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汪融 齐明艳/文 记者 张磊/摄

　　“月落港湾起鳞波, 熙熙桅杆千百错”，夜幕下的沈家门渔港暂别了白日千帆竞发的热闹与喧嚣，在淡淡海雾的笼罩中亮起了遍地华灯，光影流转，灿若天河群星般熠熠生辉。微凉的海风轻拂，海浪轻拍着船舷，一艘艘渔船随着节奏微微摇晃，一个百年大港正静静地偎依在烟波浩渺的莲花洋畔。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经过勤劳质朴的渔民们祖祖辈辈不畏艰辛劳动创造，作为中国最大天然渔港的沈家门，已然跻身世界级大港行列，与挪威的卑尔根港以及秘鲁的卡亚俄港并称为世界三大群众性渔港。观今忆古，这座被誉为“中国渔都”的百年大港，又以之深厚的历史底蕴惊艳世人。

　　应时而生的海上渡口

　　早在北宋年间，已有沈家门作为海上交通中转站泊船的记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云：“其门与蛟门相类，而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尚属昌国县。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盖北宋使节徐兢奉命出使高丽途中，乘舟于沈家门抛泊，登岸祭神时所见闻。此为可考史料中，沈家门充当水上渡口的最早记载，亦为沈家门地名的最早记载。彼时沈家门仅有住户寥寥十数家，便取所姓人数最多之沈姓来命名，又因其地势若两门对开，由此得名沈家门。

　　然而关于沈家门地名的由来，民间亦有许多生动有趣且富有神秘色彩的传说：相传有位沈国公，善阴阳五行，素爱游山玩水。但他有个怪癖，但凡看到风水好的地方便忍不住要给自己造一座寿坟。某日，沈国公奉命出巡，乘船至如今的沈家门停泊，发现此乃风水极佳之地，遂心中大喜，待回京之后，便向皇帝请旨讨要到了这块宝地，而后马不停蹄地为自己建了一座寿坟并刻以对联：“青龙卧镇沈家地，白虎俯视东海门。”“风水宝地”的消息一经传开，渔民纷至沓来，刚开始人们将此地称为“沈家坟”，久而久之因“坟”和“门”谐音，慢慢就被人们叫成了“沈家门”。但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我们都能发现彼时人烟稀少的沈家门已然是往来船帆的停泊之地。

　　至元代，沈家门已作为官渡通航于昌国州城与诸岛之间。据大德年间《昌国州图志》记载，昌国州内津渡有“舟山渡、竿缆渡、泗洲塘渡、册子渡、金塘渡、沈家门渡”。历经岁月变迁，沈家门在海运十分发达的元代正式被列为了重要的海上渡口，贯通南北东西。然而不过百年，随着元王朝的没落，朝代更迭风云变幻，沈家门的命运自此走向了新的拐点。

　　风雨飘摇的历史军港

　　自明王朝建立后，东南沿海动荡不安，常有倭寇入侵。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用兵舟山，治理东南沿海。明代《筹海图志》卷五有载：“国初定，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为边患，汤和经略海上，起遣其民，尽入内地，不容得业，乃清野之策也。”因沿海困于内部纷争与倭寇侵扰，汤和遂迁居民入大陆，开始实行海禁，沈家门居民便在此次迁徙之列。当时，天真的明王朝欲以一纸“海禁令”拒倭寇于国门之外，却终是黄粱一梦。自“海禁令”颁布后，昔日正常的海上贸易往来被切断，导致渔民和商贾的利益受损，迫使其沦为走私商贩或是海盗，他们与倭寇互相勾结掠夺财富、无恶不作，东南沿海的倭患问题反而愈发严重。

　　无奈之下，洪武二十年（1387），明王朝于沈家门设寨，永乐七年（1409）改设为沈家门水寨，驻扎水师以防倭寇入侵。至此，沈家门便从渡口变为了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明代军港，成为了东南沿海抵御倭寇侵略的水师基地。

　　“才微身老一书生，水寨春深坐训兵。”“分屯里堡三军肃，斗舰云旗五色轻。”时任浙江按察副使的曹时中将军在其诗作《临沈家门水寨》中如此写道。诗句所描绘的便是沈家门水寨驻兵训练的场景。曹时中将军曾数次于沈家门水寨训练驻兵，在其《又临水寨》中有云：“扬旗秉钺上艨艟，帆挂鲸泪破晓风。”“三军鼓锐唯闻令，诸将同心拟奏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水寨驻兵训练时气势恢宏的壮观场景。明代沈家门水寨的设立，对于巩固沿海防线，抵御倭寇入侵，提高海上防御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正统二年（1437），朝廷革散水寨将船悉数掣回。究其原因，概如《全边略记》中所云：“永乐七年，尽拘军船赴沈家门立水寨，倭寇趁虚从掠水寨，相去海盐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又如《明史》卷一百十四志八十八所云：“永乐间因调官军于沈家门等处设水寨，既而松门等处累被倭劫掠，卫所军少，水寨策应不及，致彼得以乘虚，我军莫不制胜，乞遵洪武事例。”水寨设立后，仍屡有倭贼登岸杀掠，渐渐有人便将矛头直指水寨，朝廷之中请求掣散水寨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沈家门水寨终归是没有逃过被掣散的命运。据《皇明驭倭录》中记载：“正统八年（1443），浙江备倭都指挥使李信上奏：永乐中，原于沈家门等处立三水寨，合兵聚船，以备倭寇，海道一向宁息。正统二年始掣散水寨，各守地方，自此海寇益多。”李信以掣散水寨后海道不宁、海寇增多为由，请求恢复水寨以御倭寇，然终似蚍蜉撼大树，无法力挽狂澜。

　　虽然正统二年（1437）水寨被革散，军船相继被掣回，但沈家门依旧作为沈家门寨屹立于明代海防前线，并在后世的抗倭平倭战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筹海图编》卷五中提到：“沈家门寨原系水操之地，有军防守，近皆取回，番船去来，皆泊于此。内有赵岙、南岙、芦花岙、大岙，去寨三五里向者，居民筑墙大岭阻截总路，近贼径由水路或门道而入，累被劫掠，更须慎禦，庶克有济。”水寨掣散后，民众自发筑墙阻截倭寇，主动与防守官兵协力作战，共同御倭。

　　据《沈家门镇志》（以下简称“镇志”）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月，都司刘恩至在沈家门山设伏，督兵灭倭。三十三年（1554），都御史王抒在沈家门设伏邀击汪直党羽萧显，在普陀山洋面连战皆捷。三十六年（1557）四月，汪直舟漂至沈家门，参将俞大猷诱降53人，至定海关斩之。由此可见，沈家门一直是明代抗倭的海防前线，并在抗倭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

　　纵观明代沈家门的发展史：明初因内乱与倭患，洪武十九年（1386）汤和经略海上，徙民禁海而后驻扎水军，沈家门遂向军港开始发展；洪武二十年（1387）设沈家门寨，永乐七年（1409）改设为沈家门水寨，正式成为明王朝的海防基地；直至正统二年（1437）掣散水寨，而后以沈家门寨存在，彼时仍为海防前线，是抗倭的主要据点。《天下郡国利病书·舟山志》记载舟山有港：“沈家门港，总哨兵船驻此。”由此可见，直至明末，沈家门仍为明代军港。在大明王朝中风雨飘摇的沈家门，为其海防文化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整旗鼓的新兴渔港

　　据“镇志”记载：明王朝灭亡后，清顺治六年（1649）十月，明鲁王朱以海退守舟山。顺治八年（1651）九月，清军攻占舟山。十二年（1655）十一月，明将郑成功遣兵攻占舟山。十三年（1656）八月，清将伊尔德再度攻克舟山。次年正月，伊尔德为防止明将郑成功、张煌言攻打，以舟山“不可守”再次实行海禁，强迫居民迁入内地，沈家门居民亦在迁徙之列，彼时沈家门又一度荒无人烟。

　　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重新颁布“展海令”，开海禁，展复舟山岛，召民开垦，沈家门才再次得以恢复，移民逐渐增加，渔业渐兴。自此，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沈家门又重新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开始谱写渔港发展史的新篇章。

　　康熙二十七年（1688），舟山置定海县，沈家门属之。四十八年（1709），定海知县缪燧发银筑塘，使得岸线相连，挡潮水于塘外，平地面积大幅扩展，推动了各业的发展。至光绪年间，沈家门已逐渐形成集镇。光绪九年（1883），据《定海厅志》记载：“沈家门镇每岁春季为渔船停泊之所。”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福建钓船、鄞县大对船先后至沈家门设生产基地。沈家门的渔船与从事渔业人员逐年开始增加，渔业渐渐缓慢发展起来。

　　1932年，沈家门建镇。1936年3月，《申报》报道称：“沈家门为渔民荟萃之区，每年冬汛，有大对船1200余对，放洋采捕。”那时的沈家门已经呈现出一片渔业兴盛、各业兴旺的欣欣向荣景象。1939年，日军侵占沈家门，将之定为“特别区”，大举走私货运，商店商行逾千家，商市十分繁荣，从那时沈家门始有“小上海”之称。日军降后，1946年沈家门境内购销鲜水产品已达2363吨，咸干水产品2389吨。这段期间，沈家门的渔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一跃成为了世界三大群众性渔港之一，沈家门渔港从此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沿海各省市渔民向沈家门汇聚，渔港停泊的渔船和迁居的渔民络绎不绝。沈家门逐渐成为全国的重点渔港，再次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加强渔港建设和管理工作，国家多次拨款对渔港进行规划整治，并于1956年成立了沈家门渔港建设委员会。经过长期的规划建设，沈家门的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一个直接服务于渔业生产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改革开放后，沈家门不仅已成为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港口，也成为了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港口，沈家门开始逐步向多功能、综合性的港口发展。

　　现如今，沈家门已经发展成为渔、商、景兼备的综合性港口。这里常年万船穿梭，每逢汛期，几十万渔民云集于此，鱼山虾海，蔚为大观。时光飞逝，历经百年沧桑巨变，沈家门经历了从渡口、军港、渔港向今天综合性港口演变的漫长岁月，海防文化、渔港文化共同构成了沈家门独具特色的海洋历史文化底蕴。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相信沈家门渔港将会继续乘风破浪、开拓前行，书写属于它的传奇故事。

　　作者单位：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