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 孙萌

　　舟山地处浙东沿海，盐业发达，历史悠久。《宋史》记载北宋时期便有：“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此后，随着南宋时期政权变动和战事需要，舟山盐场规模不断扩大，又因为舟山人民的聪明才智，采用“随时取土”“春即起煎”的生产工艺，盐场不仅产量高，海盐质量也很高，“漉沙构白，熬波出素”。但辉煌的盐业背后离不开盐民的辛苦劳作，他们宛如一粒粒微小的尘埃，被封存在漫长的收盐回忆之中。回眸历史，不乏一些诗歌作品记录过舟山收盐场景和盐民生态，为古老的收盐历史留下珍贵的一帧定格。王安石的《收盐》就是其中一篇。

　　何地《收盐》？——考诗歌之渊源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朱子语类》云：“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取胜。”此般士风熏陶之下，塑造了王安石清高狷介的性格，而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使他对社会状况有深入透彻的观察理解，因此，形成了辩理透辟、针砭时弊、语言简练峭拔的诗文风格。“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王安石的许多诗歌都直露地批判了社会现实，揭示了社会矛盾，表现出其对于社会本质及时事政策的清晰认识。

　　《收盐》是王安石政治生涯早期在明州鄞县（今宁波一带）担任州县官吏时所作。提及北宋时期的鄞县，不得不简单说明其与舟山的渊源，当时的鄞县是北宋是海陆境域面积最大的县，其海上三乡相当于今天少了金塘岛的舟山市。赵利平《论舟山海洋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中提到，舟山自唐开始从宁波鄞县划出建县，舟山海洋文化很大程度上涵化了来自于宁波的农业文化，这些可以在语言、社会风俗上得以佐证。宋人祝穆记载舟山定海有晓峰盐场，《王安石鄞县足迹》中引宝庆志说道：“国朝旧有支盐场官，不系在州县者，并令监管烟火公事。”“由于三乡地处海岛，远离州县治所，县不便管理，就由盐监、盐场的管理官员，处理这一带从事海盐生产的亭户之间的诉讼，也就是代管民事。”但事实上，三乡的许多民政事务依然需要县官打理，譬如盐场中如果出现纠纷、官司，仍然需要地方州县官员负责解决。北宋《天圣令·狱官令》记载：“诸犯罪，杖以下，县决之；徒以上，送州推断。”可见三乡事务也是需要经王安石之手的，王安石之于舟山，留下了《收盐》《题回峰寺》及《上运使孙司谏书》，这显示王安石到过舟山。因此，可以推测这首《收盐》反映的大概是现宁波、舟山一带盐民的生存状况。

　　何人《收盐》？——况盐民之生态

　　王安石在《收盐》中描绘了舟山一带盐户的悲惨劳动生活。在此就职的王安石亲身感知到了盐民生活的艰辛，盐工们的生活状况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因此写下这篇直接浅率、表达政见之作，为我们展示出舟山盐民的悲惨生活。

　　1.盐民劳作之辛苦

　　宋代以前，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心在北方，因此南方人口稀少，发展不足，王存之在《普慈院新丰庄开请涂田记》中记载：“其地瘠卤不宜耕，故民多贫，民无常产……”可见正如王安石诗中所言“海中诸岛古不毛”。贫瘠的地理条件使得岛民的生存境况十分严峻。至宋伊始，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舟山的发展也就随之拉开序幕。宋元时期，舟山盐业发展较为突出。“（昌国）壤地褊小，又皆斥卤，谷粟之枲之产虽微，渔盐舟楫之利甚博。”宋端拱二年在岛上建立正监盐场。盐场建立，其掌控者是朝廷，盐民只能在生产中获得微薄之资以维持生存，没有其他出路。煮盐、制盐的过程中的劳作艰辛是难以想象的，《收盐》中对制盐过程的辛劳并没有过多描写，但是稍加联想，古来不毛之地，当时主要产业就是盐业，而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实行损害百姓利益的禁盐之政，食盐专卖的制度之下，官商勾结，克扣百姓薪资、抢夺盐货的状况时有发生。而这里贫瘠土地也无法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被逼迫无路的盐户逃亡者甚多，可见岛民生存之状实为狼狈。清代《如皋县志》记载盐民之苦：“晓露未晞，人饥登场，刮泥汲海，伛偻如猪，此淋卤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如沸，煎者烧灼，垢面变形，此煎办之苦也。”这正是对“穷囚破屋正嗟郗”“岛夷为生今独劳”的详细注解，是盐民劳作之艰辛的具象。

　　2.官府盘剥之酷烈

　　自古以来，盐铁官营，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北宋时期，盐为官僚政府所垄断。“以文治国”带来的冗官冗费之弊，国家对盐民盐课繁重，利益本位的驱使，造成下层贪官污吏也对盐民进行残酷的盘剥压榨。《收盐》描绘了这一现象，“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州府向盐户收纳盐货的紧急公文接连而来，往来运送盐货的官船络绎不绝，贪官、奸商、劣绅沆瀣一气，只顾强征蛮取，从中获取私利，罔顾盐户生产之辛苦，倾轧他们休养生息的空间，盐户的生存权利被严重剥削。黄震在《浙东提举之申省宽盐课状》中描述盐民为官府剥削的情形：“照得沿海亭民积年被官吏椎剥，并不曾有本钱到亭户之手，反日事鞭挞，倍数取盐，以此亭民不胜其苦……今岁饿慌，无多谋食，官吏酷虐如故……”悲惨的盐民受尽百般盘剥，这种不合理现象随着利益取向日益深刻演变成为常态化的局面，导致盐民普遍贫困。

　　3.逼民为盗之无奈

　　对于官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为了维持生活，完成朝廷的纳盐份额，无计可施的盐户将贩制私盐作为谋得生存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当盐户被逼迫至绝境之地，往往采用极端方式与官方对抗。“尓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沈其艘”，盐户受到层层剥削，一是来自于盐场官吏，这些官吏强夺强占朝廷分发至盐户的本钱，中饱私囊；二是来自于上等盐户，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侵损中下等盐户的利益，在给中下盐民发放本钱的过程之中劫取利润。无奈之下，盐民采用极端方式，导致他们“本钱既充文凭，盐课惟事劫取，以致流亡大半，课额顿亏，至今春遂群起为盗矣”。官逼民反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后果，这些盗贼借助海岛的地理优势，选择海路向外售卖私盐，劫杀往来商贾，各自立党，相互屠戮，并且强卖给村民，给社会底层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造成了社会动乱，成为了宋朝当时一大社会隐患。

　　何人看《收盐》？——抒民生之关怀

　　诗歌中的民生抒写，即士人在诗歌中所表达关心民生疾苦、描摹民生画面的内容，上可追溯至《诗经》，如《七月》《伐檀》。汉乐府中的民生刻画有较为典型的有《十五从军行》，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再到魏晋时期，像王粲《七哀诗》中的叙事描写，除了对民生状况的再现，还体现了诗人作为旁观者的内心感受，将民生抒写和情感抒发相结合。民生抒写到杜甫时得到了有效发展，他在继承汉乐府侧重叙事的传统之上，又对民生抒写进行拓展，诗歌的描写视角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走进苦难之中，把自身的遭遇与人民的痛苦、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展现出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王安石《收盐》中的民生抒写体现了诗人身上官员、文人双重身份的交织，以双重视角角抒发了其对于民生的关怀，达到对士人文学抒情言志传统的关照。

　　1.诗人视角下的民生抒写

　　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们吸取前朝教训，要求重新建立起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这种思想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主张文以载道、明道致用，反对华而不实的浮靡诗风。在诗歌发展历史中，唐诗无疑是巅峰时期，诗歌的内容、形式、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宋代诗人力图创新，希望走出唐诗的影响，因此宋人的诗歌在功能上有了言道、言志、言政的分工，多使用现实手法，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问题，在形式上更加偏向于议论手法的运用。王安石的《收盐》内容关乎盐政和百姓生存境况，诗人的重点不在于以情动人，而在于说服力，希望通过描写、议论达到说理言志的效果。因此诗歌中多有议论性话语。王安石对杜甫诗歌极力推崇，将杜诗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并将这种审美追求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他继承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诗歌揭露社会问题，点评时政，发表政治见解，以议论为诗，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宋诗独特面貌的形成贡献了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收盐》中的民生抒写没有局限于民生画面的描述和政治主张的发表，还融入了诗人内心的情感感受，这是对杜甫诗歌中抒情传统的回归。“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分毫”，诗歌的情感表达最后在诗人的官员身份上落地，《收盐》既有民生视角的同情，又有官员身份的政治理想，克服了之前诗歌民生抒写中官员身份缺失的缺陷，将诗人的官员经历融入诗歌创作中，使诗歌更好的发挥抒情言志的作用。

　　2.官员视角下的民生抒写

　　在时代熏染和身份地位的影响下,北宋士大夫阶层淑世精神尤为突出，他们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这一特点鲜明的体现在诗歌的民生抒写上，王安石还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民生政事，结合盐政专卖制度的不善来谈论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种对于民生的强烈关注是以前所罕见的。《收盐》中带有对国计民生的深刻思考，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与诗人的官员身份关系密切。王安石关注政治，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出任明州鄞县知县，时年27岁，“年甚小，气甚锐，而学甚富”，在位期间他体恤民情、关心生产，“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因此，“鄞人德之”，可见此时王安石是一位有着远大政治理想的青年志士。他早在鄞县任职期间就对国家以敛财作为富国手段，加强专卖，剥削盐民，与百姓争利的做法有意见，面对损害盐民利益的禁盐之政，他拒不施行，并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指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今重诱之，是相捕告。则周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无赖奸人，将乘此势于海旁渔业之地搔动艚户，使不得成其业。艚户失业，则合而为盗”。虽然《收盐》创作于他的政治生涯早期，但在士人普遍关注社会政治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早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参政议政的意识，他将诗歌作为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传达自己的政治声音。

　　《收盐》中民生抒写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以诗代谏，发挥通下情言于上的言官作用，诗人描述民生，希望能够干预现实。言情于上可以追溯至“采诗说”，它反映的是“诗可以观、可以怨”的诗体功能，即将疾苦悲惨的民间之声传达进统治阶层的耳中。《春秋公羊传》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宫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古有采诗之官，天子得以观风俗、知得失，但这些采诗人身份单一，王安石的《收盐》是多重身份意识交织的表达，他身为县令，客观上是政策的实行者，是站在统治者一方的，然而同时他又是文人、学者，作为文人他反对暴政、苛政，直露地对宋王朝盘剥百姓的行为进行揭示和批判，而作为官员他又不得不实行这些政策，这种角色上的冲突、碰撞，提升了诗歌的感染力。

　　年少宦游，常见“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尝何有”民不聊生之景。青年入仕，任地方长官，投身于政治实践之中，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日益深刻，王安石在探寻政治道路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民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曾阐发了民为圣、民为天、民为国本的思想。《收盐》向我们展现了盐民劳苦生活的真实图景，传达了诗人对盐民悲惨命运的同情、禁盐政策的批判、官逼民反的忧虑以及民生重于天下的政治观点。他在政治生涯早期，关注民生疾苦，认识到民生是国邦安宁之根本，维护社会稳定离不开政治顺民、文化教民、经济利民，重视民众力量及其诉求。王安石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集“文人”与“士人”身份为一，在他笔下有自然真实的情感流露、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也有身为儒官的政治抱负，《收盐》除了对盐政引发的民生问题进行抒写，表达深沉激愤之思外，更赋诗见志，王安石后来的政治追求和卓绝功绩在此诗中亦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