选择“坏人坏事”这类“偏锋”选题，实则是希望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多元解读，打破非黑即白的教条式评判，引导读者进行更为理性、深入的思考。

此后，金性尧不负所托，成为《读书》杂志的核心撰稿人，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章，这些作品后来均被收录于《金性尧全集》及相关文集之中。这更让笔者坚信，《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一文理应藏于其中。然而，笔者几乎翻遍了金先生的所有文集，却始终未能觅得此文的踪迹。困惑之下，笔者向金性尧先生的女儿金文男老师请教，她告知我：“父亲公开发表的文章均已收录于文集之中，此文或许是更改了题目，需要逐一查对。”在她的建议下，笔者多次前往金性尧纪念馆仔细查阅，还托付对金性尧文集颇有研究的潘瀚涛老师协助核查，却依旧一无所获。后又辗转于网络之上，检索1979年9月至1985年12月的各期《读书》杂志，也未能发现这篇文章的刊载记录。金先生究竟是否写过这篇文章？若已写就，为何又不见于任何文集与期刊？这一疑问，渐渐成了笔者心头难以解开的结。

命运的巧合往往出人意料。杨廷福先生祖籍浙东鄞南陡亹桥杨家，恰是笔者的远房族兄。为深入了解这位族兄的学术成就，笔者曾托市政协胡本祥先生通过网络渠道代为收集、购买了28本（份）杨廷福的著作及载有其文章的旧时报纸杂志。近日，笔者在这批资料中发现，有一本中华书局1980年6月编辑出版的《学林漫録》（初集），刊载了杨廷福的《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学》，更让人欣喜若狂的是，金性尧先生的《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一文竟也被收录其中！他当年对挚友许下的创作承诺，终究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于世。

严嵩父子文品与人格的背离实证

严嵩是《钤山堂集》的作者，其诗文兼具清雅格调与规整辞藻；同时，他又是结党营私、祸乱朝纲、残害忠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明代巨奸。

为了厘清严嵩“文品”与“人品”的巨大反差，金性尧先生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梳理了严嵩的发迹历程与罪恶生涯。他指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的制度，使得大批缺乏真才实学却擅长阿谀逢迎的士大夫得以跻身官场，这种官僚政治的弊端，进一步诱发了士大夫群体权欲的膨胀与品德的堕落。严嵩本无治国平天下之才，却凭借钤山十年苦读积累的诗文声名，以“青词”为敲门砖，获得了笃信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与宠信。所谓“青词”，即道教徒打醮祷告的疏文，因用青藤纸书写而得名，其撰写需兼具典丽与工致，非一般文人所能胜任。严嵩精准把握了明世宗的喜好，在青词创作上大下功夫，最终“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成为世宗身边不可或缺的宠臣。

金性尧先生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例，揭露了严嵩的奸佞本质。他先是假意逢迎同乡前辈、内阁大臣夏言，后因不满夏言以门客视之，便暗中勾结方士陶仲文与宫中太监，不断诋毁夏言；在“议复河套”一案中，他借世宗态度转变之机，唆使仇鸾诬陷夏言与曾铣“互为奸利”，最终导致二人被冤杀，即便廷臣上疏请赦，也遭到世宗的斥责与罚俸。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钤山堂集》中，严嵩竟撰写《赠大宗伯夏公序》，盛赞夏言“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辨忠邪，抑侥幸，纠弊慝，军国大政，献替为多，岿然谏官之望”，将所有赞美之词悉数奉上。这种当面称颂、背后构陷的行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人格的虚伪与卑劣。

金性尧先生在文章中并未局限于对严嵩父子罪恶的揭露，更将其置于明代官僚政治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正如金先生所揭示的，严嵩的发迹与衰落，始终与明世宗的喜好紧密相关，这种君权与权臣之间的畸形关系，正是明代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同时，金性尧先生还通过民间文艺作品与官方史料的对比，展现了历史评价的多元性——曾铣等忠良虽遭冤杀，但越剧《盘夫》等传统剧目却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其平反，这种来自民间的正义评判，与官方史料的记载相互印证，构成了对历史的完整解读。

佚文再现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启迪

通读《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全文，我们不仅能感受到金性尧先生深厚的学养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更能体会到他作为文史学者的责任与担当。然而，这篇极具价值的学术随笔，却未能被收录于《金性尧全集》《金性尧集外文编》《金性尧集外文补编》等权威文集之中，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的诸多思考。高克勤在《识真还从集外求》一文中曾指出，《金性尧集外文编》的篇幅几乎达到《金性尧全集》的一半，收录了大量未曾结集的文章，这些“集外文”不仅丰富了金性尧的作品体系，更清晰地展现了其思想与文风的转变轨迹。那么，《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为何会成为“漏网之鱼”？是收录过程中的疏忽，还是另有缘故？

结合相关史料与文献记载，笔者对此作出了几点推测。首先，从文章的刊载历程来看，《严嵩父子——读〈钤山堂集〉》是金性尧应《读书》杂志之约而作，而1977至1980年杨廷福借调中华书局工作期间，金先生为《读书》撰写的书稿均托付杨先生代转编辑部，而非直接寄送。据此推测，这篇文章或许是在转送《读书》杂志后未被采用，后经杨廷福推荐，才被收录于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林漫录》（初集）之中。由于其刊载渠道并非金先生的常规发表路径，可能导致在文集编纂过程中被遗漏。其次，从文章的选题与内容来看，这篇文章属于金性尧计划中的“坏人坏事”系列，这类选题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或许存在一定的争议性，金先生本人或编纂者可能出于某种考量，未将其纳入文集之中。此外，金性尧先生的作品数量庞大，“集外文”的整理与收录是一项极为繁琐的工作，难免会出现遗漏的情况，正如高克勤在文中所提及的，《金性尧集外文编》的编纂便发掘出了大量此前未被收录的文章。

做此文章，笔者希望这篇沉寂多年的佳作能够被更多人知晓与品读，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培养理性思维方式与独立判断能力，以更为全面、客观的视角看待历史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