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基村虎山南麓考古钻探泥芯样本　摄影　贝武权

姚家湾遗址出土的红陶片　摄影　朱雪菲　刘开兴

姚家湾遗址清理的盐灶　摄影　朱雪菲　刘开兴

岱山泥峙江窑湖遗址出土的商代玉玦　摄影　贝武权

岱山岛呈东西走向，东宽西窄，形似一片舒展的桑叶，陆域面积100.32平方公里。岛上地形以丘陵为主，东高西低，最高点磨心山，海拔257.1米。岱山岛原为东、西岱山两个独立岛屿，沿岸曲折多变，分布着形态各异的礁石、突出的岬角以及广阔的沙砾质滩涂，海岸线长97公里。1949年，当时国民党政府选址东、西岱山之间的滩涂建设机场，遂使海潮退却，东、西两岛连为一体。

明代以前，东、西岱山间隔着南浦—北浦水道，可通船舶。入清以来南、北两浦渐渐淤阻，航道最狭窄的地方即今东沙镇司基村桥头。司基岙直面南浦，两山（龙山、虎山）对峙，如门屏障。宫门山、房山、凤凰山、贤山、笔架山合抱，藏风聚气，不失为一优渥港池。桥头介于虎山和宫门山之间，因“南望桥”而得名。清代置“石桥镇”，建“公敖”（盐仓）。源于大长坑（枫树水库）的径流通过司基，循龙山在桥头合源，一支南折注入南浦，另一支向北从新道头出海，俗称“长河”。长河龙山段上有一座石板桥曰“太平桥”，始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太平桥周遭有若干道“碶门”阻挡海潮入侵，今桥墩移用的“老碶”（《定海厅志》卷十七·水利，页三十一）石构件（闸门槽柱）仍历历在目，似在叙说彼时司基的沧海桑田。

与司基毗邻的枫树岙，东接岱东，北连泥峙，南邻石马岙。属地大长坑、小长坑溪坑水终年不绝，奔流南下至枫树湾后一路西行、北折司基汇成长河。枫树岙古称枫树墩岙，背枕贤山，面临长河，与司基太平桥间隔两座桥（光绪《定海厅志·岱山图》）。从地理环境和水文态势上看是一脉相承的，远古时期它们同处南浦滨海台地，潮汐可至。有人说枫树墩岙“墩墩有文化”，今被呼作“枫树墩”“枫树墩子”“紫竹墩”“牛轭墩”的地方，可能是枫树岙先民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痕迹。果不其然，近年来姚家湾遗址的发掘正好实锤了这一判断。

一

姚家湾遗址坐落在贤山余脉笔架山东南麓，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2022年，抢救性发掘3×10米探沟1条，清理盐灶1座。盐灶长约5.4米，内含大量红烧土与草木灰堆积，热释光测年为距今约4000年。盐灶横穴式结构，由长条形灶膛与圆形竖井组成。灶膛长3.3米，烧结层最厚达15厘米，竖井口径2.1米。灶膛左端设烟道，右端为灶口。灶口设风门，两旁各置1块挡风石。灶口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可以通过风门开启、关闭，灵活地控制空气流量以调节灶膛火势，达成卤水蒸发适宜的温度。竖井齐腰深，可能是操作室。功能至少有二：一是便于工人站着喂投柴薪，以减轻劳作强度。二是利于顺势掏出膛灰，以确保灶膛内空气充足，柴薪燃烧充分。

2022—2023年间，省、市考古联队在该遗址勘探发现了与盐灶同期的废弃堆积，出土大量烧土柱、烧土块以及煎盐盘残片，伴有少量夹砂陶鼎、陶罐出土。煎盐盘陶质酥松，大口、平底。胎厚2~3厘米，口径60~65厘米。

2024年，姚家湾遗址正式发掘，发现了制盐作坊区与盐泥废料堆之间存在多次叠压关系。盐泥废料堆包含有较单一的夹贝煎盐盘残片，均系“红陶”。由于此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过于狭小，性质不是很明确，但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可以断定年代应早于上述盐灶，即距今4000~5000年。

高亭镇枫树村姚家湾遗址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下，经过多次勘探、发掘，共揭露面积数百平方米，文化层厚1.2~1.8米。发现盐灶1座、灰坑23个、柱洞17个，出土可修复器物47件。目前已列入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姚家湾遗址位于北纬30°07'，属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现存遗址海拔8~12米，系全新世海平面上升形成的滨海台地。考虑到4000~5000年来海岸线变迁情况，史前姚家湾陆域显然是小于今天的，但因海岸内敛仍拥有大批潮间带，泥料丰沛，应是非常适合海盐生产的。正如北宋时期曾任晓峰盐监的柳永在其《鬻海歌》中近乎白描的书写：“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咸味加，始灌潮波塯成卤。”与之相仿，姚家湾潮间带上的盐泥自然成为先民刮泥淋卤的最优选。

二

那么，问题来了。姚家湾盐业遗址在岱山仅仅是孤立存在吗？让我们环顾四周来检讨一下。

首先，让我们看看与枫树湾同属大长坑水系的司基岙。借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之机，2025年6月，我们在司基虎山南麓俗称为“蜘蛛墩”的滩涂田中做了考古钻探，地层0.8米处发现大量红烧土及商周遗物，文化层厚1.0米。无独有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虎山北偏西的宫门山麓也出土有石刀、石镞。初步判断，两地文化内涵一致。

与司基一衣带水的念母岙，地处摇星浦之湄。如果我们把茶前山—寺岭—线山脉作为东、西岱山分界的地理标志，那么，山之东谓司基岙（含桥头），滨南浦；山之西谓念母岙，滨摇星浦，地理环境颇多相似。1983年，念母岙发现北畚斗遗址，面积约3400平方米，文化层厚1.8米。出土石锛、石犁、鼎足、夹沙红陶及印纹硬陶。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距今3000~4000年（《岱山县志》第二十编第五章）。

其次，我们来看与姚家湾遗址接壤的岱东双峰盐场西北侧山谷地带。1983年在北二村和虎斗村滨海台地上，分别发现了大舜庙后墩和虎斗大墩。大舜庙后墩遗址面积约2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0米。出土石斧、石锛、石镞、鼎足及夹贝红陶，距今4000多年（《岱山县志》第二十编第五章）。

再次，我们把目光转向岱北盐场。2025年6月，我应邀赴泥峙畚斗岙复核江窑湖“三普”文物，考古钻探确认了畚斗岙完好保存着约10000平方米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江窑湖遗址。江窑湖遗址濒临岱北盐场，1983年出土石犁、石戈、石镞和3件商代玉玦（《岱山县志》第二十编第五章）。其中一件三孔石犁稀见国内外考古报告，型制独特，发人深思。

江窑湖遗址出土的三孔石犁系砂岩质地，尺寸约32×25×1厘米。扇形有凹槽，弧刃，斜肩，表面磨制精细。孔洞呈等腰三角形分布，双向钻孔。其三孔结构与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组合式三孔石犁尖类似。庄桥坟遗址三孔石犁出土于良渚文化中期地层（距今约4800年前），与典型黑陶、玉器共存。该三孔石犁带有木质犁底，通长1.06米，犁身由三角形犁尖和梯形两翼组成，三孔用于与木质部件绑缚固定。部分学者认为该三孔石犁通过斜插土层实现连续翻耕，需双人协作；但微痕分析显示其使用痕迹更接近铲土，深层犁耕证据不足。江窑湖遗址出土的三孔石犁是否属于组合式？因其来源于民间采集而非专业考古发掘，故不得而知。倘若属于单体式，亦可安装为犁或铲，实现刮、削、铲的功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江窑湖遗址出土的三孔石犁，与其说是用于稻作深层犁耕，还不如说是用于盐业削泥刮土。

值得一提的是江窑湖遗址出土的3件商代玉玦，质地温润，制作精美。玉玦通常被当作政治信物看待，春秋时期明确“环玦制度”。《荀子·大略》记载“绝人以玦，反绝以环”。杨倞注曰：“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环的含义是回还、团圆；而玦的含义是绝决、决断。由此可见，拥有玉玦的江窑湖先民似为与某个联盟决裂的部族。结合同期同地出土的商周兵器石戈一并察之，隐约透出其非凡的军事、政治品位。或许商周时期的江窑湖，曾经活跃着一个盐业经济高度发达且超乎想象的“海王之国”，让我们窥见“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多头角力、不惜用战斗来控制海盐资源的宏大叙事。

最后，统观已知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的7处遗址、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岱中、岱东、岱北海拔4~12米不等的山谷地带，台地开阔，滨海或者临浦，充分说明这些史前文化遗址与盐业生产的高度关联性。与之相反，我们未曾在岱南、岱西盐场周边发现过此类遗址，这是由于岱西（含摇星浦）、岱南（含南浦）这片海域相对水深流急，沿岸较难形成海涂淤积的原因。直到北浦两翼因盐业或耕作、因塘工或水利不断萎缩，致使南浦、摇星浦渐渐淤塞后，才形成较大规模的岱南、岱西盐滩，那是清末民初的事了。光绪《定海厅志·岱山图》在龙山西标注有“候潮亭”可资佐证。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一是基于姚家湾遗址灰坑发现和上述岱山诸遗址出土陶片含盐析出物，结合遗址距海岸线及山林仅数百米不等的区位特点，推测岱山岛先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滨海山谷地带，是因为获取制盐原料和柴薪燃料较为便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开展“刮泥淋卤+柴薪煎煮”的早期制盐工序。

二是依据陶器器型和黏土特征，尤其是粗泥红陶（外红内黑）和夹贝红陶，证实岱山岛先民已掌握独特的制陶技术，修正了“岛屿文化被动接受大陆影响”的传统认知。岱山岛先民采用陶盆作为煮盐容器，并有迹象显示个别陶盆可能用竹片或藤条事先编织成型，然后内外敷设类似掺和石灰或贝类碎屑的黏土制作而成，与汉代“牢盆”存在技术关联。

三是通过开展环东海地区同期遗址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姚家湾遗址盐灶与连云港李庄遗址盐灶高度相似（连云港日报《带您穿越时空，品尝一城的“咸味”》），尤其是灶门位置石块摆放细节如出一辙，推测岱山岛先民采用封闭灶体持续加热，蒸发卤水成盐的工艺。

四是岱山史前盐业遗址分布与古代先民海洋活动相关。岱山岛盐业遗址年代集中于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与北仑大榭岛（雷少《我国古代海盐业的最早实证—宁波大榭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衢山孙家山（钱颖、贝武权《舟山海洋文明探源—以孙家山遗址为考察对象》）等盐业遗址，以及李庄等江淮盐业遗址群共同构建了“长三角”早期盐业生产网络，为我们解构史前江浙各方势力对海盐资源控制状况、海陆环境变迁情况，以及海上交通史、贸易史、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