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书法

钱谦益书法

柳如是其人

清　钱杜《河东君像》（戴儒生巾，作男子相）

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既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也是反清复明的重要战场。在刀光剑影与文墨书香的交织中，秦淮名妓出身的柳如是以“女侠”姿态跻身历史洪流，其与钱谦益的“绛云楼佳话”之外，更有一桩“海上犒师”的公案流传百年。这桩公案的核心，是顺治四年（1647）3月，柳如是是否受钱谦益之命，前往舟山慰劳江阴贡生黄毓祺率领的反清义军。

支持此事者有《孤忠后录》等文献明确记载，钱谦益诗作暗藏玄机，钱仲联亦有诗佐证，沈曾植、陈寅恪等史学大家更力证其真；质疑者则以卿朝晖《钱谦益年谱长编》为代表，通过细密考证指出黄毓祺当时实居淮南，根本不在舟山。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使得这段史事成为明清史研究中极具争议的谜题。要解开这一谜题，需从事件的核心人物黄毓祺入手，循着文献的蛛丝马迹探寻真相。

一

黄毓祺（1579—1648），字介子，号大愚，江阴贡生，明末清初著名的反清志士。他自幼饱读诗书，以名节自励，明亡后拒不降清，以“孤忠”自命，毕生致力于反清复明事业，最终殉难，其事迹见载于多部史籍。黄毓祺的反清活动与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抗清浪潮紧密相连。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陷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江南各地纷纷举兵抗清，江阴保卫战便是其中最惨烈的一役。据记载，乙酉年（1645）闰六月，黄毓祺与弟子徐趋在江阴行塘起兵，试图与城中抗清力量呼应，江阴破城后，他亡命淮南，与同党栖身山中，这为后来的史事争议埋下伏笔。

顺治三年（1646），黄毓祺的反清活动进入高潮，也是“舟山举兵”说的核心时间节点。是年黄毓祺“约众于八月十五夜，杀入（江阴）兵备道衙门，然后再守江阴。”但秀才造反，行事不密，有人私下自首了。徐趋闻知后，独自带人攻打，结果太早了，兵备使徐服远因赏月未睡，纠兵杀出。徐趋大败，避城远遁。黄毓祺只得“挺剑蹈海而去”。明末遗民祝纯嘏所著《孤忠后录》对黄海上起事作如下记录：四年丁亥，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作者按：陈寅恪补“政”字）负之，始得登岸。

然而，卿朝晖在《钱谦益年谱长编》中对“舟山举兵”说提出尖锐质疑。他通过比对黄毓祺本人的诗文、同时代人的交游记录以及清廷档案，指出顺治三年至四年间，黄毓祺的活动轨迹始终围绕淮南地区，并未涉足舟山。卿朝晖引用黄毓祺《大愚老人集》中的《淮南寄怀》《山中与徐趋书》等诗文，证明顺治四年三月黄毓祺正藏匿于淮南山中，与弟子徐趋策划袭击清军的行动，且此次行动最终失败，“十四人皆死，趋被获”，与舟山毫无关联。这一结论还可通过《淮安府志》得到旁证，该志顺治四年三月条明确记载“大愚和尚（黄毓祺化名）潜于盱眙山中，结寨聚义”，盱眙属淮南淮安府辖地，与黄毓祺诗文所述完全吻合，进一步排除其在舟山的可能。

黄毓祺是否到过舟山，成为解开谜题的第一道关卡。支持“舟山举兵”说的学者认为，《孤忠后录》的作者祝纯嘏为明末遗民，其记载多源自亲身经历或古老传闻，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质疑者则强调，卿朝晖的考证基于黄毓祺的一手文献与清廷档案，比后世传闻更为可靠。

二

“柳如是犒师舟山”说之所以能流传百年，并非仅凭《孤忠后录》的单一记载，而是形成了一条包含文献记载、诗文佐证、学术定论的完整证据链。最直接的文献证据来自《孤忠后录》。

但这一记载与黄毓祺殉难时间存在冲突：据《江阴县志·忠节传》记载，黄毓祺于顺治五年（1648）被捕，六年（1649）遇害，道光本“丁亥（1647）三月”的时间看似合理，却与黄毓祺“顺治四年在淮南”的行踪矛盾；而光绪本改后的“丙戌（1646）冬”，又与柳如是顺治三年至四年间的行迹不符。柳如是《河东君尺牍》中“丙戌冬，卧病绛云，药炉不离”的书信可直接佐证其当时未离常熟。

钱文选《诵芬堂文稿》（民国刻本）的补充记载则带有明显的家传叙事色彩：“牧斋以家产佐军，如是亦脱簪珥相助，得万金，命亲信石达护送至海，翠翘从行，途遇清哨，翠翘引弓却之。”其“万金”数额、“石达护送”及女仆退敌的说法，在钱谦益同时代书信和其他文献中均无佐证，可信度存疑。

钱谦益的诗作是“犒师”说的重要佐证。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谦益的《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进行了细致解读，其中“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一句，被陈氏视为钱谦益与柳如是共商反清大计的隐晦表达。这种以“诗史互证”解读钱谦益诗文的方法，是陈氏史学的一大特色，也为“犒师”说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钱仲联在《顺康雍诗坛点将录》把柳如是比作“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点评曰：巾帼须眉一代雄，桃花得气美人中。犒师鲸海如平地，阮氏姑娘拜下风。即说柳如是犒师舟山事。

面对这条看似完整的证据链，卿朝晖在《钱谦益年谱长编》中结合文献校勘与实操逻辑进行了逐一反驳。首先，他指出《孤忠后录》的成书时间距事件发生已逾百年（祝纯嘏生于康熙年间），其记载源自“先世口述”，将黄毓祺的舟山集结与淮南举兵混为一谈。通过比对黄毓祺《大愚老人集》顺治四年春的《与弟子徐趋书》“近在淮上，得健儿数百，俟麦熟后举事，江以南当有响应者”，结合清廷档案《江南巡抚残档》中“顺治四年三月，黄毓祺在淮安府境内活动”的记录，明确其此时不在浙东沿海。其次，从反清联络的实操逻辑来看，顺治四年江南至舟山的海路已被清军严密控制。《浙江巡抚佟国器揭帖》记载，清廷为防范鲁王政权，于顺治三年冬便在宁波、台州沿海设“水师汛口”，对过往船只“逐船盘查，无印信者即行拿捕”，柳如是若携重金出海，需伪造官方印信与通关文牒，而钱谦益当时刚罢官归乡，并无能力获取此类凭证，这一实操障碍进一步印证“犒师”的不可能性。最后，对于钱谦益的诗作，卿朝晖通过钱曾《牧斋诗注》（顺治年间初稿本）的系年考证，指出《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实际作于顺治六年，彼时黄毓祺已殉难（顺治五年被捕，次年遇害），“说剑篇”所指为两人讨论《庄子》义理，而非军事大计。

卿朝晖找到“犒师”说的关键断裂点。时间与空间的矛盾，且这一矛盾可通过柳如是同时代人的日记得到交叉验证。他通过梳理钱谦益、柳如是顺治四年的行迹，指出该年3月柳如是正居于常熟绛云楼，并未离开江南。据钱谦益的好友程嘉燧《松圆浪淘集》卷二十四《日记》记载，顺治四年3月15日“过牧斋宅，河东君出所临《兰亭》见示，谈及近日逻卒滋扰，颇以为忧”，3月20日又“与牧斋、河东君同游尚湖”，明确记录柳如是该月在常熟的活动轨迹。

绛云楼这座由钱谦益以正妻之礼迎娶柳如是后建造的藏书楼，既是二人的爱巢，更是反清志士的秘密联络点。钱谦益当时虽已罢官归乡，但仍处于清廷的监视之下，其诗文《与柳如是书》中“近闻逻者甚严，不宜轻动”的叮嘱，既关乎夫妻安危，更暗含对秘密联络工作的谨慎。柳如是此时不仅要主持绛云楼事务，还需照料钱谦益的日常，不可能冒险前往舟山。同时，卿朝晖查阅了顺治四年的《江南通志》与舟山地方档案，未发现任何关于“黄毓祺举兵”“柳如是犒师”的记载，进一步佐证了此事的虚构性。

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在《投笔集》跋语中也认为柳如是确有犒师之事。前所述钱氏点评诗云“阮氏姑娘拜下风”之阮姑娘，沈跋述备矣。阮姑娘见《刦灰录》云：“甲午正月，张名振兵至京口，参将阮姑娘殁于阵。”又：于此（作者按：《投笔集》）第三迭“娘子绣旗营垒倒”注云：“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使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京口、舟山，殁地不同，当以诗为得实。阮之官为参将，正与沈云英官游击同，其称曰姑娘，盖女子未嫁者，亦与沈、毕（作者按：毕着）同。张定西与荡湖伯阮进合兵，姑娘其荡湖家属与？

沈曾植感叹曰：明季固多奇女子……黔有丁国祥，皖有黄夫人，浙海有阮姑娘，其事其人，皆卓荦可传，而黄、阮二人，皆与柳如是通声气，蒙叟通海，盖若柳如是主之者，异哉！

沈曾植发幽探微：诗（作者按：钱诗）又云：“破除服珥装罗汉。”注（作者按：钱注）云：“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又云（作者按：钱诗）：“将军铁矟鼓音违。”注（作者按：钱注）云：“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考徐氏《小腆纪年》：“顺治癸巳三月，明定西侯张名振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破京口，截长江。驻崇明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以众来依。甲午正月，名振复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祭孝陵。败于崇明，仁武伯平原将军姚志倬战死。”注（作者按：沈注）：神武即仁武音讹。当时以姚、刘归张，壮张军势，而姚军藉柳如是橐资以成，如是所经营，不可谓小，定西欲使阮姑娘侍之，宜也。

三

即便“柳如是犒师舟山”的史事存在诸多疑点，但这一说法自清代以来便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柳如是形象塑造的核心素材。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从历史语境来看，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地区，弥漫着强烈的“遗民意识”。大量文人学者拒绝接受清朝统治，将反清复明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钱谦益作为“两朝领袖”，其降清行为遭到广泛非议，江南文人既鄙夷其气节，又同情其无奈。在这种背景下，“柳如是犒师”的传说便应运而生。通过塑造柳如是“毁家纾难”的女侠形象，既可以凸显钱谦益“暗图恢复”的本心，为其降清行为进行辩护，又可以满足遗民群体对“忠义”精神的渴求。

陈寅恪之所以耗费十年心血为柳如是立传，并非单纯为了考证一段史事，而是借柳如是的事迹抒发自己的“兴亡之感”。在抗战时期的特殊背景下，陈氏将柳如是塑造为“民族气节”的象征，其“犒师”事迹成为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符号。

综合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柳如是犒师舟山”案进行如下重构：从史实层面来看，黄毓祺在顺治四年三月确实处于淮南地区，并未在舟山举兵，柳如是也不可能前往舟山犒师，卿朝晖的考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从传说层面来看，“犒师”说并非完全虚构，它很可能是黄毓祺淮南反清活动与柳如是支持反清事业的“混合叙事”。

首先，钱谦益与柳如是确实曾支持黄毓祺的反清活动，且有明确的资金流向可考。柳如是早年与陈子龙的情谊，让她与复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嫁给钱谦益后，更成为反清联络的重要枢纽。据《钱谦益年谱长编》记载，顺治三年，黄毓祺派弟子石达前往常熟商议大计，柳如是不仅“尽出私蓄”资助，还凭借自己在江南文人中的人脉，为石达引荐了嘉兴、苏州等地的秘密反清力量。更关键的是，钱谦益《牧斋杂著·账册》中顺治三年十月条记录“支银五十两，为河东君购宋版《通鉴》”，而同期《石氏家乘》则记载“（石达）得虞山钱氏助银五十两，购粮械”，两者时间、金额完全对应，极有可能柳如是以“购书”为幌子转移资金，这一务实而隐秘的支持，与传说中“海上犒师”的浪漫叙事形成对照，却更显真实。这一史实可能是“犒师”传说的原型，只是在后世流传中，地点从淮南误传为舟山，情节从“秘密资助”演变为“公开犒师”。

其次，舟山在明清之际确实是反清复明的重要基地，黄毓祺与舟山抗清核心人物张肯堂、汝应元（无凡）存在联络。据《大愚老人集》卷四《与张肯堂书》记载，黄毓祺曾致信张肯堂，商议“淮南与浙东遥相呼应”之策。另可通过诗文互证得以确认。张肯堂存世诗作有《和黄介祉绝命诗》（“介祉”为黄毓祺字“介子”的变体），汝应元亦作《守墓作用江阴黄公介子狱中诗韵》，明确以“黄公介子”称黄毓祺并追和其狱中诗。可见二人与黄毓祺存在深厚交集，且诗文创作时间恰与黄毓祺反清活动高峰期重合。

这正是《孤忠后录》将黄毓祺淮南举兵与舟山抗清事迹混淆的关键背景。祝纯嘏在编纂时，将“黄毓祺淮南举兵”“钱谦益资助黄毓祺”两条独立线索相糅合，又因钱谦益与鲁王政权亦有联络（《投笔集》中“海上盟书”即指此事），进而衍生出“柳如是犒师”的关联叙事。

最后，钱谦益的诗文之所以被解读为“隐写犒师之事”，既与他隐晦的写作风格有关，更因柳如是本身便是其“心史”的重要载体。钱谦益诗中“海上”“剑”“舟”等意象，既有对反清事业的暗喻，也饱含与柳如是相知相惜的情感。如《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虽经考证与犒师无关，但“共简庄周说剑篇”的诗句，恰是二人精神共鸣的写照。

陈寅恪以“诗史互证”解读这些诗文，虽可能存在过度关联之处，但也准确把握了钱谦益与柳如是“以文存节”的本质，而柳如是在《梅花图》中“色也凄凉影也孤，墨痕浅晕一枝枯”的题诗，更与钱谦益的家国之思形成跨越性呼应。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柳如是犒师舟山”案的争议，反映了历史考证的复杂性。历史并非单一的“客观事实”，而是由“史实”“传说”“解读”共同构成的多元文本。

回到最初的问题：柳如是犒师舟山，是耶？非耶？若以严格的文献考证为标准，答案是否定的。黄毓祺未曾在舟山举兵，柳如是也未曾前往舟山犒师，这一传说很可能是明清遗民的记忆讹误与文化建构的产物。但若以历史文化的视野来看，答案又可以是肯定的。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或许是对“犒师”传说最好的注解。

作者单位:舟山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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