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章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每当听到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英雄旋律，令我心潮激荡，光荣感、自豪感油然而生，80多年前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勇士们浴血抗日的战斗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

　　据我的老部队原舟嵊要塞（守备）区军史记载：1938年9月，在八路军担任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奉命返回老家山东枣庄矿区成立了秘密情报站后，在枣庄车站北的陈庄开设了一座炭场，借此作掩护发展地下武装和了解敌情。日军为掠夺枣庄煤资源，当时除驻1个野战兵团外，还有宪兵队、矿警队等伪军及特务。临城至枣庄的铁路线，日夜奔跑着列车，日军把一车又一车优质煤运往日本。不久，部分煤矿工人在洪振海、王志胜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苏鲁支队命名，在枣庄西正式成立以洪振海为队长的铁道游击队，时称“鲁南铁道队”。随后，在临城至韩庄的铁路线上，以孙茂生为首的20多名铁道、煤窑工人，组建起第2支铁道游击队，临城北东辛庄又成立了以田广瑞为队长的第3支铁道游击队。1940年6月，鲁南军区将上述几支铁道游击队合编为铁道游击大队，大队长洪振海，副大队长王志胜，政委杜季伟。全大队人员最多时有600多人。队员每人一支20响的匣子枪，而大队长和一些神枪手，都带“双匣枪”。

　　铁道游击队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依靠群众，运用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奋战，奏响了民族救亡的强音。他们打洋行、劫货车、炸铁路、断桥梁、端据点、捉汉奸、截军列，多次袭击敌人的运输交通线，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创出了辉煌的战绩，打得日伪军魂飞丧胆：夜晚从围墙底下挖洞钻到枣庄的洋行，杀死日军12人和翻译1人；部分游击队员扮作商人、农民和工人分别从泥沟、峄城、枣庄登上了日军的一辆票车（客运火车），等火车开到设伏地点，车厢内外同时动手，将押车的日军全部击毙，缴获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和伪钞8万余元；奇袭敌据点，打死打伤伪军100余人，俘虏40多人；晚上化装成伪军进入临城车站，打死日军日本特务高岗、石川等，而后冲入枪库缴获步枪13支、短枪3支、机枪2挺，撤出车站后扔掉伪军帽，制造了日、伪军之间的矛盾；在临城至沙沟的铁路上，截住一列日军军用列车，从车厢里搬下布匹1200余匹、皮箱200件、日军服装800多套，还有毛毯、医药器材等，支援了鲁南、滨海军区部队，并救济了贫苦群众和渔民；巧施连环计，使日军火车与火车相撞；定位斩首行动，让特务、叛徒、大汉奸夜死家门口……后铁道游击队被萧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铁道游击队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共消灭日伪军约5000人，夺取物资装备2000多吨；还向八路军主力部队提供了数百名战斗骨干。

　　在铁道游击队的众多英雄中，最出名的是首任大队长洪振海和后任大队长刘金山。这两位铁道游击队领头人，智勇双全，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1941年12月，由于叛徒汉奸的出卖，铁道大队在黄埠村突围，大队长洪振海为掩护队友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刘金山接任大队长后，带领游击队越战越勇，不断创造新的传奇……

　　1942年夏，铁道游击队接到鲁南军区通知，让他们护送“0号首长”过津浦铁路。为保证首长安全。大队长刘金山提前做通了沿线伪军的工作。深夜，副大队长王志胜带领几名队员穿上伪军服，守在据点周围。“0号首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掩护下，顺利抵达姬庄附近的津浦铁路东侧。依照事先约定的信号，马灯三亮三灭，确认周边安全后，刘金山率短枪队掩护首长通过铁道。突然，远处传来汽车马达声，一辆日军巡逻车从沙沟方向开了过来。紧急关头，首长骑的骡子被铁路壕沟吊桥上的灯光惊到，翻到了深沟里。执行护送任务的队员赶忙连拉带推把骡子弄上来隐蔽妥当，巧妙躲过了日军的巡逻车，顺利通过了封锁线。事后，在上级嘉奖通报中，大家才知道“0号首长”是刘少奇。此后，刘金山还带领导队员成功护送过陈毅、萧华、罗荣桓等领导人和千余名抗日将士以及大量的黄金、布匹和武器安全通过日伪军封锁的津浦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所有在华日军只向蒋介石部队投降，不得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缴械。朱德总司令连发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抗日军队向被我包围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对拒不投降之敌坚决予以歼灭。同年10月，刘金山根据上级指示，一面组织根据地民兵虚张声势（对外宣称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形成对日军包围之势，一面向日军铁甲车大队队长太田申明我军立场，并派代表与日军代表谈判交涉，智逼顽敌，使驻枣庄和临城日军正规部队1000余人向当时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受降仪式上，日军指挥官太田双手把指挥刀高高举起，呈给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日军共缴出2门重炮、8挺重机枪、180多挺轻机枪、近2000支步枪、两麻袋手枪、40吨炮弹、两车皮子弹。铁道游击队用20多辆牛车，拉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送到鲁南军区司令部。

　　抗战胜利后，以鲁南军区第3、第5团和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第2军分区主力团，合编为山东军区第8师。在解放战争中，8师勇猛顽强，打了许多硬仗，被陈毅司令员誉为“很好的头等兵团”。

　　1947年2月，8师与滨海警备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1949年2月被编为22军。接着，22军参加渡江战役，挺进浙东，解放宁波、舟山后，一直驻守舟山。1958年，整编为舟嵊要塞区。此后，又经数次精简整编，但英雄部队的红色基因永远不会变。

　　作家刘知侠结缘“铁道游击队”出版同名小说

　　追溯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由来，离不开著名作家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1918～1991），著名作家。原名刘兆麟，曾用名刘痴侠，河南省汲县（现卫辉市）柳卫村人。曾任抗大文工团团长、记者、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和《山东文学》杂志主编等职务。

　　刘知侠的父亲是铁路道班房里的护路工。小时候的他，常在铁路边玩耍，看着南来北往的火车一辆辆呼啸而过，“咣当咣当”的车轮声响彻他的童年。十几岁时，他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对铁路行车制度了若指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流落到汉口谋生。1938年夏天，刘知侠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大招生的消息，怀着对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陕北，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1939年，他随抗大一分校两次深入敌后体验生活。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的坪上村召开全省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刘知侠在这次英模会上，认识了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等英雄，采访他们传奇式的战斗事迹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不久，他以“铁道队”为题撰写的章回小说在《山东文学》上连载两期。

　　1944年至1945年，刘知侠又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与铁道游击队员们生活战斗在一起，积累了丰富真实的创作素材。1946年，正当他准备动手创作以铁道游击队员为蓝本的整体书稿时，解放战争爆发，他受命执行新的任务，创作暂被搁置起来。

　　1952年，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重走鲁南，体验生活，寻找素材，奋笔疾书，终于写成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小说里，那传奇的故事、起伏跌宕的情节，把人们带回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4年1月，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由新文艺出版社(后更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当时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的抢手读物，在群众中引起强烈震撼，迅速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的旋风。并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近10种文字, 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击侵略者的经典文艺作品。人们对铁道游击队的了解，主要来自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影视剧。

　　这些故事和英雄人物真实吗？刘知侠在后记中写道：“《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的，所有战斗故事也都确有其事。我和他们短枪队的‘老哥们’作过长久的深谈，并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人民把他们的杀敌故事，加上神奇色彩描绘着。”《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着力刻画的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副大队长王强、战士彭亮、林忠、鲁汉、小坡，还有根据地群众芳林嫂等英雄都有原型。刘知侠在其创作经过和《我和鲁南铁道队》的文章中都做了交代和说明，其中威名远扬的大队长刘洪的原型：一位是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另一个是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小说中各取两位大队长姓名中的一字，塑造了“刘洪”这样一位有勇有谋、敢打必胜的英雄形象。

　　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曾在《刘知侠手稿拾遗》中写道：作品的寿命比人长，优秀文学的作品有不朽的生命力。

　　音乐家吕其明与诗人联手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词作曲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刘知侠的长篇小说搬上了银幕，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由刘知侠担任编剧，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之一的刘金山担当军事顾问。

　　那年，刚满26岁的作曲家吕其明应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吕其明1930年出生于安徽无为县。10岁随父加入新四军，成为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小团员。抗战剧团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对吕其明来说，却是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的艺术大学，他在那里学习、唱歌、跳舞、演戏、行军、打仗……直到1949年11月，吕其明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由于他的音乐天赋以及对作曲的热爱，1951年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音乐创作事业，后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他先后为数十部故事影片、上百部（集）电视剧作曲，并创作了大量的声音作品和交响乐，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和“七一勋章”。 

　　吕其明接受任务后，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他认真阅读同名小说，研究剧本，了解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充分领会导演的创作意图。

　　吕其明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见过许多铁道游击队员，因此对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十分喜欢，被铁道游击队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深打动。我觉得应该写成一首近似山东民歌的乐曲，把抒情和战斗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当时，他向导演赵明建议：这部电影从头至尾战斗都非常惊险，紧扣观众心弦，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已非常充分，但表现革命乐观主义不足，是否增加一首插曲，用在最高潮。建议得到导演的赞同后，吕其明随即请上海诗人芦芒、何彬创作歌词。

　　芦芒(1920～1979)，出生于上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有较多的木刻版画作品和诗歌发表于《江淮日报》《盐阜大众报》和《先锋》等报刊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和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组长，上海文联理事，《上海文学》《收获》《萌芽》杂志编委等职。

　　何彬，1929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1945年参加新四军，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1947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艺系。之后，相继担任北京新影乐团民族乐队队长兼指挥、哈尔滨艺术学院民乐教研室主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等职，国家一级作曲家。他擅长创作歌词和弹奏琵琶，曾为多部影片作词作曲。

　　1956年，3人携手投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创作。吕其明认为：词曲要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当时，不少游击队员半军半民，身穿便衣、扎着子弹带、手拿套筒枪或大刀，他们大多是不识字的矿工和农民，口里是唱不出洋腔洋调的东西，应是非常淳朴、带有山东民间音乐风格的歌曲。”根据这一要求，诗人芦芒、何彬写出了鲜明、生动形象的歌词，吕其明看后赞不绝口，为谱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歌曲开头采取了歌谣的风格，乡土味、抒情味很浓，配以4句歌词“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勾画出一幅生动的写生画：太阳马上要落山了，鬼子被打退了，微山湖一片寂静。在这战斗的间隙里，勇猛又洒脱的游击队员面对强敌，从容镇定地唱起了动人的歌谣。中间部分的曲调改变歌谣体的抒情慢板写法，跳跃到进行曲快板形式，铿锵有力，节奏鲜明，配以8句歌词“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仿佛让人们看到了那一幕幕袭火车、杀鬼子的激烈画面，展示了游击队员“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结尾部分又恢复开头的歌谣体，抒情悠然，回味无穷。4句歌词与开头相同和相呼应，表达了游击队员们对“胜利就要来到”的坚定信念。

　　谱曲前，吕其明用20多天的时间到山东对当地的民歌和戏曲进行采风和调研，同当地群众一起唱民歌，探索其中的奥妙和特点，寻求语言和音调相配合的最佳切入点。他没有采用现成民歌改编的办法来配曲，而是根据自己对山东民间音乐多年的学习和感悟，采用山东民歌中特有的旋律和调式落音，并结合方言的音调，运用四四拍与四二拍相结合的手法完成。歌曲充分借用中国民间乐器——土琵琶这一载体，具有浓郁山东民歌的质朴、淳厚、强悍、诙谐、风趣等特点，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吕其明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插曲，创作的想法既简单又朴素，可以说是自然流露。越是扎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受人民欢迎。“这首歌之所以能传唱至今，首先是体裁好，词曲作者写得好，其次，是它描写的抗战形式独特，是在铁路上，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民族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在人们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和特别的情愫，给歌曲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历久弥新。”

　　陈景熹领唱《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始末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插曲，由上海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陈景熹领唱，合唱是上海合唱团。确切地说，陈景熹是这首歌的原唱者。不过，他录这首歌时还不是专业演员。

　　陈景熹，1936年9月出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他身世坎坷，9岁时母亲病逝，15岁时父亲被捕，独自在上海生活。然而，顽强的他从未向命运低头，而是积极勇敢地面对。在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读书期间，他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和业余合唱团的积极分子。1956年夏天，喜爱文艺的陈景熹以一首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在全国近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被上海文化局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歌剧班录取。

　　1956年秋，《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词曲完成后，演唱者却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这让整个剧组头疼了好久。一天，导演赵明忽然想起上海市歌剧院歌剧团和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的演员，随即请来一群歌唱演员进录音棚试音。恰巧这群演员中就有时年20岁的陈景熹。

　　陈景熹对当年录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天在录音棚里，根据导演“要有民族的风格，要口语化”的要求，从下午2时一直录到次日凌晨2时，从男声独唱到领唱，再到齐唱、小组唱……反反复复尝试。他那舒缓、抒情、洪亮的嗓音赢得了众人喝彩，最终成了这首歌的领唱者。虽然当时没有报酬，银幕上署名也没有他的名字，但陈景熹并不在意，只觉得就是配唱了一部电影。

　　令陈景熹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初出茅庐的演唱，成了他一次人生的飞跃。1958年，陈景熹从上海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歌剧院工作。后成为《草原之歌》《洪湖赤卫队》《雷锋之歌》等多部歌剧主演；排样板戏《红灯记》,李玉和的角色换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还是得让他挑大梁……直至1996年退休。历经岁月的洗礼，当陈景熹回过头再看当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时，觉得越看越有味道，也为自己演唱了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而感到自豪。

　　这些年，以铁道游击队为题材的一些影视作品侧重点不同，风格各异，无论是“传记”，还是“武打”或“穿越”，唯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旋律丝毫未走样，自始至终打动着人们的心灵。

　　2021年11月，我和原舟嵊要塞区部分战友自费赴老部队鲁南老根据地“寻根采风”。在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发生地山东枣庄市，发现当地老根据地的群众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称为“乡音”。在枣庄市铁道游击队纪念馆里，我们见到了歌曲中提及的土琵琶。纪念馆老馆长潘福安介绍说： 土琵琶又称柳琴，是鲁西南一带的民间乐器，其外形和构造酷似琵琶，也是当年铁道游击队队员战斗之余主要的文化生活用品。这个土琵琶是一名铁道游击队老队员赠送的，虽然破旧，弦线也已丢失，但依然是展览馆的宝贝，让人们心生敬意。

　　随着同名小说和影视片的传播，铁道游击队的抗日英雄事迹名扬四海。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全国传唱几十年而不衰，至今仍然强烈地跳动在时代的脉搏里。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于2017年获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综合类最佳创作奖； 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