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贵 周宁

　　舟山历史上曾两次废县（州），又历经明朝和清初三百多年的海禁，直到十七世纪末，这座古城才重新焕发生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皇帝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为由，诏改舟山为“定海山”，取“海波永定”之意，并御赐匾额；次年，置定海县。

　　自此，定海开始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人丁逐渐兴旺。在这久抑发展、百废待兴之时，海岛古城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黄金发展期。史书浓墨重彩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繁荣，而海岛百姓也口口相传那段历史，永远怀念两位重要人物——缪燧、蓝理。

　　他们何许人也？缪燧（1650—1716），字雯曜，号蓉浦，江阴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调任定海知县，在职二十二年。蓝理（1648—1719），字义甫，号义山，漳浦县赤岭畲族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调任定海镇总兵，在职十一年。

　　笔者认为，一个文官，一个武将，在定海同期任职共事达六年之久，为定海展复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市场日渐恢复、海岛太平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本着循迹缪燧和蓝理执政合作时共同的价值追求，他们是如何让当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海岛古城，迎来有史以来最佳发展机遇，满满烟火气遍及海岛各个角落。

　　忠义在肩，抚平创伤赢民心

　　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海展复第三年，蓝理从宣化被调任定海镇总兵。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战略地位，还是当时万物待兴的现状来考量，刚刚展复的定海急需有一个能力挽狂澜稳定局势，迅疾集聚人心，恢复生产的主将，康熙帝钦点蓝理任定海镇总兵，看重的就是他的忠义气节。

　　同样，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沂水知县缪燧调任定海主政，与其在沂水任上出色的政绩密不可分。康熙十七年（1678），缪燧出任山东沂水知县。当时的沂水经济极度落后，民风彪悍，难以治理。他上任后大刀阔斧革除弊端，招徕流民垦荒复业。仅一任，缪燧就把沂水治理得有声有色。任满后，缪燧获得大计卓异的考评，按照吏部的规定，凡获得卓异之官员，可以调任大县任知县或是提拔为知州。当沂水百姓听闻缪燧要离开山东，他们向知府衙门和巡抚衙门集体请愿，希望缪燧继续留任沂水。在这种情况下，缪燧主动放弃了升迁之路，在沂水接连干了四任。

　　当时的定海因长年海禁，失于朝廷管理，患于匪盗，民生凋敝，百姓无以生计，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康熙朝综合缪燧在山东沂水任上的卓越表现，认定他有能力解决定海的复杂局面，便将其调任至此，就是希望他很快地改变现状，带领海岛百姓发展经济，稳疆固防。

　　摆在缪燧面前的任务无疑是极为艰巨的。想要顺利推行施政，将迁弃的沿海荒岛转变为王化之地，抚平民心是首要。尤其当时如何让定海百姓从清初“辛卯之役”带来的深重创伤走出来，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康熙三十四年（1695），缪燧上任定海知县，当年清明节，他就率领众人祭拜“辛卯之役”死难民众，嗟叹“宁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同日捐躯，无所留恨”的南明死节臣民，为其正名。翌年，缪燧捐俸修葺破旧的同归域，改名为“同归大域”。康熙四十二年（1703），缪燧又在同归大域前捐修祠三间，曰“成仁祠”，置田地用来补足祭祀修葺的费用。相关史料有记载，总兵蓝理也慷慨解囊，用价一百八十两银元购买的民田，来补充每年祭拜同归大域经费。

　　“所谓同归者，何归哉？归于仁而已矣。”缪燧对同归大域人文要义的阐述，不仅是对康熙仁政思想的宣扬，也是承袭朝廷开明政策，传递安抚招徕、朝廷缓和的信号，抚慰了历经明清易代战争创伤的海岛民众，缓和了长期以来官民之间的隔阂。

　　勤政为民，务实举措稳民生

　　面对凋敝、破败、散乱的社会秩序，缪燧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海岛民众原则，筑塘复垦、开发盐业、改革赋税、设立津渡，一揽子民生举措层层推进。

　　筑塘复垦。定海为御海潮入侵，从南宋开始逐步开展了筑海塘、建碶闸等工程，但因明清海禁，定海的海塘碶闸长期废圮。缪燧初莅定海，四处荒芜，遍及草创，尤其是海水卤不宜谷，民生维艰。缪燧深入海岛走访察看实情后，得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深知海岛自然环境特殊，海塘对于抵御台风、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农业渔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积极组织人力物力，精心规划并修建海塘。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起，缪燧主持建造了二十三条海塘，使岛上大部分海塘得以修复，万余亩农田得以垦复，百姓亲切地称他为“筑塘老爷”。

　　同时他不断调整复垦政策，积极动员迁到外地的舟山百姓重回家园，率众筑塘修闸，御咸蓄淡，吸引内陆居民来海山复垦。

　　减赋免税。定海展复初期的突出矛盾之一，是朝廷与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利益之争。清廷恢复定海县置的目的之一是收赋税用以养兵，而定邑初展，“地瘠民贫，完赋不能以时”。缪燧作为定海父母官，怀着“居上者能不为哀鸿请命乎”的爱民之心，尽力平衡朝廷收税要求和地方利益。展复不久的舟山，其生产有特殊性，如果税制一味等同其他县，那必然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负担，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尤其对于盐业税制。在盐税征收上，缪燧坚决抵制设厂派引，力图定海只纳盐课，同时改革征收方式，允许不属于盐民的农民和渔民制盐。此外，初复的定海“无一产出”，百姓生活所需物品尽数从宁波城购买。缪燧洞察到旧有税收制度中官员勒索、关卡重税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果断推行改革。简化税收流程，减轻百姓税负，严厉打击官员贪污腐败和乱收费现象。康熙三十七年（1698），布政使下令“定邑日用并糊口贸易等货，遵海关敕令，概免抽税”。康熙三十九年，此令刻于石碑之上。康熙四十六年，缪燧主持勒石永禁，再次重申“定海日用并糊口贸易概免抽税”的禁令。这些举措极大地缓解了百姓的经济压力，赢得了百姓的衷心拥戴。

　　在此期间，总兵蓝理仍彰显战场上的忠勇本色，在地方治理之中“肃部伍巡哨居民安堵”。担任定海镇总兵期间，他深知海防对国家的重要性，积极整顿海防，加强军事防御工事建设，严格训练士兵，提升军队战斗力，为守护海疆安全付出诸多心血，为海岛展复创造稳定的社会面貌。

　　兴市开源，内外兼修促繁荣

　　随着民生举措的推进，社会逐渐稳定，人口快速上升。但对于海岛来说，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充分对外的入口，要彻底解决展复问题，必须将对外事务落实到位。

　　需要注意到的是，舟山群岛上生活的不只是重新迁回海岛的居民，更加活跃的是长期活动在东南沿海的闽人，因此王朝所面对的人群有着较为复杂的地域文化背景。对此，来自福建漳浦的总兵蓝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促进“舟闽融合”，他在南道头附近捐建了天后宫，将盛行于福建的妈祖信仰引入舟山，又在天后宫旁捐建“八闽会馆”，作为福建渔民的集会和服务机构，也是舟闽商贸和文化交流之地。通过对带有鲜明闽地特色场所的建设，定海新县赢得了闽商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

　　笔者认为，作为总兵蓝理，在管理日常军事和行政事务，确保军队的纪律和训练，以及维护地方安全和稳定的基础上，积极助推定海经济社会发展。虽然至今没有详实史料描述，但我们认为口岸开放，在定海设立海关，与总兵蓝理分不开。定海展复第八年（1696），也是蓝理任定海总兵第六年。史料记载：“始有移关舟山以便海舶之议。”由于朝廷担心宁波府城贸易受损，此议未获批准。康熙三十七年（1698），定海县获准设立“红毛馆”，成为宁波府城浙海关管辖下的重要口岸税关，额设货税银一万两,成为当时定海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

　　对于民间通航，缪燧认识到其对促进地方经济交流与发展的关键作用，他便积极疏通航道，减少不必要的通航限制，鼓励民间船只往来贸易，让定海的物资得以流通，经济愈发繁荣，为当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

　　通过对内和对外政策双管齐下，这个流动性较强的海岛社会真正建立起具有稳定社会制度的州县秩序，展复走上正轨。

　　兴学重教，传承文化启未来

　　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离不开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润城”的思路在舟山展复之初便得到很好地贯彻。

　　其一，将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纳入政治文化的涵盖之中。蓝理受康熙之命，将重建普陀山作为主要政务来落实。海禁三百年，迁山和倭乱让普陀山垂破不堪。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普陀山众僧归山，开始“僧复故业”。观世音信仰作为民间主要信仰之一，清朝廷十分重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修复，康熙帝先后赐金千两。蓝理调任定海镇，认为此乃“千载一时之知遇”，精心经营以不负朝廷重托，以“至诚大公”的态度重建普陀禅寺（今普济寺）、镇海禅寺（今法雨寺）二寺。他捐俸自发到福建置办木材，动员地方绅士信众，调配三营官兵参与重建，又请天童八世孙潮音和尚住持普陀寺，听取潮音的意见奏请朝廷将普陀山律宗改为禅宗，适应观音信仰的大众化。蓝理还以诗文来提高普陀山的知名度，曾作多篇诗词，并在南天门岩壁上题“山海大观”四字，为重兴普陀山留下珍贵墨宝，同时亲自邀请宁波地方名士文人游览普陀山，宣扬“天下第一灵山”。寺庙的修复和重建，加上文人墨客的传颂，普陀山进入鼎盛的中兴时期，也基本奠定了当下普陀山的景貌。

　　除了普陀山，他还主持重修县城内毁坏的庙宇。康熙三十一年（1692），蓝理捐俸重修祖印寺；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与刚到任的知县缪燧共同捐俸禄，修复城隍庙。蓝理在《重修祖印寺碑记》里写道：“惟愿居是庐者，务导吾民于为善去恶之路，乐斯尧天舜日、海晏波恬之城而可乎？”信仰文化的熔铸使展复之初定海百姓的民心更加凝聚。

　　其二，对于刚禁驰的海岛而言，办学兴教是当务之急。作为一方知县，为政重教是缪燧主政舟山的特点之一。康熙三十六年（1697），缪燧捐资建屋，创办定海县第一所义学，并购置荡田、山地产业。之后又在定海各乡各岛创办义学，并置学田200余亩。为缓解他县冒籍入垦的问题，缪燧采纳了地方人士的建议，从土地和户籍政策尝试改革，实行认垦入籍与土著入学并举的新政。“将学额一半分配给本地土著，一半允许其他县的人通过认垦土地来取得本地户籍。凡内地州县文童，愿赴定邑筑塘修碶，开垦荡田一百三十五亩，准其入籍考试”。这样既防止了冒名顶替现象，还合理吸纳了外来生员到定海入学。自此，定海学风渐兴，文教充盈。

　　其三，蓝理和缪燧又一同将目光放到了未来，存史以正。康熙三十七年（1698），蓝理聘请慈溪国子生裘琏编撰两部山志，分别为法雨寺的《南海普陀山志》、普济寺的《普陀山志》。两部志书以其可靠的图例和地情史料，成为普陀山“一方之全史”，为后人深入了解普陀山留下了珍贵史料。缪燧在繁忙政务之中抽出时间续修前任知县周圣化未终稿的《定海县志》，填补了废弛三百年的海岛文史空白。

　　政治文化、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的结合，让定海从不毛之地，彻底变为王化之地、文教之地，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缪燧遇见蓝理，两人一文一武，赤心忠胆，勤勉为政，廉明奉公，持着同样的怜民、爱民、为民之心，牢牢地把屁股端坐在海岛百姓一面，合力开创出清初定海展复向好的崭新局面。

　　作者单位：舟山市档案馆（史志研究室）

　　本版图片由记者张磊摄于蓝理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