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民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海禁始于明初

　　海禁，又称洋禁，是一种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民间私自出洋贸易，严厉时甚至规定“尺板不得出海”；同时也限制外国商人前来中国通商。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朝代大规模推行过海禁政策，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

　　明政权建立初期，其实并未实行海禁和禁止民间商贸往来，而是沿袭元代的传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先是于吴元年（1367）在太仓黄渡设立市舶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洪武三年（1370）虽然关闭了太仓黄渡市舶司，但随后又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三市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81《食货志五·市舶》）。

　　然而，上述这种开放局面并未能够维持多久。最迟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就一改之前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颁布了海禁令，禁止居民任意出海贸易。《明太祖实录》卷70载：“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藉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这是最早明确记载明初海禁政策的史料。从“仍禁”的用词来看，显然在洪武四年十二月之前已有禁海令出台。

　　“兰秀山之乱”竟是导致明代海禁的重要因素

　　那么，朱元璋为何会放弃宋元以来的海洋开放政策，推行海禁政策？有学者认为，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防止商品经济对封建农业经济形成冲击，最终危及封建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农民的皇帝，朱元璋脑袋里装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农业社会理想。因此，在明朝政权逐渐巩固之后，朱元璋便放弃了海洋开放政策，转而走上了“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道路。

　　其实，朱元璋实行海禁，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海疆不靖”。这从上述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海禁令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是东南沿海的两股势力，一是在元末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二是来自日本倭寇的侵扰。

　　元代末年，民不聊生，各地起兵反元，在江浙沿海起兵者为张士诚、方国珍等。张士诚在平江（今江苏苏州）称吴王，占据绍兴至徐州广大地区；方国珍占据台州、温州和庆元（今宁波）等地。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已先后击败了张士诚、方国珍，控制了浙江全境。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正式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浙江沿海并没有因此而安定，这一年就爆发了“兰秀山之乱”。

　　“兰秀山”是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兰山（今大长涂岛）和秀山的合称，元末明初隶属昌国州。两岛居民向以“悍勇善斗击，习海事”出名。方国珍于至正十五年（1355）攻占昌国州后，便在兰山、秀山等岛聚集一批武装力量。方国珍被朱元璋打败后，在舟山群岛的方国珍残余势力并不支持新建立的明政权，因偶得方国珍的元朝“行枢密院印”，遂以此为号召，组织队伍起来反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秀山之乱”。

　　吴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吴祯等率水师自庆元由海道南下征讨陈友定。次年即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军攻破延平，俘虏陈友定，平定了福建全境。四月，明军水师班师北还，当他们驻扎昌国州时，竟遭到由兰秀山岛民组成的民兵的袭击，汤和手下的两指挥徐珍、张俊及部分官兵被打死，损失惨重。一帮岛民为何会对明军水师发起袭击？原来，早在这年正月，兰秀山民兵就在叶希戴、王子贤、陈君祥的率领下攻打庆元府城，表明了其反对明政府的鲜明立场，结果兰秀山民兵被守卫庆元府城的明军打败。三月七日，兰秀山民兵的另一首领陈魁四领着船队在定海（今镇海）招宝山港口等候，拦截明军。四月，正赶上汤和、吴祯水师船队班师回庆元，四月十八日两军在崎头洋交锋，于是发生了明军两指挥战死一幕。明军水师大失颜面，岂肯罢手，于是进入昌国州，全力围剿。兰秀山民兵溃败，退守夏山。五月，兰秀山民兵一部分余党又伺机攻入象山，失利后逃亡海上。与此同时，陈君祥等一百余人逃往高丽，藏身全罗道古阜郡等地。陈君祥等人逃往高丽，这应与元末他们经常到高丽经商的经历有关。

　　洪武三年（1370），陈君祥等人的行踪被在高丽经商的庆元人鲍进保发现，鲍回国时，将陈君祥在高丽的消息报告给了明政府。六月二十四日，明朝中书省派百户丁志、孙昌甫等携咨文前往高丽，要求引渡陈君祥等人。高丽王迫于明朝的压力，下令将兰秀山“叛民”陈君祥兄弟及其余党一百多人移交明朝使臣。至此，兰秀山之乱彻底平定。

　　明军两指挥在“兰秀山之乱”中战死，令朱元璋非常震惊，大将汤和还因此没能封公爵。朱元璋意识到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残余势力不容小觑，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下令将方国珍旧部连同兰秀山船户共111730人由原来的民户改为军户，编入不同的卫所，从此将他们牢固控制起来。同时开始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浙江等地沿海民众出海，其目的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明太祖实录》卷70）。元末方国珍、张士诚割据江浙地区时，他们都与高丽聘使往还，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仅据《李朝实录》一书记载，方国珍在1358~1365年间，就5次遣使高丽。朱元璋害怕方、张残余势力继续与高丽往来，为切断这种联系，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海禁。

　　明代海禁与东南沿海倭患

　　促使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另一个因素是倭寇问题。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混乱时期，一些失意武士、无业游民和走私商人等，结伙为盗，不断到中国沿海进行抢劫，史称“倭寇”。与之相呼应，国内也出现了方、张残余势力和其他沿海反叛者与倭寇勾结犯边的危险迹象。据统计，洪武年间，倭寇骚扰中国沿海达44次之多，其中浙江被扰16次，为倭患最多地区。面对倭患，朱元璋起初试图通过外交努力而睦邻自固，但收效甚微。于是转而通过海禁政策来加强对沿海的控制。

　　朱元璋虽然在洪武四年（1371）颁布了海禁令，但是出海贸易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岂是一纸禁令就能完全禁绝的？于是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便一再颁布海禁令，层层加码。洪武七年（1374），撤销了明州、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全面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洪武十四年（1381）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1394），禁民间用番香番货，企图从源头取缔出海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同年，朱元璋将海禁令写入《大明律》中，主要内容有：（1）禁止沿海官民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及私自驾船出海通番；（2）禁止民间贩卖和夹带番货；（3）禁止私运违禁货物出海。自此海禁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明代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海禁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朱元璋下令在沿海各地筑城，设立卫所，设置巡检司，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沿海防御体系，严密封锁了东部沿海地区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如此，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听从左参议王锐的建议，颁行“迁海”令，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凡发现有海商活动的地方，一律墟地徙民，实行坚壁清野，彻底断绝海外与内地的联系。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仍然重申海禁，他虽然曾派遣郑和七次率领两万余人规模的船队，出访西洋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史称“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奇迹。但其主要目的是向海外炫耀大明帝国的声威，属于“形象工程”，而不是出于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宣德八年（1433）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正德五年（1510），明武宗推行“抽分”政策，准许对私人海商征税，海禁政策出现较大的松动，加之正德、嘉靖间，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以发展兴盛起来。

　　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面对东南沿海日趋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明政府并没有因势利导，仍坚持海禁，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严重的倭患问题。事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浙江地区海外贸易日趋繁盛的势头，甚至出现了海禁越严厉执行，走私贸易就越活跃的状况。正如明人徐光启所说：“官市不开，私市不止。”（《明经世文编》卷491《海防迂说》）嘉靖年间，日本、葡萄牙等国的商人，纷纷来到位于今舟山市境内的双屿港，与内地商人交通接济，双屿港由此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口。虽然双屿港最终被明军摧毁，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上私人贸易的兴盛，与明政府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激烈的冲突，最终引发“嘉靖倭患”，使东南沿海地区陷入一场延续数十年的空前浩劫之中。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朝中期以后所谓的“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海禁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转而进行海上走私。闽浙地区土地少，又多贫瘠，沿海百姓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于是铤而走险，沦落为海盗。做海盗不是目的，生计成问题才作乱。

　　到了嘉靖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禁是造成倭患的根本原因，因此随着倭寇问题的缓解，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明政府接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于隆庆元年（1567）对海禁政策作出局部调整，允许民间商人由福建漳州的月港出海，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但仍不准往日本贸易。然而，这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海禁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到明朝末期，并被清朝所沿袭。

　　明代海禁带来的消极影响深远而沉重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中国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但从长远来看，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它逆历史潮流而行，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使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局面遭到空前的重创。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更是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实行海禁的明朝正处于14~17世纪，其时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近代社会。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却关闭了自己的国门。

　　海禁将中国同世界人为隔绝开来，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固化了统治者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观念，葬送了宋元时期创造的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海禁导致中国海洋观的倒退和中国航海业的衰落，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了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沿海。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1886~1976）曾对当时世界的海权形势评价说：“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刻意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明代海禁，让曾经的海洋大国就此自废武功，从海洋退缩，变得日益封闭和保守。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深远而沉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