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岙唐家老街唐华九故居　孙峰　摄

在舟山马岙街道安家公园内，立着一座民国初年的碑刻，这是近代定海马岙商人唐华九为其生圹自撰的墓志铭。此碑刻于壬戌年（1922年）七月，碑石高55.5厘米、阔110厘米、厚11.5厘米，青石材质，楷书镌刻。现存碑文虽仅有下半段，但可结合2010年版《马岙镇志》进行补全，是唐华九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反思。本文将以这座碑刻为核心，结合地方文献与民国报刊记载，系统梳理唐华九的生平事迹、家族脉络、商业历程及公益实践，也借此进一步探究定海商人在沪经商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

全文开篇即点明撰写背景：“壬戌夏，予西山之麓营生圹成，予友孙君弥卿为之志。孙君曰：‘生圹有志非古也。夫士君子俯仰古今、洞达物理，齐彭殇为一致，苟苒身世于浮云，乃仿司空表圣古事，筑府庐以老其身，亦高人韵事也。不可以无诗而志，则来日方长、修德未艾，纂述其美，有待后贤焉。’诗成寄予，予感孙君之善颂，而益惭予之蹉跎岁月，堪足称焉？予年已周甲，夕阳虽好近黄昏，所希望者几何？”这段文字揭示了墓志铭的撰写由来，是唐华九在年满六十之际为其生圹而作，且这一行为离不开好友孙弥卿的推动，志文完成后，孙弥卿还特意作诗篇相赠。孙弥卿作为定海旅沪士绅，与唐华九同为定海旅沪同乡会的骨干成员，曾供职于上海《新闻报》，还曾倡修民国《定海县志》。正是在孙弥卿的劝说下，唐华九最终完成了这篇自撰墓志铭，文中流露出对知交的感念，也暗含对自身一生的总结与反思。具体来看，其核心内容可分为四个层次：

其一，生平梗概。唐华九自述：“回忆去日，予以舞象之年出申，弃儒服贾，颇潜心于机械事业，驰骋商场，匆匆四十余载。”他在“舞象之年”（一般是男子十五至二十岁）离开舟山赴上海经商。之所以选择“弃儒服贾”，既有清末舟山士子“儒商互济”思想的浸润，也受到唐氏家族商贾传统的影响。

其二，家族隐痛。“年十八失恃、五十一失怙，均以离乡远，而甘旨之奉缺，如风木之悲，无时或已。”唐华九在十八岁时丧母、五十一岁时丧父，皆因身处异乡未能尽孝。这份未能奉养双亲的愧疚感，或许也是后来他一心反哺家乡的重要缘由。同时，对其子女的记载也透露出他复杂情感。唐华九共有三子，长子唐渭昭学养有成却英年早逝，次子唐铨昭当时仍在求学，三子唐鉴昭年纪尚幼。志文中满含他作为父亲对孩子成长的牵挂，也流露出对家族未来传承的审慎与忧虑。

其三，公益理念。志文写道：“惟此区区乐善之意，罔敢以倦？盖不欲积资与儿孙，徒长其骄奢淫佚之习，以玷家声。故薄储半盎于公益。”唐华九虽有财富在身，却没想着留给子孙后代，而是选择捐出一半积蓄用于乡里公益。这种对慈善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近代商人中颇具代表性。后又记录着唐华九为家乡水利所作贡献：“乡有以濬河为请者，予以水利攸关，不辞而为之肩任，其他之有益乡里者，亦必量力之所及而为，非望报也。”文中所指，是唐华九捐资修浚了原中峰庙东侧大河头至三江码头的河道。他做这些善举并非为了回报，这也彰显他公益实践的纯粹性。

其四，人生期许。碑文末段记录下家中的喜讯：“今所差堪自慰者，次儿新举一男，此后含饴弄孙，顺教以待天年，夫复奚求？”表露出唐华九对含饴弄孙的期待，以及对家庭温情的珍视。唐华九不敢自比唐代韩愈之子韩昶自撰墓志，足见其为人低调谦和，他也阐明撰写墓志铭的目的是向家族后代交代生平并传递对故土的牵挂。

唐华九的墓志铭虽以晚年视角写成，却为我们勾勒出其人生轨迹的关键节点。结合近代报刊和史料，可将其生平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是家族浸润与早年积淀。清咸丰四年（1854年），唐华九出生于马岙唐家街，属于唐氏“大启文运，世守其华，昭兹来许，作宾王家”中的“华”字辈。唐氏先祖为早年由宁波江北甬江街道畈里塘一带迁来的两兄弟，初至时依附马岙林氏家族为长工，后来通过拓荒垦田、发展农业逐步起家。随着家族势力壮大，投身商业的族人日益增多，其聚居街区也因此得名“唐家街”。在清道光年间，唐家街的街市形成，是当时马岙庄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有理发、百货、染坊和钱庄等各类商铺三十余家。唐华九出生正值马岙唐家的兴盛期，这种家族商业氛围的熏陶，为其早年商业意识的萌发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行业初探与资本积累。据碑文所载唐华九于1870年前后赴上海谋生。彼时宁波帮在沪势力很强，宁波籍商人已掌握五金、航运等多个行业。初到上海的唐华九选择机械事业，后来成为怡大洋行买办，逐步积累后又与朱葆三、严渔三、傅筱庵、周金箴等人共同投资开办“祥大源记五金号”。

其三是行业深耕与多元拓展。唐华九的事业在清光绪中期步入鼎盛。1914年，唐华九出任内河招商局总稽查。作为招商局规模最大的附属企业之一，内河招商局总稽查一职位高权重，主要负责监督企业经营。彼时招商局由洋务派代表盛宣怀实际掌控，而盛宣怀与定海商人朱葆三交往甚密。据此推测，唐华九获任此职或得益于朱葆三的引荐。另据马岙老人回忆，唐华九还承包过陆家嘴码头的货运装卸业务。这可能也与他担任内河招商局要职的经历有关。

唐华九商业上的成功，离不开沪舟两地人脉、资源的支撑。在上海，他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定海旅沪同乡会等组织，维系着同乡间的情谊与互助；在舟山，王亨彦等定海乡绅也为他提供了稳固的后方支持。这种在沪舟两地相互依托、彼此助力的模式，正是唐华九能够立足并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他本人多年来勤勉开拓、从未懈怠，正如其墓志铭中“驰骋商场，匆匆四十余载”所记，即便到了晚年，也未完全脱离商业活动。

唐华九的墓志铭里，对家族关系与人际网络的记述较为简略，但结合马岙唐氏宗谱与文献资料，仍能大致梳理出他的社会关系。

据墓志铭记载，唐华九共有三子，长子唐渭昭和次子唐铨昭为正妻林氏所生，三子唐鉴昭为妾氏林氏所生。其中，长子唐渭昭英年早逝，儿媳郑氏此后未再改嫁。次子唐铨昭，其妻陈福英，是作家三毛的姑姑，两人共育有四子一女。因唐华九与陈宗绪同为定海旅沪同乡会成员，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既延续了家族血脉，也通过亲缘纽带强化了定海商人在沪的合作关系。唐华九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从次子唐铨昭的成长经历可见一斑。唐铨昭不仅考入台湾东吴大学，接受了当时稀缺的高等教育，毕业后还进入银行任职。

在旁系亲属网络中，弟弟唐连琛与堂兄弟唐利生是重要角色。唐利生与唐华九一同赴沪创业，据当地老人介绍是从事账房、管家之类的职业，或许也是在洋行就职。事业有成后，他与唐华九一起出资重建唐家大屋。1932年，唐利生在马岙唐家街建造中西合璧的“走马楼”，与唐华九的三合院并列成为唐家街的标志性建筑，但在1940年被日军放火焚毁。

唐连琛是1898年前后进入祥生铁厂任职，后担任华经理，在此工作三十余年。在他职业生涯中，曾卷入五卅运动期间祥生铁厂的罢工运动，这离不开另一位核心人物——杨培生。杨培生是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是五卅运动期间工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青年时期进入启昌机器厂当学徒，后又凭借过硬的技术进入浦东英商投资的祥生铁厂做工。五卅运动爆发后，杨培生发动工人成立祥生铁厂工会，并领导全厂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还被推选为工会第一任会长。当时唐连琛担任该厂华经理，相当于英商代理人。据《人间清白——首届中央监察委龙华四烈士》所载，杨培生等人考虑到唐连琛与唐华九的关系，且唐华九彼时在工商界已有一定地位，便有意劝说唐连琛给予协助，这一想法也从侧面印证了唐华九的行业影响力。唐连琛经过慎重考量，听取了杨培生等人的意见，与英商老板进行沟通协调，推动了此次罢工运动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待遇与工作环境。

另外，唐华九的社会网络由同乡组织、商业团体和慈善事业共同构成。首先，宁波旅沪同乡会与定海旅沪同乡会为唐华九在异乡发展提供了身份归属感，更是借此加深了与傅筱庵、秦润卿等清末民初上海滩知名绅商的同乡情谊。其次，各类商业活动也进一步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据《申报》记载，1920年的美商银行团宴会上，唐华九与朱葆三、唐绍仪等三百余人共同出席，可见其社交圈层已触及中外政商顶层。此外，在慈善公益方面，唐华九也积极联动乡贤力量，曾与马岙名士王亨彦等乡绅合作，针对家乡河道淤塞问题开展疏浚治理工程，共同协作改善家乡水利。这种多维度的社会网络支撑，使唐华九从单纯的商人逐步成长为兼具社会影响力的定海商帮代表人物。

唐华九一生始终心系慈善，他的善举覆盖水利疏浚、教育培才、慈善救济三大领域，充分展现了近代绅商“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责任意识。

水利建设是唐华九投入最多的公益领域。据其墓志所载，唐华九组织开挖了中峰庙东侧（大河头）至三江渡口的河道，这条被称为“新大河”的河道全长约3公里，打通了马岙至三江口的水上通道，极大地便利了当地居民的农田灌溉，对马岙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改善意义重大。据舟山某收藏爱好者收藏的一份1922年的“河捐收据”显示，唐华九曾联合王亨彦等乡绅动员马岙当地民众以“每亩大洋贰角”的标准，开展众筹募捐，对马岙庄“马”字编号的田地、滩涂进行系统治理，此次治理行动很可能就是墓志中所记载的“新大河”河道疏浚工程。而经费空缺部分，就由唐华九等捐款补用。

教育公益方面，唐华九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定海公学的支持。该校作为舟山中学的前身，是近代舟山最重要的新式学堂之一。据1923年定海公学职员名册所载，唐华九担任“名誉董事”，并资助学校建设工作，这种对公共教育事业的投入，与其子女培养的理念一脉相承。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定海的地方教育正是依靠刘鸿生、朱葆三、唐华九等定海商人的持续捐助才得以维系。

唐华九投身慈善多年，捐款行为亦是从未间断，这些善举在民国时期的报刊中均有报道。1893年镇海海乡赈所的赈济活动中，他捐赠“洋一元”，虽金额不大，但与朱葆三、傅筱庵等共同列名，体现了绅商群体的集体行动；1907年上海仁济医院扩建时，他捐“洋二十元”，助力这家开办已七十年的老医院扩建病舍；1912年虹口慈善堂月捐中，唐华九通过旗下商号“祥大源号”持续支持施诊给药等日常救济。他的捐赠范围遍及舟山、宁波、上海等地，捐赠内容也涉及赈灾、医疗、日常救济等多方面，这种广泛且务实的慈善实践，充分展现了他广施博济的慈善理念。

碑刻作为第一手史料，不仅系统记录了唐华九从青年赴沪创业，到中年商界有成、晚年反哺乡梓的完整人生轨迹，更细致呈现了其家庭结构、商业网络及公益实践。这些细节为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马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它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定海商帮的诸多特点，如商人的创业历程、家庭观念以及对家乡的贡献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定海商帮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质。

碑刻的文字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家庭伦理与乐善好施的美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唐华九自撰墓志的行为本身，以及他在碑文中流露出的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窗口。

碑刻中唐华九热心公益、造福乡里的事迹，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近代商帮人士的责任与担当，这也为当代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树立生动的历史榜样。这种兼顾个人成就与社会贡献的价值取向，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发展和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