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刚

　　沥港庙中广惠君

　　1999年面世的《金塘志》辑入了一篇《沥港广惠君庙考》，提到1927年时传闻北伐军要将无可稽考的祠庙予以拆毁，定海金塘沥港的老百姓认为“广惠君庙所祀何神，无记载可资稽考，恐难避免拆除厄运，众议以祀明戚继光将军应付之”。后谣言平息，庙也保存如旧，也就无人去注意其历史了。文章称“沥港广惠君庙在沥港镇东三里许之山岙中，庙貌庄严，所祀之神白面长须，似系文官。香火鼎盛，每年春秋二季，连日演戏酬神，乡民群集，蔚为季节性之娱乐中心”。可见该庙实为沥港当地的民间信仰中心。沥港庙多次毁而复建，建而又毁，今存遗址处，乡民于1996年新建沥港庙，三间二进，改祀抗倭名将戚继光。

　　此文发表于台北市舟山同乡会主办之《舟山乡讯》1982年第4期，作者是沥港大鹏人黄炳麟，解放前曾任定海县教育会理事长、县政府督学、县参议会秘书，1950年5月旅台后任台北市舟山同乡会第四届常务理事。虽然庙未拆毁，但黄炳麟并未放弃对广惠君庙主祀之神的思考。黄文关注到民国《定海县志》有关“广惠君”的记载有二，一称“沥港庙，在东北海中，祀广惠君，宋绍兴二十年建”，一称“广惠君庙，在金三庄，所祀之神不详，建修年月无考”。黄炳麟进一步思考，要稽考庙名的来历，必须从宋绍兴二十年（1150）以前的史籍去追根究底。“广惠君庙之建置既有年代，则必有本。建庙之缘起，当以崇功报德为旨，故所祀者必以功在国家之名将，或惠及黎民之贤侯，应有史迹故实可资夷考。但查宋绍兴以前志传，尚未发现有‘广惠’谥号或封爵之人。”他认为，庙神肯定是于国于民有“有功”之人，但没查到宋代之前被封谥为“广惠”的人，就联想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提到的宋嘉祐二年（1057），韩琦为周济“州县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而创设的“广惠仓”，循此推论，认为广惠君庙所祀之神，应为宋仁宗时名相魏国公韩琦，“惟有韩魏公能当此俎豆千秋之崇奉”。

　　黄炳麟先生远在台湾，时逾50多年仍念念不忘故土庙神和社火，一纸短文饱含思乡之情。然而，黄先生以上的推考却难以立足。他只知道民国《定海县志》的记录，却未能查证宋元各地方志。元代的《延祐四明志》为“烈港庙，在金塘之烈港（今称沥港），乃广德军张王之行祠也。宋绍兴二十年都巡检使李全建”，宋宝庆《四明志》为“冽港庙，广德军广惠庙也。绍兴二十七年都巡检使李全建，教授高誾记”。乾道《四明图经》则有高誾于绍兴二十年九月所作的《烈港新建张王行庙记》。黄炳麟提到的“沥港庙”和“广惠君庙”，在康熙《定海县志》中则称“烈港庙”和“广德庙”，到民国时仅存“广惠君庙”一处，在清末王亨彦的《定海乡土教科书》中也只记有“广惠君庙”。

　　宋代作记的高誾是宁波鄞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四明高氏是两宋时期的望族，元人袁桷称，“高氏衣冠为四明望。”自绍兴元年（1131）高誾之兄高闶赐同进士，后又有高安世、高誾、高开、高闳四兄弟相继进士及第。高訚的记文详细叙述了张王信仰的起源以及部分神灵感应故事，朝廷对张王的态度，从中可知当时普通的士大夫关于张王的知识和观念与广德地区的张王信仰关系十分密切，后者塑造的张王形象直接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士人、民众对张王的认识。庙记中也提到建庙的缘起，建庙者为烈港都巡检使李全，曾经担任广德都监，“事王甚恭”，绍兴十八年初调任烈港都巡检使，正逢海寇出没，上司督责甚严，李全祈祷张王，任务得以顺利完成，“遂出己俸，就建行庙，以严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从其祀。”在庙记最后，高氏的系衔为“左迪功郎新广德军学教授”。 

　　宋代的统县政区包括府、州、军、监四种，都直属中央政府。军主要设在边关要塞和农民起义频发的地区，其地位略低于州。安徽省广德市古称桐汭，三国孙吴时置广德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升广德县为广德军，辖境相当今安徽广德、郎溪等地。因处于杭州与南京的交通要道，广德军、广德路、广德府、广德州曾经辉煌一时，然而当地最为著名的却是纪念“祠山大帝张王”的“祠山文化”。

　　修庙者李全、庙记撰写人高訚都与广德有关系，前者是离任的广德都监，后者是即将上任的广德军学教授，但都不是广德本地人。李全在广德任官时接受了张王信仰，到沥港履新遇到难题时不求助于本地神灵，而继续向张王祈祷，获得灵验之后在沥港发起建立了一座张王行祠，此举后来又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庙记云“烈港之人从而向信，又增侈而丹雘之”。

　　“广德埋藏”祀张渤

　　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称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和钱塘江潮为“天下四绝”。同时期的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则称“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丘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天下四异，非妄传也”。这“广德埋藏”指的是每年春秋祭祀“祠山大帝张王”时的“埋藏大会”，按古礼祭祀地祇时的瘗祭。据《祠山志》卷六所记，洪武初年祭祀三天，用物竟有二万余件。其中用牛六头（含大正牛一头）、羊七十头、鹅二百只、鸡一百三十七只。黄烧纸八十六担，疏纸、五色纸、大尺八疏纸各五千张，黄纸一百张；内中用于符箓、甲马纸张为八千七百余张。另有烛台三百六十对，灯芯四斤，香炉、木桌各三百六十个，大碗、盘、酒杯各三千六百只；水竹、苗竹各四挑，炭十挑，柴五百挑。祭祀用的神衣、幞头、朝靴、旗帜等，更是多不胜数。“埋藏大会”必须由官方举办，《祠山志》卷六载，“按埋藏本为岁事，故县间岁岁有之。民间凡有埋藏必先呈明，亦系知县衔名。”每行埋藏仪典必须经知县批准，这既是宋元以来的传统，也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皮庆生《皇帝在庙——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传说与演化》，详细辩驳了当地传说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曾两次到祠山，并留下两首《幸横山》《幸祠山》“御制诗”的传说，但明末时当地已经和朱元璋紧密地联系起来。朱元璋确实比较重视“祠山大帝张王”，两次派遣钦差专程前来朝觐祠山，拨款对祠山庙修复扩建，在南京鸡鸣山建广惠祠山王庙，按时遣官致祭。然而这种传统在北宋时早已经存在，《宋史》在《黄震传》有记，“广德俗有所谓埋藏会者，为坎于庭，深广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复以牛革封鐍。一夕明，发视之，失所在。”这种祭品埋入地下后就消失不见的现象，当然被视为神灵已经收纳，故此民间越传越玄乎。

　　“祠山大帝张王”的信仰传说起源于西汉末年，高誾《记》中称得比较明白，“广德军广惠庙张王者，武陵龙阳人。尝按图牒，其先有讳秉者，在夏禹时感天女降，而与之合，逾年授以子，且曰‘后世当血食吴分’。王生于西汉之末，姿状奇伟，宽厚而爱人，有神告以‘兹地荒远，不足建家’，乃东游吴会，至苕霅之白鹤山居焉。久之，欲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将半，俄化为异物，驱役阴兵，夫人李氏见而怪之，遂隐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横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辍。”反正就是说这位“张王”不是凡夫俗子，是他爹与仙女在大禹治水时的结晶，却到西汉才降生。因为使命远大，“张王”从武陵龙阳（今湖南汉寿）东游到苕霅之白鹤山（今浙江长兴县太湖边），后来发志要为广德和长兴两地百姓造福，从长兴县的西苕溪（古称荆溪）向西，施展神力开挖运河，却不料被其妻“破法”而死。

　　关于“张王”的籍贯，传说并不统一，或说是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也有说是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人。有说为西汉人张汤之子，又有说其父龙阳君、其母张媪。“张王”的姓名出现的也很晚，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八·神仙鬼怪》中称，“王，名渤，姓张，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不管他是不是人，是哪里人，反正都不影响“张渤治水的传说”被列入广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德县西面的横山也因为唐玄宗时因祷雨感应，得敕封为“祠山”。历代对张渤的加封日益崇敬。唐天宝年间的“水部员外郎”、乾宁二年（895）“司农少卿”、天祐五年（908）赠礼部尚书兼封广德侯，到五代十国吴乾贞二年（928）赠仆射、仍旧广德侯，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册为司徒、进封广德公，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册封广德王。两宋时期对张渤的封崇更为狂热，崇宁三年（1104）赐庙额“广惠”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高誾《记》所称，“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妇，五子、子妇，讫于息女，莫不锡命疏宠，加以公、侯、夫人之号。”南宋绍兴五年（1135）加封为“正顺忠祐灵济昭烈王”，是当时最高地位的“八字王”；后世只能换个方向加封，从人王改封为神仙才有的“真君”，德祐元年（1275）封为“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辅顺真君”。神仙的封号字数突破后，人王的封号也可以突破，德祐元年（1275）又加崇仁、辅仁，成为“十二字王”，元朝时更封为“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辅顺灵佑普济真君”。

　　南宋海防有张王

　　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一文中，分析“祠山大帝”的行祠在南宋前只有11座，南宋剧增至60余座。放眼到两宋时期的浙东地区，北宋时未见张王行祠，南宋有13处，依次是宁波6、绍兴3和台州、温州、金华、严州、衢州各1。除沥港庙之外，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记有“祠山行宫，附祖印寺之右”。一县有两处的仅昌国县，且出现时间较早。鄞县在东钱湖二灵山有张王行祠，为曾任昌国盐监后封越王的史浩在乾道七年（1171）所请，史浩与高訚都是绍兴十五年（1145）榜进士。池州（今安徽贵池）行祠在绍定二年（1229）曾重修庙宇，主持者也是宁波人袁甫。袁甫在庙记中说，其父袁燮在淳熙十年（1183）大病中梦与神遇而获愈，后嘉定七年（1214）复病时再次卜医于神得愈。袁甫为嘉定七年（1214）状元，袁燮墓就建于岱山，袁家曾长期寓居舟山。另外，浙东的著名学者叶适、黄震、杨简均曾在其建康、吴县、温州任上拜谒张王行祠，这三位或来过舟山，或与舟山学者关系密切。这些浙东官员或为张王撰写庙记，或直接为张王建立行祠，很可能是推动张王信仰进入浙东、走向全国的重要力量。这些官员又基本到过舟山，或与舟山联系密切，沥港庙在张王信仰的扩张路上可能影响不小。

　　高訚所记沥港庙中祠山大帝的灵验，主要是暗助建庙者李全出海捕盗平安顺利，展示了其于海洋也无所不能的神力。“烈港都巡检使李君，尝为广德都监，事王甚恭。绍兴戊辰（1148）初，来赴官，值海寇出没，上司督捕严甚，君乃展王之画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间，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扬舲捕盗者非一，而未尝有风涛失利之患，盖王之神灵阴有相焉。”李全出任沥港时，刚好海寇出没，经常要扬帆海上捕盗，两年内均没有意外，他将之归因为恭奉祠山大帝的福报。清康熙《定海县志》卷三，“横水洋，县西。海水奔赴冲激震荡极为险害，舟欲东西而水则横于其中，故曰横水。”金塘横水洋南接金塘水道，北经西堠门，富翅门水道灰鳖洋，东经螺头门、蟹峙门水道通峙头洋，向来被渔民视为畏途，没有海上经验的李全当然会感到庆幸。

　　李全所任的都巡检一职，全称应为三姑都巡检指使，驻地本在今嵊泗县大洋山。据宝庆《昌国县志》记“三姑山系北洋冲要之地，凡海舟自山东放洋而南，欲趋浙之东西必自此分道。绍兴间，置都巡检寨，又于岑江、冽港置两指使子寨，以为犄角。其后三姑寨移驻冽港，殊失初意。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摄守，请于朝，以三寨土军听定海水军统制节制，每岁拨二百五十人，同水军五十人，各三百人，出戍三姑。以十月朔往，三月朔还，授以舟船器甲，给以添支钱米，就军中择将佐，拨发训练官以部之，即山上建寨屋，并厅屋二十间、射亭二间，俾之更番休息、阅习于其内。夜则归船宿泊，防守北洋要冲，自是控扼始严。”沥港庙正建于三姑寨移驻期间。

　　宋代之前，中国并无成体系的海防活动，直至南宋才在舟山海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当时从北方抵达杭州湾的海上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绕过黄海后经小洋山、大洋山、鱼山、岑港、沥港，直至镇海县；二是从南通入长江后至大、小洋山，再沿杭州湾北岸直至杭州。为防范金人从海上而来的威胁，南宋朝廷在宁波设置“沿海制置使司”，在大洋山、沥港、岑港设立巡检寨，并将浙东沿海的渔民编入“定海水军”负责杭州湾及周边的海防。

　　南宋宝祐六年（1258），南宋不仅将浙东沿海近两万只民船屯泊于舟山海域，还新置了“海上烽燧十二铺”以防范蒙元的海路进攻。除招宝山外其余11个海上烽燧均在舟山境内，两岛间相隔20多里日常可以目视，夜则举火。“海上十二铺”的具体位置，自东而西依次为嵊泗县嵊山镇壁下岛的野猫洞山、花鸟岛的前坑顶、西绿华岛西部的火铣山、五龙乡会城岙的沙山、金鸡岛的牛背脊山、徐公岛的大旗岗顶、薄刀嘴岛山顶、大洋山岛的大山，岱山县大鱼山岛的大山岗，定海区岑港街道的“鸟岛”五峙山主岛、金塘镇沥港的炮台山，以上各点山顶一般均有古代生活物品的遗存，除金塘镇炮台山因造地被大部破坏，其余基本未动。金塘岛的炮台山即在沥港原都巡检寨北，是“海上十二铺”的核心和“领头羊”，还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中贡献了一个重要航标“西堠（垢）门”，并一直沿用至今。

　　“海上烽燧十二铺”的设置，充分利用了舟山的海岛地理优势和内洋航海习惯，明代冯梦龙在《智囊》中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这不仅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一页，而且为舟山留下了丰富的千年海防文化遗产和广阔想象空间。沥港庙及其所带来的祠山大帝信仰，也已经成为中国海洋、海防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