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方井

　　义士李昌达殉难处碑

　　《裕谦奏查明擒获逆夷并各项出力人员开单呈览一折（上谕）》，著赏给定海监生邱庆清、民人包祖才为六品顶戴。

　　□王和平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档案，发生在185年前的定海保卫战之所以让国人刻骨铭心，为世人所瞩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等为国捐躯，更为重要的是舟山民众包祖才、邱庆清等在国破家亡时刻，挺身而出，与入侵者开展宁死不屈的斗争，打响了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枪。

　　为进一步挖掘舟山民众抗英斗争史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舟山市定海区决定在留方井区域建立区别于“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的“定海民众抗英纪念馆”，有其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义士殉难

　　“道光庚子年六月，殉国义民李昌达。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夺。”这是1934年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定海留方井考察时写下的“舟山半日游”诗。时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们此刻不正在提倡爱国救国吗？这样轰轰烈烈的眼前故事，在这国难中，怎么不好好替他宣传呢？

　　黄炎培先生笔下的李昌达原是一位军营书记。面对残破的家园，李昌达心中悲愤，却又无力回天。7月6日，他为免遭英军侮辱，投方河（现为留方井）殉职。次日，其妻房氏也投方河随殉。

　　留方井是方国珍留给舟山的传说，传承了民间版本的农民起义故事；李昌达夫妇留给舟山的印记，也因为这潭方河这口井，见证了舟山军民抗英斗争的不屈历史，所以，留方也成了流芳。

　　清同治七年（1868），邑人谷兰亭疏浚方河，为纪念李昌达夫妇及战火中殉难的定海军民，在方河旁竖了一块高3.55米，宽1.7米，厚0.35米石碑。该碑白墙砖壁，坐西朝东，顶盖小青瓦，正脊设连球，两个呈弧形起翘，正中下部嵌一红石碑，碑高1.9米，宽0.75米，厚0.15米。横书“义士李先生殉难处”，碑文9行直书，计140余字，记载李昌达生平及立碑始末。

　　留方井和义士碑，彰显了正义与道义的力量，体现了义士行为所承载的高尚精神与价值。他们在这批土地上，以热血和勇气，为保家卫国挺身而出，是抵御外敌的中坚力量，其功绩被后世铭记和敬仰。

　　1962年，由舟山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义士李先生殉难处”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舟山地区行政公署将其公布为地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地区行政公署将其修缮并立保护标志碑。

　　祖才擒敌

　　“卫中华积五千年民气，勤外寇搏三万丈虎飙。”这是纪念定海盐仓村民包祖才“青岭义勇”碑坊坊联。

　　包祖才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为何能进入中国近代史的文档？就连英军作战记录也有大篇幅的叙述。

　　清光绪《定海厅志》大事记载:“八月，定海民包祖才暨弟阿四执英官安突德（一称晏士利达拉，一称晏士打）于北门外，献诸宁波，续获喇打里等二十余人。”

　　英军军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记载:“（1840）9月16日上午，陆军上尉安突德带一印度仆役到西山间测量，被一伙暴徒袭击，仆役被打死，安突德被活捉，押送至宁波。”

　　这两份史料，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前者中的“八月”是指清道光二十年（1840）农历八月，后者的“9月16日”是公历，转换成中国农历为八月廿一。

　　英军攻占定海城后，四处查看地形，暗中规划，企图以定海为基地，建立永久的殖民统治。而定海民众不甘受辱，纷纷拿起武器，“犁锄棍棒，皆可为兵；妇女儿童，咸知杀贼。”他们利用对本地熟稔的优势，同仇敌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盐仓青岭村村民包祖才成了舟山民众抗英的代表人物。

　　八月廿一上午，包祖才等在青岭山冈西侧番薯地中锄草牵藤，听到山冈东面的青岭方向传来嘈杂的呐喊声，两个洋人气喘吁吁，往西逃窜。包祖才一见跑在前面的是英国兵，就和包祖林操起锄头追赶。事后才知道，这两个洋人，一个是英国马德拉斯炮兵团上尉安突德，一名是他的黑人奴仆，他们到青岭是测绘定海地形的。跑在安突德后面的黑人奴仆年龄较大，被包祖才赶上，一锄击倒。包祖才又紧追不放，安突德走投无路，逃至青山舒家对面时，慌乱中闯入了一个土名叫小克卵的稻田里（现青岭水库西侧），陷入泥中，被包祖才用锄头柄击中，当场被随后赶来的包鼎全、包阿四、包振声等族人活捉。

　　包祖才族人这一壮举，鼓舞了舟山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志，打击了英军的嚣张气焰。英军全权代表懿律等多次照会镇海大营，要求释俘、停火，归还安突德等成为后来英军退出舟山的谈判筹码之一。

　　庆清投毒

　　“入春以来，浙之绅民，置毒水中，药毙千余人。”这是《平夷录》所记载的。这一数字是否准确还需进一步考证，但药毙几百人这是事实。

　　能否在水源中放毒，让入侵者丧失战斗力？定海监生邱庆清首先想到了这个办法。

　　定海城腹地小，地势浅，靠海近，水系多，自镇鳌山而下，凿有二三百眼水井。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水不能不喝。为此，邱庆清召集众人商议如何投毒。他说:我们可效仿古人，水源投毒，杀敌立功，保家卫国。此言一出，得到了众人的积极响应。于是，将定海城内所有公井列入投毒名录。百姓宅内凡有私井的，以物体遮盖井口；自用水源利用天落水。叉河岙乌枫岩九溪下来与东皋岭、叠石岭处汇流的那股水，不能投毒，作为唯一的活水。于是，众人说干就干，分工合作，每人包干，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投毒。这一招，可谓绝杀。英军饮用毒水后，腹泻、痢疾、发烧等大量增加，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入侵者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说:“我们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在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兵员住院疗病就有5329人次，死亡448人。”这仅仅是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伤亡的数字。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在一奏折中说:“上年（定海）失陷后，逆夷即出伪示，勒令投顺，继出伪示，勒今完纳钱粮，该士民共矢忠贞，不顾身家性命，始终不肯从逆……迭次用毒药熬成浓汁，在于井泉水间乘夜遍投，该夷饮而成病，死亡相继，殆无虚日。现查出白夷尸骨已有六百余具……除为首投毒之监生邱庆清及擒获伪官之民人包祖才等外……其余同仇共愤设法制逆之人，数以万计。”（清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廿七《钦差大臣为遵旨酌筹定海善后事宜款折》）可见，舟山民众最初与英国入侵者的斗争中，水源投毒尤为奏效。为此，投毒领头人邱庆清被朝廷授予六品顶戴。

　　徐保举旗

　　“黑水党，银刀枪，刀杀洋鬼子，枪刺害民官。”这曾是流传在定海城乡的民谣。

　　“黑水党”首领徐保，宁波鄞县人，猎户出身。此人精壮，身怀绝技，是个生性豪爽的汉子，村民称他为“徐大哥”。因得罪当地豪绅，遭官府通缉，被迫逃至舟山。

　　英军入侵定海后，在国破家亡时刻，当地渔民便组成帮派，白天打鱼，夜抗英夷，以黑衫黑裤为统一着装，俗称“黑水党”。逃至舟山后的徐保，由于“胸无曲私，英勇出众”，很快成为“黑水党”首领。

　　徐保目睹英军侵占定海后的暴行，对众兄弟说:“今兹国难方殷，正男儿报国之机也。”当时台州、温州渔民，平时在舟山洋面捕鱼为生，英军占领定海后，失去了生计，他们在张小火的带领下投奔徐保。这样，“黑水党”力量不断壮大，聚有健儿三百余名。“黑水党”平时以练武为主，以从事渔业、开垦荒岛为饷食之源。这支自食其力、绝不扰民、独立自主的群众性抗英组织，深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

　　“黑水党”与当地民众以游击方式痛击入侵者。“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有防不及防，备有不能备。”时督抚号令:“凡杀白鬼一人赏银二百，活擒者加倍，黑鬼减半。”于是“黑水党”众人伺机杀敌，“两个月之内，擒斩数百，英人大恐”（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

　　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在第二次定海保卫战壮烈殉国后，徐保、张小火、钱大才等人，深夜借助月光在竹山的山崖旁终于找到了葛云飞的遗体。徐保等跪地发誓，我们一定要为大人报仇，为死难的定海军民报仇。继而又找到了郑国鸿总兵的遗体，而王锡朋总兵的遗体怎么也找不到。徐保等随即以草帘蒲席等物裹紧两位总兵的遗体，背负数十里，连夜觅船运往宁波镇海。钦差大臣裕谦不胜欣慰。道光帝也曾着裕谦对徐保等量材委用。可惜，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战役中殉国，重用徐保等也成了后话。

　　还值得一提的是，岱山船户魏氏因救援为反攻定海募勇而受困于海上的七名人员，这是一起典型的海上救人义举，其事迹可歌可泣。朝廷官员给魏氏颁发了“仁义之家”匾额。

　　历史意义

　　“犁锄棍棒，皆为兵器，妇女儿童，咸知杀贼。”中国人民英勇的抗英斗争不仅表现在守卫定海的清军官兵上，更体现于舟山民众坚持不懈的反侵略斗争中。其抗争精神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时间最早，持续时间长。舟山各阶层民众早在1840年7月第一次定海沦陷后，就同仇敌忾与侵略军展开了广泛的斗争。钦差大臣琦善曾在奏折中说:“各岙士民有力者捐钱，无力者出人，互相团练，各自为守，见有逆夷，即行擒解……该士民共矢忠贞，不顾身家性命，始终不肯从逆……该逆之激还定海，揆厥所由，实系该县士民之力，深为嘉尚。”（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廿七《钦差大臣为遵旨酌筹善后事宜条款折》）这一奏折，对舟山民众的抗英斗争作了高度的赞扬。1840年7月23日，英军闽粤买办布丁邦在定海北门外买牛时被乡民擒拿。宾汉在《英军对华作战记》中说:“捕捉买办一事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我可以说，还引起了部队后来的全部痛苦。”

　　在反侵略斗争中，舟山民众采取坚壁清野，拒绝一切粮食、禽畜、蔬菜的供应，狠狠打击出城抢劫的英军；捕捉汉奸，水源投毒等。此外，舟山民众还开展游击斗争，伺机捕捉敌人。9月16日，包祖才等活捉马德拉斯炮兵上尉安突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包祖才虽为一介村夫，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包祖才被朝廷授予六品顶戴。包祖才墓与其弟包阿四、父包鼎全、侄包振声墓作为一个整体被列为舟山市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基础广泛，且具有人民战争性质。从裕谦奏折和宾汉所述，可见舟山民众在坚壁清野斗争中的广度和深度。1840年12月11日，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呈的定海县即用教谕金士奎、生员蓝新余等代表舟山各阶层民众向官府呈递的请战书《定海被难绅士等公呈》中，揭露了英军在定海城乡“恣意抢夺、杀戮和淫掠”，使定海“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请求政府“挥貔貅之劲旅，迅赐拯救，以解倒悬”吾百姓当“奋身应命，咸知杀贼”。

　　1842年6月7日，定海三十六岙民众集会盟誓，并发布两千多字的《定海县民人告白》，号召民众“逢人有即杀，见船无备遂烧……数万里深入之孤军，与我数十番土著之众庶为仇，杀一人则少一人，烧一船即无一船，将见其有尽之人船，立见消亡于不觉”（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七日《定海县民人告白》）。这一告白，既是战斗檄文，又是出色的军事著作。它透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特点，主张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提出了用全民战争来消灭孤军深入的侵略者，这是舟山人民的伟大创造。宾汉所著《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除城内和沿海一边城郊以外，很难说是确实占领了。如果没有强大的部队护送，我们出东门，我会在东门外丧生，出西门，就会在西门外被捉，许多士兵就是因为这样被杀死了。”

　　第三，独具一格，建立民众抗英武装“黑水党”。从留存的史料看，“黑水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目标的群众性抗英武装。在鸦片战争前夕，舟山农民、渔民和盐民不甘忍受官僚、地主、豪绅的欺压，曾进行过反封建的斗争。首领徐保原是鄞县山区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因好为穷人抱不平，地主豪绅诬告他“挟众闹事”，被迫逃到舟山。

　　由于徐保英勇出众，胸无曲私，推送其为首领。并以“劫富济贫为宗旨”，聚众三百余名。英军攻占定海后，徐保耳闻目睹英军的暴行，他对众兄弟说:“今茲国难方殷，正男儿报国之机也。”于是，他“强组织、制军规、定旗帜”，服衣尚黑，故称“黑水党”。在反侵略斗争中，徐保所用的战策是:“水陆游击，双管齐下”。他“精挑善于技击杀之党徒七十余员，分作四队，潜隐城乡，分居村野，掺杂田间，伪为佣者，省视敌之营垒、岗哨及军情动态，夜则集队驰袭，以毁岗为主，名为杀哨。英寇哨岗时遭杀毁，迫使英军促局于城圈之内”（求我山人遗墨《黑水党抗英纪闻》）。“黑水党”也成为了鸦片战争时期独一无二的民间抗英武装组织。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华民族上下求索，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抵御外辱的伟大篇章。而舟山民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正书写了中华儿女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忠肝义胆，其流淌至今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必将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