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坚培 肖怡帆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斋、了翁，南剑州沙县（今福建沙县）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元丰二年（1079）进士。陈瓘进入仕途后，正处于新、旧党激烈斗争之时。他起初受到蔡卞、章惇等新党的拉拢，屡屡回避。宋哲宗元祐（1086~1094）以后，章惇等人得势，陈瓘受到打压。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相后，将陈瓘列入“元祐党籍”，严加迫害。其后陈瓘屡遭流徙，历尽坎坷。但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放弃与权势抗争，坚持著书立说对其予以鞭挞。崇宁五年（1106），陈瓘自廉州（今广西合浦）量移郴州，又移居明州。大观三年（1109），其子陈正汇弹劾蔡京获罪，陈瓘因此受到牵连，在明州下狱，次年被安置通州（今江苏通州）。在他居住明州期间，他的朋友苏敖前往昌国，在明州出海，陈瓘作有四首诗：《文饶自京师还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乃为绝句戏之》《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送以诗因勉之》《文饶自昌国以诗见寄次韵二首》。这几首诗歌，是当时文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的精神世界的缩影，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的与舟山有关的一部分诗歌，反映了舟山在北宋时的权力空间中的微妙地位。

　　苏敖生平事迹与北宋党争背景

　　苏敖其人，在当时其他人的诗歌及其他史料偶有言及，但他本人所作的诗文散佚殆尽，包括他在昌国寄给陈瓘的诗歌，早已不存。因此他的生平事迹十分渺茫，我们只能根据各种材料进行简单的勾勒。

　　苏敖字文饶，为宰相苏颂之侄。苏颂作有《次韵敖侄书怀》《又用敖侄韵》二诗。苏敖的出生时间应该在宋神宗元丰（1078~1085）以前，而直至南宋初年尚在世。他曾经过苏州，拜访了当地著名学者朱长文并赠诗。朱长文作有《次韵苏文饶见贻之什》，诗称自己“闲钓松陵”“茹芝深隐”，又将对方比作“洛阳年少”贾谊。朱长文闲居家乡，无官无禄，是在元丰年间。此时文饶尚年少，初入仕途。元代俞希鲁所纂的《至顺镇江志》卷十二记载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宣义郎、将作监主簿马元颖之妻荣氏在扬州遇贼不屈被害的故事，荣氏死后，“旅殡维扬僧舍一十年。兄荣嶷，绍兴十六年总领淮东军赋，明年改守镇江，始卜葬于此（镇江汝山），取丹阳苏敖文饶所作传，刻石纳于圹。见龚颐正《先朝忠义录》。”可知建炎二年后，苏敖尚在世，大概居住于家乡丹阳（润州），能为荣氏作传。苏敖的叔父苏颂原籍泉州同安，以故乡路远，葬其父苏绅于润州汝山、京岘山之间，遂移居润州。苏敖与之一起移居，亦以润州为家。

　　苏敖与同时代的诗人多有唱和，但他本人留传下来的作品只有两首：一首为七言绝句《春晚》，见于刘克庄《后村千家诗》卷一；另一首为怀古诗《鸿沟》，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六所引许顗《许彦周诗话》：“苏大监文饶作《鸿沟》诗云：‘置俎均牢彘，峨冠信沐猴……’”苏敖的官职为“大监”，即掌管宫室营造、器物制作的将作监的长官。其他文人与苏敖的唱和之作，有著名诗僧道潜的《同苏文饶主簿西湖夜泛》《次韵文饶同自龙井出资国度泛舟以归北山》。根据这两首诗歌的内容及其在道潜《参寥子诗集》中的位置，可知它们分别作于元祐五年（1090）夏与元祐八年（1093）秋，苏敖与道潜一起游览了西湖、龙井、资国寺、孤山等地。

　　又有韩驹的诗歌《次韵苏文饶待舟书事》、《至国门闻苏文饶将出都戏赠长句兼简其兄世美》，是苏敖离开都城汴京返回家乡时，韩驹相送而作的和诗、赠诗。世美名京，为苏颂之子、苏敖从兄。苏京卒于政和七年（1117，见南宋刘宰《京口耆旧传》卷四），在此之前，韩驹在汴京的时间大约为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至政和（1111~1118）初年，政和末年可能短暂还朝（据韦海英《韩驹行年考》）。

　　而苏敖与陈瓘的诗歌唱和发生在崇宁五年（1106）至大观三年（1109）间（陈瓘于元祐末年曾权摄明州通判，但当时苏敖在杭州，可能一直任主簿，不应无故离开任所，陈瓘诗题又言其“自京师还”，苏敖当时经过明州去昌国的可能性很小），大概苏敖告别韩驹，离京返乡后，接着又至明州东渡昌国。此外，据《嘉定赤城志》，苏敖曾于崇宁二年（1103）为仙居县令。

　　以上是苏敖的全部可考事迹，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敖虽为宰辅苏颂之侄，但终生沉沦下僚，声名不彰，诗文近乎全部失传。其仕途的坎坷，或许是因为受了当时朝廷党争的影响。苏敖的叔父苏颂与三苏父子交情深厚，两家籍贯不同，非同族亲戚，但“常讲宗盟之好”（苏轼《荐苏子容功德疏》）。苏敖与苏轼的交往难寻踪迹，苏轼知杭州时，苏敖为主簿，似乎有种特殊的关系。与苏敖交往的文人中，朱长文崇尚二程之学，在元丰年间隐居不仕，元祐元年被苏轼等人举荐为苏州州学教授。苏敖离京时为他送行的韩驹早年亦与陈瓘交好，他曾在陈瓘生日时作诗颂美这位前辈，并讽刺新法，又学于苏辙，也因此受到贬谪。蔡京秉政后，严厉打压旧党，苏敖或许因此受到影响，离开汴京。韩驹之诗形容当时的苏敖：“于今落落谁汝怜，老屋陈编自怡悦。”（《至国门闻苏文饶将出都……》）

　　陈瓘赠苏敖诗考辨

　　离京时，苏敖已决意告别仕途，隐逸江湖，韩驹在《次韵苏文饶待舟书事》一诗中说：“不须锦缆系吴樯。”又以对方的口吻说：“看我飘然五湖去。”（他在另一首诗中说：“却树吴樯背城阙。”两诗大概作于同时）苏敖离京后，先沿大运河而下，回到了家乡润州，至于后来为何又要去昌国？是单纯游览，还是另有目的？他这次行旅的意图，已无迹可寻，只留给后人以各种想象。

　　陈瓘的四首诗，始见于南宋张津所纂的《乾道四明图经》卷八。其中有两首是苏敖渡海前陈瓘的送行之作。《文饶自京师还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乃为绝句戏之》一诗的题目，明确表明苏敖是从汴京回到南方后打算东渡昌国的。诗云：

　　“欲冲高浪却沈吟，酒近瀛洲懒得斟。莫道颠风无好意，为君吹过远归心。”

　　文饶本欲渡海，但恰逢风波阻路，令人生畏，于是陈瓘便以戏谑的方式化解其愁闷之心。舟山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瀛洲。文饶前往昌国，或许是辞官后，想要去海上隐居、修道。若真如此，则前方的海岛就是他心目中的归宿，不然陈瓘怎么会将他这次行旅称为“远归”呢？陈瓘写对方面对骇人的风浪，沉吟惆怅，连酒也难以下肚，于是又戏言这场狂风能帮他传递归去的心愿。陈瓘在宽慰友人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逆境中乐观豁达的态度。《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送以诗因勉之》一诗似乎是在同一种情境下所写，诗云：

　　“已闻舟楫具，那得苦留君。雨过霜风急，帆飞雪浪分。长途方策足，暇日正论文。功业他年事，风波岂足云。”

　　文饶对风浪心生畏惧，陈瓘作此诗来勉励他。此亦可表明苏敖渡海去昌国，确实应该是一段重要的人生修行之旅，而非仅仅是游山玩水，可能与事佛、求学有关。此诗起笔虽言不再挽留，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友人的不舍之情。颔联写海上的风浪，展现了恶劣的环境，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以激励对方。颈联语调由急转缓，说友人此时要离开了，但将来若有闲暇之日，两人还是可以好好地讨论文章的。陈瓘从当下遥想未来，最后表达了对友人历经艰险，成就功名的祝愿。这海上的风浪，也象征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险阻。苏敖当时在政治上无所建树，但陈瓘仍对他的前途怀有期望，这又何尝不是陈瓘对自己的期望？另外两首诗歌是苏敖自昌国寄诗后陈瓘的次韵之诗。《文饶自昌国以诗见寄次韵二首》其一云：

　　“百川滚滚到来休，此是人间第一流。鲸鬣为君翻骇浪，兰苕空自满汀洲。”

　　开篇描绘了百川归海的壮阔景象，气势磅礴。“此是人间第一流”指眼前广阔的大海，暗含了对友人才华的称赞。后两句动静结合，诗中写到“鲸鬣”，未必是实景，可能只是形容海浪之巨，古人常以“鲸鲵”比喻大恶之人，诗人在此处似暗指朝中蔡京之流。当时政治环境非常险恶，但他的友人怀抱兰蕙，独守偏远的孤岛，安贫乐道，诗人对此既崇敬，又惋惜。其二云：

　　“海邦渺渺知何在，风入高帆顷刻过。何似一樽湖上酒，月明安稳照寒波。”

　　诗人描绘了海上壮阔浩渺，疾风呼啸的景象，他的友人就处在遥远的海岛上。那疾驰的风帆，也象征了他对友人的思念。面对大海，诗人想到了另一幅画面：他们在湖上乘舟饮酒赏月，明月静照下波平如镜，安宁而温馨。这可能是指他们在明州或其他地方的某个湖上的游览经历。不过，“湖上”在宋人笔下，很多时候特指杭州西湖。元祐年间，苏敖在杭州任主簿时，与道潜一起在西湖上乘舟赋诗，欣赏月下美景。当时陈瓘先任礼部贡院点检官，后在越州、明州任职（据杨高凡《陈瓘年谱》），他自京赴任，必然经过杭州，或许就在那时，两人一起游览了西湖。这个美好的剪影，寄托了诗人对过去元祐时代的怀念。

　　北宋权力空间中作为文化意象的昌国

　　陈瓘对这位飘荡天涯的友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宽慰、赞许，其诗歌也是对自身境遇的写照，字里行间不乏苦闷之情，同时也交织着古代士大夫的那种“处穷达如一”的豁达态度。没有材料能直接告诉我们苏敖去昌国的真实目的，我们只能根据诗歌内容与时代背景进行推测。不论如何，昌国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传说中的蓬莱山，是安期生隐居、葛仙翁炼丹之地，神仙道教遗存丰富。在古代，远离政治中心的荒远之地，往往带有各种神秘的色彩。在文人心目中，这些地方是寄托愁苦的谪迁之所，又是躲避官场斗争的世外桃源。历史上许多文人，内心都充满了“出”与“处”的矛盾，这两者反映在地理空间上，那就是对都城、朝廷的眷恋与对山林、沧洲的流连。

　　这种心态在不同时代又有差异。美国学者谭凯分析了唐代墓志铭的出土地的空间分布后指出，在唐代，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的居住地“多集中于长安、洛阳二都及两京走廊地带”，而宋代以来，“帝国的权力经历了一次彻底的重构，主要的政治精英更多地定居于地方，而不是京城”（《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第二章）。北宋以来的士大夫，即使在都城中担任要职，致仕后也往往选择在地方城市居住，尤其是江南地区。比如苏颂的家族本来世代居住在福建，后来苏颂成为宰相，没有像唐代的达官显宦那样落户京城，而是回到地方城市去了。只不过，他也没有回归遥远的故乡泉州，而是选择举家徙居润州。文人的“恋阙情结”，在宋代的诗文中仍有许多体现，但不如六朝隋唐时浓厚。苏颂像其他文人那样徙居山水秀丽、交通便利的江南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恋阙”与“隐居”的折中。

　　在六朝隋唐的文学话语中，都城以外的城市都带有一种乡野、边地的色彩。到了宋代，随着都城的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消解，文人对广大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有了更多的细致关注。苏颂的故乡泉州在唐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城市，当时也有个别当地的文人跻身朝廷任职，但他们很难像苏颂那样成为宰辅，清要之位往往为世居都城的大族所把持。北宋以来，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福建这样的荒远之地也变得人文荟萃，如陈瓘也是福建人。这些出身海裔的文人，对海洋有更多的关注。

　　苏敖冒着风浪去昌国，陈瓘对他百般鼓励，虽然我们不清楚其真正目的是什么，但结合当时文人的出处矛盾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这似乎也可以表明昌国在文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确切地说，它更多地作为一个带有“贬谪”与“隐逸”“修道”的含混意蕴的文化意象出现在文学中，而非仅仅是一个地区、地名。

　　唐代在舟山一度设立翁山县，但时间短暂；舟山再次成为县级行政区，是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文人对舟山的诗咏，亦是始于北宋。某些唐代、北宋的作品有的被认为写到了舟山，实际上则是出于后人伪托，或是很难确定它真与舟山有关。只有柳永的《煮海歌》《留客住·偶登眺》、王安石的《秃山》可以确定是直接写舟山当地情景的诗词，还有王安石的《收盐》一首也与舟山有关，但这些诗歌都没有提到舟山的地名。其后便是陈瓘的四首诗歌了。可以说，陈瓘之诗是明确写到舟山地名的最早的诗歌。一般来说，一个地方较早的文学书写，往往对该地方的典范形象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引导着后人对它的认知与想象。陈瓘的这些诗歌数量不多，但仍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