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泽丰

　　霜落在草木上，厚厚的一层，凝结着，泛着白光，寒气四散。

　　早晨开门，一眼便可以看到正对门桂香奶奶家的屋顶，屋上的小黑瓦也背负着白霜。一连几天，全天气温都在0℃以下。过了黄昏，早已把饭烧好了的娘让我和姐姐先吃，叫我们吃过之后，泡过热水脚就睡。听娘的话，我和姐姐很快就钻进了被窝，而娘还要做些家务，还要收拾我们食用之后的“残局”。她把锅碗洗干净，擦干水，把碗筷逐一放进食橱。食橱是祖母传下来的，乌黑，听说是我曾祖母当家时请木匠做的，木质结构，板材均是栎树木板。它看似老古董，却不值钱。娘有时想换个新食橱，其想法却总是被“将就一下，能用就用”的心理所打断，毕竟家里的钱太少，要用钱的地方太多。

　　因为家境窘迫，干了大半辈子农业的父亲，在中年选择了外出打工。他跟在金艳叔叔的身后，帮着和泥、拎泥桶。金艳叔叔是村子里手艺精湛的石匠，砌墙、上梁、盖瓦，样样是一把好手，声名传遍十里八乡。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外面城市大搞建设，需要大量的石匠和农民工，金艳叔叔闻讯后想抓住这个机会。按照别人给他的地址和对接方式，他选择春暖花开的日子北上，还带上了我父亲。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外面的大城市离我们这个小山村到底有多远？全屋场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初中毕业的杨松叔叔含糊其辞地说：估计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底是几天几夜？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毕竟他自己也没有出过远门。

　　父亲出了门，家里就只剩下娘、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

　　娘不识字，父亲也不识字。寒暑易节，父亲托人只向家里写过两封书信，一封是在“双抢”时寄来的。村长从村部带回信件从我家门前经过，看到在门口玩耍的我，放大声音说：你父亲来信啦！我正起身接过他手里的信时，他却径直朝隔壁的叔祖父家走去，事后我才知道，收信人是我的叔祖父。他告诉叔祖父：他在那边很好，双抢到了，请我的三个堂叔一起帮帮我娘“冲香”搞“双抢”，说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娃不容易……信是当时念初中的江水哥读的，上小学二年级的我站在叔祖父和江水哥的旁边。他读着读着，我的胸腔忽然突突拱动了两下，接着眼底一热，汹涌的泪水瞬间像决了堤的水，止不住往下流。年幼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再也听不下去了，我哽咽着跑开。

　　父亲以前对我的教育是那么严厉，还动用过棍棒。有好几次，娘从他的棍棒下把我拉走，边拉边责怪我不听话，说是我下次再不听话，就是被打死，她也不会拉。我在暗中恨过父亲，恨他粗暴。可这一回，那恨的影子去了哪里？我满脑子都是炽烈的爱，甚至灼伤了我。九岁，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在我生命中的地位。后来，叔祖父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发现信中没有一处华丽的辞藻，语言非常朴实，像极了父亲平时说的话，无疑这是他口述的。在信的结尾，父亲鼓励我好好读书，在放寒假时争取得个奖状回家，他会为我买好吃的糖果，买好看的衣服和鞋子。我承认这封信打动了我，不足两页的短短文字，透着一股对妻子、对儿女的关心和牵挂。

　　第二封信，我们是在腊月初收到的，收信的人是我娘，他告诉我们，他回家的日期大约在腊月底，因为要到那时才能结到工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跨进了腊月的门槛。那年的腊月，天气异常寒冷，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之后，我们一家都在盼着父亲回来。每到傍晚，我和姐姐便早早地钻进了被窝，要过上好一阵子，娘才来到房间。她用纳鞋底的针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微弱的火苗瞬间像含苞的荷花，又大了一圈。娘斜靠在床头上，和着衣就着灯光纳头天晚上没有纳完的布鞋底，针线走过的轨迹绕着鞋底由外向内一圈圈地收拢，宛如娘盼着我父亲回来越来越收紧的内心。我和姐姐把脚放在娘暖暖的大腿上，娘不时对着自己冰冷的手哈上一口气，气如雾般冲向手后立即消散，留下丝丝暖流。娘接着穿针引线，每次都要到深夜。她听到屋外没有任何声响，才放下手上的活，把我和姐姐的被子按了又按，然后吹灭油灯，躺下，自言自语地说：你父亲可能明天要回来。这样的“明天”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娘一天天晚上这么等，也一天天晚上这么说，可是还没有等到父亲归来的身影，直到腊月廿六。

　　记得那年腊月廿六，是我们家打豆腐做年粑的日子。娘很早就起了床，她与隔壁的婶婶合作磨豆、磨米粉，白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和姐姐也在一旁帮着娘，娘把我们家的第一锅豆腐脑和第一笼米粑先盛给我和姐姐吃，娘自己舍不得吃。如果我和姐姐碗里有吃剩的，她便吃起我们碗里剩食来，并啧啧地赞：嗯，这豆腐脑和年粑好吃！这都是娘的手艺，事先娘是知道其中味道的。

　　忙了一整天的娘，晚上还要把蒸笼等洗干净，把豆腐用水养好，把米粉粑浸在冷水中（这样利于米粉粑保鲜）。待一切收拾好，已是晚上十一时多了，娘累了，没有再纳鞋底，她正准备睡觉时，桂香奶奶家的狗突然叫了起来，娘侧耳倾听，屋外稍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娘一骨碌爬起床，披衣，他听出了这个脚步声是我父亲传来的。她高兴地说，你们的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也一骨碌爬起来，争着要去给父亲开门。漆黑的夜晚，天空中挂着一轮雪白的月亮，像一张受冻的脸。娘点上堂屋的煤油灯，透过灯光，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戴着一顶“三片瓦”帽子，背上背着一个大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娘帮着父亲取下背包，我和姐姐抬着蛇皮袋，打开，里面有我之前从未见过的糖果，我们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把糖果往嘴里塞，嗯——甜！

　　昏暗的灯光下，父亲解开外上衣的扣子，又解开里面一件上衣的扣子，一层又一层，最后解至贴身的秋褂时，他用剪刀剪开自己缝制的口袋，里面尽是面值为十元和二十元的钱，厚厚的一沓。父亲笑着全给了娘。娘接过钱，一边吩咐我和姐姐明天早上起早一点，去桥头集市上给父亲打一壶酒和买两斤肉；一边给父亲倒热水泡脚，随后走到灶哈（我们当地把厨房叫灶哈）生火，给父亲热当天做的年粑。父亲吃着年粑，夸娘的手艺好。他边吃边说着大城市的一些新鲜事，却只字不提他在那边吃的苦受的累。其实娘懂。娘也只字未提她独自扛过的辛酸和这些日子焦急等待的心情，尤其是到了年关，可我和姐姐特别清楚，娘事先告诉过我们，不让我们说。

　　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的每个腊月，我都会想起那时的一幕一幕，都会记得那对贫寒夫妻的恩爱，都会愈加深刻地理解那年寒冬腊月里的娘等待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