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马岙唐家墩出土的玉圭

图2　白泉苦竹岭出土的青铜矢

图3　新城金鸡山遗址出土的烧土柱　朱雪菲　摄

图4　六横悬山出土的青铜斧和青铜

上古舟山古盐场成了古战场。是吴、是越、是徐，还是中原周天子？为一粒盐机关算尽，你争我夺，最终不惜赌上国运而兵戎相见。这也许是徐偃王传说置于舟山的历史真相。

本文从马岙出土的王侯重器入手，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着力描摹距今三四千年前岛上发生的战事、盐事和农事。并《赋得舟山古盐场》一首，以飨读者诸君。

执圭王侯挽朱弓，射长野兮屯沃土。

万千良工抡石耒，开鸿沟兮起高台。

涛涛白浪结玉霜，熊熊烈焰化凝脂。

楼船重重米几何？复荷兆寽绝洋去。

舟子歌沉沧海月，盐田岁岁覆苍茫。

遥向潮头悲徐器，白鹭飞过旧盐仓。

“玉”见海王

马岙唐家墩出土2件玉圭（见图1），尖锋、方身，尾端有短小的榫，通长约8厘米。透闪石软玉质地，素面，呈黄白色。与北仑大榭盐业遗址出土的玉圭类似，初步鉴定为商周时期，距今三四千年。

玉圭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由石铲或石斧演变而来。商代玉圭呈方首钝刃扁长条形，周代演变为尖首长条形，汉代后逐渐衰落。周代将玉圭纳入礼乐制度，不同等级的诸侯佩戴不同尺寸和纹饰的玉圭。例如周天子赐予诸侯的玉圭分为镇圭、桓圭等类别，形制与尺寸严格按爵位划分。《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其用于祭祀东方，形制象征春物初生，与季节方位对应。

马岙玉圭的“方尖”造型像极了古埃及的方尖碑，说明了不同文明利用相似的几何形状，来承载截然不同的文化密码和宇宙观。玉圭是握在手中的、内化的礼制与道德，是东方王权天授和等级秩序的微缩精华。方尖碑是矗立于天地间的、外显的神性与力量，是埃及法老神权和太阳崇拜的宏伟宣言。它们一个“小中见大”，一个“大而化神”，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两颗璀璨夺目却色泽不一的明珠。

马岙“方尖圭”被公布在1984年《考古》第一期《浙江定海唐家墩又发现一批石器》中，报告作者称之为“玉镞”。而今，随着上海福泉山、浙江桐乡新地里、宁波大榭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现和深入研究，学界认定此类“方尖”玉锥形器为玉圭。福泉山遗址系良渚中晚期中心聚落，桐乡新地里属良渚时期京畿要地，其先民执有玉圭似乎理所当然，见证了史前长三角复杂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体系。然而，在长江中下游为数不多的玉圭分布圈内，马岙和大榭也赫然在列，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上古舟山有“海上之王”吗？王城在哪里？他们的生业形态怎么样？

偃王传奇

距今三四千年的长三角，发生了一件横贯东西、激荡（长）江（淮）河的“穆王灭偃”大海战。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周穆王（约公元前1026—公元前922年）时，由于徐偃王好行仁义，来归者日增，势力范围不断扩展。慑于偃王威德，穆王以偃王“僭越”称王、“逾制”建城等为由，“乘八骏之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

元代文人吴莱另备一说。说偃王当场没死，败走彭城后，率部众渡海至舟山，在今新城城隍头一带筑城驻守。后遭穆王盟军多次攻伐，终败。乃弃传国之宝玉几砚，投会稽水自尽。吴莱《海上杂谣》组诗中还说，他亲自“过翁浦问徐偃王旧城”，到访“徐家古战洋”“鼓吹里”云云，都呼应了舟山徐偃王的传说。相传，偃王曾在洞岙建“徐城”，竖立旌旗号令四方。于鼓吹峰鸣金击鼓操练军队，布阵列战以备来犯之师。有人进一步考证，现存城隍头、徐家墩、阵岙（今陈岙）、旌旗山（今金鸡山）、鼓吹峰、比战洋、磨刀桥等地名，悉与偃王筑城驻军相关。

传说不是历史，但传说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总归有其深刻的历史烙印。徐国为伯益次子若木在夏启六年（约公元前2170年）受封于徐地（今江苏邳州一带）而建立。都城先后位于泗洪大徐城及邳州梁王城，鼎盛时疆域涵盖苏北、皖中、鲁南，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国祚延续1600余年。商周时期，徐国作为东夷核心势力，长期与中原王朝对抗。西周早期，偃王一度成为东方诸侯盟主，势力范围延伸至淮河流域，并号令三十六国，形成“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的格局。

鉴于上述形势，商周时期的徐国合纵连横、潜入长江，面对唾手可得的舟山群岛，自然心向往之。因此我们相信，徐偃王传说置于舟山，是基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徐国向东海大规模开疆拓土、攫取海洋资源的历史演义。吴莱组诗（七）说偃王“终捐玉几砚，不救朱弓矢”的暗语，也与徐国具备高超的治玉和冶铜的精湛技艺高度吻合。又好巧不巧，这种代表当时最高生产力水平的治玉和冶铜产品——玉圭和青铜矢（见图2）深埋地底三四千年，终在马岙唐家墩和白泉苦竹岭重见天日。这仅仅用“巧合”二字显然是搪塞不了的。

除白泉青铜矢外，遗址还不乏发现商周兵器，例如石礁青铜剑和朱家尖石戈等。由此想见，长三角各方势力在商周时期已然活跃在山海岛屿之上，尤其是徐国，时不时同吴、越势力发生冲突，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乃至于偃王时期，为了争夺类似于今天石油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海盐，不惜赌上国运而兵戎相见。这也许是徐偃王传说置于舟山的历史真相。

无郭盐城

近年来，伴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一大批商周盐业遗址在舟山被发现。除岱山、金塘、六横、朱家尖、桃花岛外，本岛北部的小沙、马岙与白泉，西部的岑港和双桥，南部的临城及蓬莱新村，东部的芦花均有新发现，合计遗址面积至少有50万平方米。

金鸡山遗址位于临城街道金鸡村，即传说中“徐城”的核心区。2024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考古发掘，布设探沟1条、探方1个，发掘面积共200平方米。探方内出土烧土柱共24件（见图3），大部为圆柱形，个别呈圆锥状，质地均匀且致密，敲击有金属声。《舟山群岛地区盐业考古新进展》报告称：“总体来说，金鸡山遗址保存情况不佳……并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亦无法明确遗址边界。”“倘若以烧土柱作为盐业生产的一种标志物，那金鸡山遗址的这处废弃堆积，极有可能亦与盐业生产活动有关。”

舟山方言“盐”“徐”同拼音“yi”。由此推断“徐城”可能是由“盐城”讹传而来。于是，以金鸡山遗址为中心，遍布舟山本岛东西南北、外加离岛以及宁波大榭岛的“无郭盐城”便跃然纸上。依据大榭遗址约4000平方米土台上分布有27座盐灶的营造规模，舟山50万平方米遗址可营建3375座盐灶。由于“煮海为盐”工序复杂，伐木、劈柴、制陶、刮泥、淋卤、烧煮……工作量奇大，估计每灶户没有3至5人通力合作是难以完事的。况且，在海盐煎煮环节，当盐灶点火开烧时，非不可抗是不允熄火的。换言之，炉火不能停烧。那么，按照现代人“三班倒、连轴转”的说法，每灶至少得配备3人日夜轮番值守。由此推测3375座盐灶至少得配置10000多名盐工。万名工人加上盐官、盐商、脚夫等置于上古舟山，人头簇拥、熙来攘往，谓之“盐城”，亦无不可。

主持金鸡山遗址发掘的朱雪菲博士称舟山商周遗址“是一批围绕着制盐活动而形成的功能性聚落”，这一观点我们基本认同。又鉴于象征王权和军权的玉圭和青铜利器的出现，赋予它更多的有序组织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认为舟山商周盐业遗址群颇有当下“功能区”“产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的性质，是“央企”“国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齐聚的制盐工地，亦即长三角各路诸侯、各色人等“赶集”的季节性领地。

金鸡山和翁山是临城界内为数不多的孤立山头，堪称地标。遗址距离翁浦约1.2公里出海，距离城隍头约1.2公里抵山，上有陈岙水库（山坑），饮用水资源丰沛。金鸡山遗址之所以成就“无郭盐城”之中心，恐与翁浦外缘港池——六横双屿港相关联。在帆船时代，双屿港一直担当着国际国内航运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更因为在港区内（现国家一级渔港台门港）出土商代青铜斧、西周青铜（见图4），表明其在商周时期已然成为修造船基地。推测其时舟山大宗商品之海盐应由该港集散输出。同样，由该港转运进来的还有稻谷——“无郭盐城”10000人的口粮。

需要说明的是，大榭遗址系在浙东海岛上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史前盐业遗址。我们不必因为大榭岛现隶属于宁波北仑区而将它淡出视线，反之，我们更应该将它纳入到舟山海洋考古体系之中，把它当作我市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的工作指针和比对样本，视如己出。例如：一直困扰我们的水稻考古，若然参照大榭遗址，那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大榭遗址发现的水稻是否系当地种植？一份来自“宁波大榭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显示：一是从大榭遗址属性来看，制盐前期工作如盐泥提纯、卤水制备等，都需要充足的高温日晒和强蒸发环境，故当时盐业生产不具备常年性。先民以制盐为目的仅在高温季节来岛居住，因此无法保证一个完整的水稻种植周期被全程把握；二是从劳动力资源优先配置角度来看，水稻夏季田间管理是保证其收成的重要环节，而其时恰恰与盐业生产活动相重合，所以先民只能放弃水稻种植而全力从事盐业；三是发掘单位宁波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在遗址周边的未发掘区域进行了考古钻探，并未发现有疑似农田遗构存在。结论是：大榭先民在当地进行水稻种植的可能性不大。

与之相对应，舟山的情况也大差不差。商周时期舟山海盐生产已趋于专业化、规模化和成熟化，加之海盐对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故不排除岛民是“专职盐工”的可能性。从地理环境来看，舟山地多斥卤，用于灌溉的淡水资源奇缺。遗址所在地周边芦苇丛生、盐碱荡田。又据我市文保考古所2024~2025年岑港考古调查报告，他们对新发现的10余处商周盐业遗址周边进行了钻探，泥芯样本显示均为海涂淤泥，故不具备开展水稻种植的先决条件。

除考古材料外，文献也不乏关于舟山盐事的相关记录，从侧面为探讨上古岛民的生业形态提供参考。据《越绝书》记载，春秋时期越国为管理盐业生产特设置“盐官”，足见国家对盐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关于盐工们的生活，北宋时任鄞县知县王安石有《收盐》一诗，诗人虽未直指舟山，但其“海中诸岛”的描写、盐民生存困境的刻画，与舟山盐业史高度契合。诗中“州家飞符来比栉”影射北宋官府对盐民的严苛盘剥，与北宋词人柳永《鬻海歌》所记盐民苦难同属浙东盐政弊端之反映。柳永更是直白地道出了舟山“煮海之民”劳苦终日而无暇从事农耕和纺织活动，衣食来源并不充足。距今千余年前的北宋尚且如此，三四千年前的商周便可想而知了。

既然上古舟山没有农业“规上生产”，那么他们生存所需的粮食就要从内陆输入。关于古代粮食运输问题，《尚书·禹贡》揭示了先秦时期进贡地与国都之间距离远近，直接决定所呈贡粮的加工精细化程度。距国都“百里”内可将连杆带叶的禾运输至都城；“二百里”内则缴纳禾穗；“三百里”“四百里”和“五百里”的，则要求贡粮精细化程度达到带稃壳的谷、糙米甚至精米。

稻米输入舟山既要考虑海陆兼运，路途遥远且艰难，又要确保运输安全、便利和高效，故推测上古配送的应是带稃壳的谷。之所以选择将稻谷脱粒并以带稃壳形态批量输入，还有两个因素：一是稻米带稃壳较之糙米、精米易于贮存；二是稃壳亦可充当陶器羼和料。又基于此，关于上古舟山有没有水稻种植的“半个世纪之争”终于有了答案。我们认为，马岙等史前遗址所见夹谷陶片中羼和的稃壳，以及1982年在定海蓬莱新村商周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皆缘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