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长跟我说，九江很值得驻足。但游览完庐山南麓的秀峰瀑布和白鹿洞书院后，留给九江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决定去浔阳江头看一次日落，寻一场旧梦，话一话旧事。

我们穿过一整片的居民区，走到尽头向左拐。一出居民区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了，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抬头一看，马路对面就是浔阳楼。此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盛夏的太阳仍高挂在天空，明晃晃地有些刺眼。但阳光映照在浔阳楼的红墙青瓦上，却有一股唐宋的风流。

浔阳楼最早应该是出现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里“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春天，韦应物还闲居在滁州的乡村。在那里他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滁州西涧》。令他想不到的是，那年的秋天他被朝廷任命为江州刺史，驻守九江。他顺流而上，从长江下游的滁州来到了长江中游的九江。在不足两年的任期里，除了闲暇登浔阳楼赋诗外，更多的时候他勤于理政，心系百姓，是个令人称道的地方能吏。也因此继韦苏州的美名后，他又赢得了韦江州的爱称。

但浔阳楼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水浒传》。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的故事让这座楼阁天下闻名。现在浔阳楼里的展览也都是以水浒为主题。一楼大厅左右两边的瓷板画重点描绘了浔阳楼题反诗，梁山好汉劫法场的情景。回想《水浒》的情节，有意思的是，《水浒》里宋江的第一次出场，旁人对他的介绍有这样一句：“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一个“吏道”纯熟的人，大体为人谨慎做事圆滑，即使因杀阎婆惜刺配江州，宋江还是不愿意落草，梦想着有朝一日重返公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宋江这个在职场成精了的小吏在浔阳楼这种大庭广众之下题反诗，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施耐庵完美地用“酒”闭环了这个逻辑。犯了事的宋江在异乡独自喝闷酒。酒是催化剂，放大了心中的欲念，释放了内心压抑的情感，最终让一个小心谨慎多年的职场精英翻了车。这对于自古爱编制的山东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损失。喝酒误事，果然是千古教训。

说到喝酒，不由得让人想到了九江的本地乡贤陶渊明。他在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写自己“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他去喝酒就要喝个尽兴，一醉方休。喝到性起时，他一口气写下了《饮酒二十首》：“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陶渊明能从官场说走就走，可以说，很大一方面是九江给了他底气。九江水系发达，水网交错，长江和鄱阳湖的交汇带来了许多便利。他的故乡柴桑更是在江湖平原与低山丘陵相混交连的地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家里又有累积四代的祖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只要经营得法，足以让一家人衣食不愁，因此这位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以欢欣昂扬的精神面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人归隐文化。

后世的很多士大夫想学陶渊明归隐，但终无法复制。韩愈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归隐吃不饱饭，做官又难以胜任。也就是说陷入了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窘境之中。对于“躺平”祖师爷陶渊明，他们只能徒然羡慕罢了。但陶渊明真的完全“躺平”了吗？其实也不尽然。归隐后的他感受到务农的不容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的辛苦劳作换来的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其实在“躺平”的日子里，他跟无数家长一样鸡过娃。可惜五个儿子都是“普娃”。于是，鸡娃没成功气极了的陶渊明写下了《责子》一诗：“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轮番被他揪出来责骂了一番。骂完后，陶渊明也只能自我排解“天运苟如此”，把一切归结于命运。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当下多喝一杯酒了。

登上浔阳楼的最高处，烈日终于成为了夕阳。落日隐在云彩后，云彩镶上了金边，天空被染得通红。江上忽起阵阵清风，吹散了云彩。一道夕阳的斜晖铺洒在江面，半江瑟瑟半江红。白乐天诚不欺后人。

想到白居易，不得不提琵琶亭。极目远眺，越过不远的锁江楼，隐隐能看到楼阁的应该就是琵琶亭。白居易在九江做了近五年的江州司马，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琵琶行》。一个京官贬谪边远之地，一个京伎远离故土。两位天涯沦落人的相遇造就了一段文学史上动人的情谊。因为这段情谊，从此浔阳江头静静地矗立起了一座楼阁——琵琶亭。

走出浔阳楼古朴的大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夕阳已然落幕，一轮明月挂上了夜空。那些浔阳江边的人和事随着滔滔江水滚滚向东，一去不返。只有江上的清风，仿佛吹过魏晋风流，越过唐宋繁华，如今仍然吹拂着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