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

　　方励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左）

　　电影海报

　　□记者 黄燕玲

　　今日，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在全国公映。作为202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最快售罄的10部电影之一，《里斯本丸沉没》背后，饱含着太多的期许与感动。

　　这是一段战火中淬炼出的生死友谊。82年前，一艘运送盟军战俘的船在东极海域沉没，是一群朴素的舟山渔民，划着简陋的小舢板，不顾危险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他们从水中捞起了384个奄奄一息的盟军战俘，也托起了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

　　一次偶然的机会，方励得知了这个故事。他被舟山渔民的大爱所感动，想要亲眼看看这艘沉船，亲耳听听这段在海底尘封了多年的故事。这便是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开端。

　　一段和时间赛跑的8年故事，就此展开。

　　人物名片

　　方励，著名制片人、监制、编剧、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

　　71岁的方励，依然朝气。他是一个理工男，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酷爱探测地球，探测海洋。1992年方励自主创业，从事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制造工作。但从大众对他的熟悉度而言，他更是一个电影人，在《后会无期》《万物生长》《乘风破浪》《观音山》《百鸟朝凤》等影片中，担任制片人、编剧、监制或出品人。

　　在《里斯本丸沉没》中，方励担任监制、制片人、导演。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岛民的无心介绍，开启他寻找沉船之旅

　　对话舟山：方导，您好，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想着手去拍摄这部纪录电影呢？

　　方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曲？开头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我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在东极列岛拍摄时，岛上一位渔老大告诉我们，这片海域有一艘沉船，我们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韩寒有感而发写下了歌词，我想要找到这艘沉船。

　　对话舟山：为了找到这艘沉船，您做了哪些努力呢？

　　方励：这要说到我除了电影人之外的另一个职业，我是干海洋科技的，海底的目标搜索是我的强项。我干电影24年，但我干海洋勘测42年了。我当时就想，为何不利用我的专业，去找到这艘沉船呢？

　　对话舟山：所以您很快付诸了行动。

　　方励：我回到北京后就查找了很多资料，2016年，我组织专业队伍，按照查到的沉船坐标去寻找，但是找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

　　一艘沉船不会在大海中消失不见，通过不断的分析、复盘，最后我们考虑是因为二战期间的测量计算水平有限，记录的坐标和真实的坐标存在误差。

　　有了这个推断后，我们开始扩大搜索面积，最终在离之前坐标30多公里的海域，找到了那艘沉船。这就是电影海报中所体现的：30°13'44.42"N 122°45'31.14"E。

　　对话舟山：所以那次我们看到“里斯本丸”沉船的全貌了吗？

　　方励：没有。在确定了具体的坐标位置后，第二年，我又加大了投入力度，带了二三十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带了更先进的超低空无人机、无人声呐测绘艇、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来到了东极海域。

　　那一次，我得到了海底沉船的精确数据和数字影像，无论是从尺寸，还是船只的钢铁属性，都可以肯定，那艘沉船，就是“里斯本丸”。

　　对话舟山：找到这些之后，您接下去又有了什么样的打算，又怎么会踏上拍摄纪录电影的路途呢？

　　方励：为了寻找这艘沉船，我用了两年时间，我找到的不仅是“里斯本丸”沉船，更是828名盟军战俘的长眠之地。

　　当我把消息告诉媒体朋友，却得知，当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亲历者，还在世的只剩下两位，而且都已经90多岁的高龄。

　　我迫切地觉得我得做点什么，趁着两位老人还在世，趁着一切还来得及。当时想的，还只是做纪录片。

　　“Where are you”

　　自费前往英国，斥巨资登报只为寻人

　　对话舟山：为了做好纪录片，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方励：2018年1月，我先去了中国香港拜访了英国历史学者托尼·班汉姆，请他担任我们的历史顾问，他在20年前，写过一本小说《里斯本丸沉没》，我们第一批的盟军战俘名单就是他提供的，总共10来户人家。请退伍少校费恩祺担任我们的军事顾问，他的长官，曾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幸存战俘之一。

　　在他们的帮助下，4月我们踏上了前去英国的旅途。

　　对话舟山：这一趟采访之旅还顺利吗？

　　方励：我们先去采访了当时还在世的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他用“动物园”来形容当时的船舱，在那个黑暗恶臭的空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四处游荡。

　　当船只被鱼雷击中，日军从容地将日军官兵接走，却对战俘见死不救，甚至，用木条和帆布钉死了所有关押战俘的舱口，盟军战俘们只得拼死突围，在他们绝望时，是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驾着简陋的木制渔船出现了，不顾生死将他们救到了小岛上。

　　后来，我们又继续辗转采访名单里的战俘后人，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转场。我在他们的口述中，看到了家人间的亲情、情侣间的爱情、战友间的友情，这些浓烈的悲欢离合，不断冲击着我，让我想要去探寻更多。

　　我萌发了想要做院线电影的想法，通过大屏幕，让更多人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

　　对话舟山：但是院线电影和纪录片，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方励：是的，要做院线电影，10几户家庭的采访量是完全不够的。当年船上有1816个盟军战俘，我们应该找到更多他们的后人，所以我想到了登报寻人。

　　我选了伦敦的三大主流报纸《星期天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影响力，我选择了最贵的黄金时段，进行整版寻人广告的刊登。内容非常直白：“你在哪？寻找‘里斯本丸’英国战俘遗属。”

　　对话舟山：这样大规模的寻人广告的刊登，费用贵吗？

　　方励：费用不便宜。像《星期天泰晤士报》，一天一个单页的费用就是2万英镑，我连着打了一个多月。算下来，我光在刊登寻人广告的费用上，就花了很大一笔钱。

　　对话舟山：当时英国的媒体人有没有好奇，您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花大价钱去寻找盟军战俘后人？

　　方励：肯定好奇，我就把“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舟山渔民又是怎么救盟军战俘的故事和他们详细说了一遍。记得当时《每日电讯报》广告部的两位工作人员听完故事后红了眼圈，他们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广告，从来没见过这么让人感动的广告。他们承诺，给我的价格肯定是最好的。

　　后来，更多的英国媒体开始关注到了我的寻人事件。BBC邀请我去做全球直播，还有一些杂志免费帮我们登广告做宣传。

　　这场不顾生死的营救，跨越时空，依然可以让大家产生情感共鸣。

　　找到了第三位在世的亲历者

　　带战俘后代来舟山和父亲近距离告别

　　对话舟山：那次寻人事件，最后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果？

　　方励：之前我们一直以为“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亲历者，只剩下两位，但通过这次寻人事件，我们意外发现了第三位亲历者威廉·班尼菲尔德，当年他已经98岁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威廉在1948年就移居加拿大，后来跟随儿子住在中部山区。是他的儿子看到了我们的寻人广告，立刻发邮件和我们联系。

　　我们收到消息后，10月马上订机票前往加拿大。见到威廉的那一刻，我感到庆幸：和时间的赛跑，我跑赢了。

　　威廉说，当时渔民救下他以后，第一时间削了个白萝卜给他充饥。前年，我们在和东极渔民求证的时候，才知道东极不产白萝卜，估计威廉吃的，是东极盛产的白番薯。

　　对话舟山：除了找到第三位还在世的亲历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成果？

　　方励：我们还找到了380多户盟军战俘后人家庭。通过问卷形式，有200多户愿意接受采访，这次拍摄，我们走访了其中的100多户。

　　当我走进一位80岁老太太的家里，她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静静等着我。那是1940年她2岁时，父亲从中国香港给她寄的礼物。

　　她抱着这个娃娃等着父亲回来，一等就是70多年。

　　在83岁的老先生罗恩·布鲁克斯家中，我看到了一封跨越76年的家书。那是罗恩父亲在踏上“里斯本丸”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他期许着和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我把所有的爱都寄给你，你和孩子们一定要保持微笑……”

　　但这封充满希望的信件还在邮寄途中，父亲却已经葬身在大海。

　　还有一位离世时才22岁的军人，他在绝笔信中，将妈妈托付给了当时不过5岁的弟弟：“要爱妈妈，珍惜妈妈的爱。”弟弟长大后，母亲将这封信郑重其事地给了他，至此之后，这封信一直藏在他的钱包里40多年。

　　还有太多触动的故事，一个接一个。

　　对话舟山：结束了在英国的采访以后，您又做了些什么呢？

　　方励：2019年，我又去了一趟去伦敦，把“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三位英国皇家炮兵战俘的后人聚集在一起，介绍他们彼此认识。

　　看着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共同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我百感交集。穷极一生，他们甚至不知道父亲如今尸骨在何处。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去东极，去和父亲说一句再见？”

　　一同出发的还有另外11位盟军战俘后人。那年10月，我给他们买了从英国伦敦飞到上海浦东的公务舱，带着他们来到舟山。

　　10月20日，我们出海，船只在“里斯本丸”沉船上方跑了一个来回，我拿出了声呐系统，将沉船的实时影像拿给老人们看。当他们将寄托思念的玫瑰花瓣洒向大海，这是77年来，他们离父亲最近的一次。

　　对话舟山：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肯定非常感人。

　　方励：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跑赢了时间。在这之后没过几个月，全球新冠疫情爆发，若不是我在这之前就找到了380多户战俘后代，要不是我已经采访了三位90多岁的亲历者，很多故事就不在了。

　　2020年8月，最后一位亲历了这场大营救的渔民林阿根离世，享年96岁；同年12月，幸存者之一，居住于加拿大的威廉·班尼菲尔德去世，享年100岁；过了20多天，另一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也去世了，享年101岁。世上再无“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亲历者。

　　我送林阿根的骨灰回到了故居，让他在青浜岛上安息；我听威廉的大儿子说，父亲弥留之际，还在感念舟山渔民的救助；我曾答应丹尼斯·莫利，要把这部电影作为他的百岁生日礼物，终究是我食言了。

　　守一个承诺

　　抵押房产，也要让电影和大众见面

　　对话舟山：后续您把这些情感都投入到了电影制作当中。

　　方励：在拍摄过程中，我听到了两位幸存者以及战俘后代说了太多的感谢，他们说，如果不是舟山渔民冒着自己村庄被日军摧毁的风险前来相救，日军不会停止扫射，死亡的人数还将更多。他们希望我将他们的感谢传递给舟山渔民后人：“没有你们的先辈，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所以我要将这些故事、这些感情都放在电影里面。太多感人的故事，光剪辑我们就剪了2年。

　　对话舟山：电影从制作到如今上映，用了5年，里面是有什么难点吗？

　　方励：电影制作最难的是历史场景的还原。如何展现战俘们从中国香港上船、船只在东极海域沉没、舟山渔民奋不顾身的救援，我做了很多尝试，花了很多冤枉钱，最后才有了现在三维特效和二维动画相结合的呈现，这是一个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创新举措，我们用了三年半才得以成功。

　　动画里的飞机、军舰、船、人、海水等等，都需要数字建模。为了建模，我甚至专门去了日本，寻找“里斯本丸”的原始机械图纸。

　　对话舟山：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很“烧”经费？

　　方励：后期制作的费用确实不低，其中光动画就超过千万。2021年，受疫情影响，我的资金链全断掉了，我刷爆了信用卡，抵押了三套房子，负债几千万，选择继续做电影。不夸张地说，最困难的时候，我连为电影做发行的钱都没有。

　　这过程中，我也很感谢身边的很多好友。例如韩寒私人就给了我一笔资金来支持《里斯本丸沉没》，还有很多的联合出品人，都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对话舟山：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宁愿负债千万也要坚持下去？

　　方励：我是一个决定干了就不会回头的人。这部影片，是我对亲历者、对战俘后人、对世人的一个承诺。从10年前我知道了这艘沉船开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要做下去。不是该不该做，而是必须去做。房子这些身外之物，没了可以再赚，但逝去的历史不会再来。

　　对话舟山：电影公映之后，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方励：我想做一个网上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数字纪念馆。

　　我们掌握的盟军战俘后代名单，从最开始仅有10几户，到2018年的380多户，现在已经拓展到了600多户。这次电影制作，我们也不过才采访了其中的100多户。

　　还有很多的人有很强的倾诉意愿。例如一位住在美国的老奶奶，就非常希望接受采访。她的父亲死在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中，她自己也在14岁时离开了中国香港，接受采访，讲出父亲的故事，是她的一个心愿。

　　有时间有机会，我想把完整的采访全部放在数字纪念馆中，也希望可以将采访摄制继续进行下去。

　　至于这个心愿能不能完成，也要看能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对话舟山：感谢您分享电影背后的精彩故事，也希望这份大爱能让更多人看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