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博物馆藏何瑞棠寿圹碑

丁汝昌1892年4月13日致何瑞棠手札

晚清民国时期，有一大批舟山人活跃在上海商界和文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朱葆三、刘鸿生、董浩云，被称为宁波帮的核心人物，直到今天都还耳熟能详。然而本文的主人公何瑞棠，今天恐怕只有少数的一些学界人对他有所了解。实际上，在晚清光绪年间的上海，何瑞棠的声望很高，他是以军火买办起家的宁波帮巨商、江苏候补道台，曾与当时洋务派官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交往；他又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学者，曾在上海创办鸿宝斋石印书局，其间编纂了《赋海大观》《皇朝经世文四编》《中外政治策论汇编》等多部有分量的著作在该书局出版。何瑞棠兼具商人、官员、出版家和学者多重身份，称得上是晚清舟山奇人。但目前对何瑞棠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落后，为此我们爬梳史料，撰成此文，以为抛砖引玉之作。

何瑞棠是晚清上海宁波帮的核心人物

何瑞棠（1837—1906），名良栋，字瑞棠，1837年10月30日出生于浙江定海，父何锡金，母邱氏。何瑞棠何时离开定海赴上海谋生，因史料缺乏，暂无从确考，但可以知道他到上海后，适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发起洋务运动，中国亟须国外先进的武器装备，何瑞棠抓住这一时机，先后做过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和泰来洋行的军火买办，很快闯出一片天地，成为晚清时期与同乡朱葆三齐名的旅沪巨商。

何瑞棠致富后，热衷公益事业，因此《申报》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从《申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何瑞棠在沪上的声望是很高的，与他过从甚密的旅沪定海同乡王恩溥（号松堂）曾说：“瑞棠何太守，著籍定海，流寓沪江都人士无论识与不识，皆耳太守名，盖其闻望之著，声价之高，笃信之诚，爱敬之谊，有足以感孚遐迩者。”（《申报》1896年10月25日）何瑞棠频频与当时宁波帮绅商叶澄衷、沈敦和、严信厚、朱葆三等人联名见诸报端，称得上是晚清宁波帮的核心人物。以下据《申报》等史料胪举数例，略见其在晚清上海商界的地位和影响。

1892年，经李鸿章批准集股建立的中国最早的机器造纸厂——上海天章纸厂，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宣告破产。4月26日，公开登报拍卖企业，7月9日有西人以白银87500两买下。此举引起该厂股东的不满，上海道衙通知同知韩志鹏设法赎回，最后由何瑞棠和韩山曦、朱培初三人出资经营，改厂名为伦章造纸局。但自1892年恢复生产经营后，并无起色，1903年11月，何瑞棠与韩山曦两人拆股退出，企业拍卖给朱培初。

1898年，何瑞棠和朱葆三分别集资合股创办宝兴矿务公司和宝华矿务公司，以开采宁波府属镇海、奉化、象山、台州府属宁海、太平（今温岭）等县铅矿。

1899年10月，清末大臣、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决定在重庆开办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电令总行迅速与包星北订立合同，由包氏出任大班，负责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业务。当时盛宣怀选择的合同作保人就是何瑞棠。

1901年，总部设在香港的育才书社在上海开设分校，7月16日初次集议成立董事会，公举总董，何瑞棠和同乡朱葆三同被推举为协助总董的“襄总董”，排名在“办事总董”和各种董事之上。上海育才书社即今上海市育才中学的前身，当时以“中英并包、汉英兼采”的新式办学特色享誉沪上。

1902年，舟山重修《定海厅志》，在该志《重修职名》的“参校”一栏中共列有八人，多是旅沪名商，其中何瑞棠名列第一，朱葆三名列第二。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何瑞棠和朱葆三两人在当时的名望和地位。

1904年，上海发生俄人打死宁波人周生有的血案，旅沪宁波商人由何瑞棠领衔，联合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迅赐照会俄使，饬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其声望之高，由此也可见一斑。

何瑞棠生性抗直，以诚待人，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多才多艺，除撰文著书外，还爱好古琴，曾创办昆曲曲社“拍红集”。对此，他的同乡知交王恩溥撰有《赠何君瑞棠》一诗云：“飒爽英姿卓英才，逢场不数酒筵开。知交幸缔十余载，畅饮定须三百杯。珠履客随新雨集，瑶琴曲奏好风来（原注：君善琴）。与君相对添豪兴，诗句何烦击钵催。”（《申报》1885年3月25日）另王恩溥撰有《题何瑞棠太守独坐松下弹琴图》一诗，其中写道：“惟君识琴理，许我时一闻。我岂知音者，妙理烦指陈。自君来海上，如逢方子春。解人岂多得，独坐惟怡神。泠泠七弦上，一曲歌停云。松风道天韵，吹动万斛尘。一弹且再鼓，松子落缤纷。”（《申报》1889年3月15日）可见何瑞棠善古琴。

身为沪上巨商，何瑞棠乐善好施，他的名字也因此频频见诸《申报》。1886年，何瑞棠曾捐银一千两，获得清政府旌奖。何瑞棠也不忘造福家乡人民，如1891年定海修建育婴堂时，何瑞棠曾捐资相助，对此，《定海县志》曾这样记载：“诚求堂，初名育婴堂……光绪十七年（引者注，即1891年），知定海厅事黄树藩向绅商劝募，由富绅何瑞棠、李肃铭等捐资兴复，择城南偏东地方，新建大厅三间，台门一座，东首厢房三间，庙房一间，西首厢房九间。”此外，他还曾捐助杭州的定海试馆，上海的定海善长公所亦为其所创办。

1906年8月4日，何瑞棠在上海去世，享年70岁，次日《申报》即刊登了何瑞棠去世的消息。同年12月，何瑞棠灵柩运回定海安葬，何瑞棠的墓就在定海真武山下东湾村附近。据说墓上原砌有两块石刻画，画上写有两句话“彭祖八百年，陈抟一觉眠”，这两句话曾在真武山一带广为流传。何瑞棠的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平，这两块石刻画遂不知去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东湾附近还发现了一通何瑞棠寿圹石碑，碑上镌有三列字，中间镌有“清通议大夫何公瑞棠寿圹”十一个大字；两侧镌有小字，右侧为“光绪壬辰新秋谷旦”，光绪壬辰即光绪十八年（1892）；左侧为“合肥李鸿章题”，下面还钤有两方李鸿章篆书印：“大学士肃毅侯”“李鸿章印”。李鸿章是无人不晓的晚清大臣，李鸿章题字碑的发现，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真武山下的百姓还把它编成了顺口溜：“大夫何瑞棠，题壁（碑）李鸿章。”人们知道这碑珍贵，出土后便用拖拉机装到舟山博物馆了，由此完好保存至今。

李鸿章的题字表明，到1892年时何瑞棠已是正三品的通议大夫。通议大夫是清代文职官员散官（又称阶官）名，其品级为正三品，属散官十八等中的第四等。设散官的目的是为了“叙崇卑”，即表示官员的品级和荣誉。清政府因为何瑞棠名望高，又大行慈善，不断给他封官，如1893年5月31日《京报》曾报道何瑞棠这年为“知府衔候选同知”，“俟得缺后以知府用”，1902年重修的《定海厅志》记载他当时是“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到何瑞棠去世前，已官至江苏候补道台。这些官并非虚衔，一旦得缺后是可以实授的。由此可见，何瑞棠生前既是商人，又是品衔不低的朝廷命官。

何瑞棠与晚清大臣李鸿章等人的交往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阶段。

鸦片战争失败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先后发起洋务运动，积极引进外国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洋务运动自1861年开始，至1895年基本结束，持续约35年，当时何瑞棠是上海德国地亚士洋行军火买办，这使他有机会结识清政府统治集团中的一些高官要员。地亚士洋行由德国人地亚士1862年在上海创办，是最早向中国输入军火的洋行之一。史料记载，中法战争期间（1884—1885），清廷命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会商向上海洋行购买德国克虏伯大炮事宜，何瑞棠因此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一些洋务派官员有了密切的来往。

实物资料也显示，何瑞棠在1892年前与李鸿章有交往，且关系很好。上文已提及舟山博物馆藏有一通何瑞棠寿圹石碑，碑上镌有“清通议大夫何公瑞棠寿圹”十一个大字，据碑上小字，此系李鸿章于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所题。这通寿圹碑十分珍贵，它是见证何瑞棠与李鸿章交往的最可靠的实物资料。

何瑞棠与李鸿章应是通过德国克虏伯大炮的交易而结识的。李鸿章很早就认识到德国克虏大炮的威力，对此炮情有独钟，早在1871年，李鸿章就一口气购买了328门不同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布防在北京附近的大沽口、北塘和山海关等炮台。此后在1877年，李鸿章又购买了114门克虏伯大炮，率先在自己的嫡系部队淮军中建立洋炮营。因此李鸿章与上海地亚士洋行军火买办何瑞棠结识并交往，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何瑞棠与张之洞的关系，可举一例来说明。1895年，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忻上奏朝廷，声称何瑞棠与另一位上海商人叶成忠运粮济寇，清廷遂指示代理两江事务的张之洞查拿严惩。张之洞以“查无实据”为由替两人辩护，此次风波得以平息。张之洞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对刚起步的上海工商业的保护，但也跟他和何瑞棠的私交不无关系。

何瑞棠担任地亚士洋行军火买办期间，还结识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天津总兵丁汝昌被任命为水师提督，成为北洋水师的最高军事长官。当时北洋水师拥有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主力舰都是由德国甫自德军舰厂建造，舰上配备有克虏伯双管巨炮。1892年4月13日，丁汝昌就代购“定远”“镇远”两舰大炮备用磨盘事致信何瑞棠：

前蒙示及许星使（引者注：指德国公使许景澄）由德国代购“定”“镇”两船大炮备用磨盘，业运存尊处。今正曾经奉复，俟弟巡洋过沪，就近走取。此书计当早登惠鉴。兹属“定远”派炮官偕同洋弁前往勘视，望费神查照原件公同点交，并希开示清单，加派妥人一同运送吴淞，由“定远”水师官照单点收。除已知照该船照收外，专勒奉达，即祈查照从速办理为幸。此颂升安。愚弟丁汝昌顿首。三月十七。在沪。

这封信收录在陈悦主编的《中国海军稀见史料·丁汝昌集》中。两年后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壮烈牺牲。这封信见证了丁汝昌生前与何瑞棠的交往，也是研究丁汝昌与北洋水师的珍贵资料之一。

由上可见，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何瑞棠在清政府与上海德国地亚士洋行的军火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值得一提的是，何瑞棠曾为浙江海防官员绘制战图提供帮助，显示出他的爱国之心。1885年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结束后，为了向清廷全面反映镇海之役的接战状况，浙江巡抚刘秉璋指示当时坐镇镇海筹办海防事防的杜冠英，由他负责绘出此役总图一幅、分图十幅。杜冠英接到任务后，便致信何瑞棠：

敝处虽有绘手，只能粗摹形势，不能描绘神情，夙闻点石斋图绘画报者颇多名手，特遣友赴申延请，孰优孰劣，请阁下探访罗致，克日与敝友同来，不胜翘盼之至。

当时杜冠英为了加强镇海防务，委托上海地亚士洋行从德国购买克虏伯炮，两人由此相识。至今上海图书馆尚庋藏有多通杜冠英致何瑞棠手札，上揭就是其中一通。绘制战图一事与军火交易无关，但何瑞棠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杜冠英的要求，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绘图人选，顺利完成了战图的绘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