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壁画中卖鱼场景

元代庆元路总管府造铜权

　　□石一民 周苗

　　在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两件衢山岛出土的元代铜权，出土时间分别是1976年和1985年，这两件铜权都刻有铭文，颇为珍贵。鲜有人知的是，其实早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衢山岛就出土过一件元代铜权，被清人李西民收藏，李氏友人周绍濂因作《元权歌》。近来，我们在清人董沛编的《四明清诗略》一书中发现了这首诗，遂使我们得以获知有关这件元代铜权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第三件也是最早在衢山岛出土的元代铜权。

　　一 《元权歌》内容及其相关人物

　　《元权歌》原诗题作《元权歌为李西民作》，作者周绍濂。诗前有小序：“西民有元皇庆元年庆元路总管府录事司较勘铜权一枚，权中共得大小阴阳文二十三字，由衢山人于海岸掘得之。”诗全文如下：

　　“海上潮，秋风来；岸上花，春风开。春来秋去五百载，元家故物霾蒿莱。有权斑剥苔花妍，野老得之巨海边。回环二十有三字，考工制自皇庆年。慨想仁宗御宇时，官家较勘初颁兹。治法积久每生弊，重轻应愧平准施。苔侵土蚀多古致，摩挲只益沧桑泪。长江万里陵草青，三生历劫铜华翠。我为此权增叹息，波滔浪撼长掩匿。世间万物尽如期，用舍行藏不可测。”

　　此诗载董沛编的《四明清诗略》卷二十五，又见潘衍桐编《两浙輶轩续录》卷三十八。作者周绍濂（1805~1863），字质卿，号廉泉，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幕游上海，以军功授江苏知县，历任江苏丹徒、金山、华亭等县知县，同治二年（1863）卒，年五十九，著有《一勺园诗存》《莲裔合稿》。周绍濂去世后，清代浙东著名藏书家徐时栋曾为他作墓表文，对其生平事迹有较详细的记载。

　　此诗的写作时间，根据作者的生活年代及诗中“春来秋去五百载”一句来推算，是在1825~1850年之间，这也应是铜权在衢山岛出土的时间。据此诗小序，铜权由衢山人在海岸挖掘时发现，后被李西民收藏。李西民生平不详，从诗作来看，应是周绍濂的好友，至少是熟人。另据有关史料记载，李西民还与镇海籍著名文学家、画家姚燮（1805~1864）以及同为镇海人的胡溁（1789~1863）、陈定诰有交往。咸丰十一年（1861），李西民曾与姚燮一起到胡溁处叙谈，对此，《蛟川诗系》卷二十五胡溁小传是这样记载的：“岁辛酉秋，燮同李西民文学过先生谈。”陈定诰则有诗题赠李西民（陈诗见后）。由此来看，李西民大概也是镇海人，但也不排除他是鄞县人甚至是衢山人的可能。上引胡溁小传中称李西民为“文学”。汉有文学掾和文学史（简称文学），都为官名，职掌管理学校，教授学生；宋时仍有“文学”官称，但已是虚衔，并无实职，迄明清时废，然清人仍多用“文学”借指教授生徒的文人或无科举出身的文人。

　　我们所知大略如此，李西民的籍贯和生平尚待进一步考证。至于衢山岛出土的元代铜权如何到了李西民手里，我们更是不得而知。李西民收藏到这件铜权后，置之座右，爱不释手，对其珍视之至。且这件铜权应引起了李西民不少朋友的注意和赞叹。因为除周绍濂的这首《元权歌》外，《四明清诗略》卷二十五还收录有陈定诰的《题李西民所藏元铜权》诗，诗曰：“昔人遗我宣德炉，睡鸭香爇流兰苏。昔人赠我铜雀砚，龙宾磨髓学黄绢。宝炉瓦砚两谁妍，不如元代有铜权。铜权斑斓何时铸，题字可辨皇庆年。混沌磊落瘦如拳，青翠欲滴圆复圆。一朝失守庆元府，可怜此物埋荒土。红晕藓痕碧护苔，韬光韫采失其故。君今得此良非偶，王府钧石何足有。置之座右胜球钟，摩挲久之难释手。古物有征莫如斯，何须铁足与铜斗。”诗人将衢山铜权与被古人视为不可多见的工艺珍品宣德炉、铜雀砚相媲美，甚至发出“宝炉瓦砚两谁妍，不如元代有铜权”的感叹，此话虽显夸张，也足见当时一些宁波文人对衢山岛出土的这件元代铜权的重视，视其为不可多得的宝物。

　　二 《元权歌》披露的信息

　　铜权为古代常用的称重量的“衡器”，即现代人所说的秤砣，它最早出现于东周，秦统一后才对铜权有了统一的标准。元代时，由尚书省所领的户部颁发度量衡法式，各地根据标准器依样制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对铜权的铸造与颁发严格根据规范进行。 

　　元代铜权一般由权钮、权身和权座三部分组成。根据权身形状，大体可分为圆体形和六面体形两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市博物馆所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衢山岛出土的两件元代铜权。这两件元代铜权，一件是至元铜权，1985年在衢山岛岛斗岙出土，黄铜模铸，圆体形，上有波浪形钮，下为喇叭形底座，重58.5克，高8.5厘米，底面直径4.5厘米，权上有铭文“至元二十三年造”，清楚表明了制造时间。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使用的年号，至元二十三年即公元1286年，距元朝建立仅15年，距今730余年。另一件是大德铜权，1976年7月，由衢山岛枕头山乐秀立等10名社员在岛北部双子山发现，青铜模铸，权身呈六面体形，上窄下宽。上部为方形钮，下部渐收形成束腰，台阶式底座。这件铜权的铭文记录了更为丰富的信息：首先是铸地，铜权的中间一面有铭文“庆元路总管府”。庆元路即今宁波，北宋时称明州，南宋后期称庆元府。元朝各地设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至元十三年（1276），改庆元府为庆元宣尉司，次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隶属江淮行省（后改为江浙行省），领司一（录事司）、县四（鄞县、象山县、慈溪县、定海县）、州二（昌国州、奉化州）。此时的定海县即今镇海、北仑一带，昌国州即现在的舟山市，宋代时称昌国县，元代时升为昌国州。元代时衢山岛在庆元路总管府辖区内，因此铜权铸造地和出土地点完全吻合。其次是年号，权的另一面有铭文“壬寅大德六年”，大德是元成宗使用的年号，大德六年即公元1302年。其他还有蒙古文、编号等信息，该铜权的另四小面，两面铸八思巴文（忽必烈时期创造的蒙古新字），一面刻“天字一号”，一面无字。

　　再来说说清人李西民收藏的这件衢山铜权。该铜权的形制在周绍濂《元权歌》中未见描述，而陈定诰《题李西民所藏元铜权》诗中则有“混沌磊落瘦如拳，青翠欲滴圆复圆”之句，可见此铜权大小如拳，权身呈圆体形。据周诗小序，铜权周面共有大小阴阳铭文23字，目前国内出土和传世的元代铜权，其铭文一般不超过20字，而此铜权铭文却多达23字，实属罕见，可惜实物未能流传下来。所幸其铭文还能从清人诗歌中窥见其一二，其中有“皇庆元年”纪年，皇庆元年即公元1312年，为元仁宗改元之年，元代承袭了宋代改元必铸新权的做法，这件铜权正是改元新铸之器，不过出土时已严重锈蚀，绿苔满身，已非旧时模样。另外，铜权上还有“庆元路总管府录事司较勘”字样。录事司作为庆元路总管府下属行政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管理庆元府城内居民，也包括铜权的铸行。出土的这件皇庆铜权应由庆元路总管府录事司铸造并“较勘”。所谓“较勘”，系指元朝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域流通的斛斗秤度进行的校验，即核定重量，以防止作弊或产生误差。对此，《元典章》有规定：“令各路总管府验所辖司县街市民间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较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常切关防较勘，毋令似前作弊抵换。”因此，各地出土的元代铜权上常有“×××路较勘（或较勘相同）”这样的铭文。衢山岛出土庆元路录事司“较勘”的铜权，不仅表明元代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已在浙东海岛得到有效实施，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衢山岛与庆元城（今宁波市区）有着密切的行政联系和商业往来。

　　三 铜权见证元代衢山岛商贸兴盛

　　近年来，出土和传世的元代铜权在全国各地区都有发现，数量有数百件，是历朝历代中最多的，其中大部分带有纪年、铸造地等铭文，这为研究元代权衡制度、行政区划和出土地经济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铜权作为衡器，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风俗通史》中有一幅“元代壁画中的卖鱼场面”，从中可知，元代商贩使用的杆秤与现代我们在市场中见到的并无二致，都是一根木杆，一端有秤钩，后面是提手，另一端用绳子系挂秤砣（即铜权），造型简单，易于携带，使用便捷。大量元代铜权流传至今，正是元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衢山岛位于舟山群岛中北部，作为悬水海岛，在古代算是边远偏僻之地，可就在这样的一个海岛上，居然出土了三件元代铜权，这表明当时这里社会商品交换比较频繁。汪国华先生曾撰文认为，衢山岛出土的铜权“透着浓浓的商业瑞气，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衢山的商业已经普遍展开，人居也已经由衢山中部的培荫、蛤蚆山一带，向岛斗发展，衢港渔捞作业开始发展，已经是比较繁忙之地。”这一推断应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去不远。

　　衢山岛至迟在唐代就已进入了中央王朝统治者的视野，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管理的轨道，宋至元设为昌国县（州）蓬莱乡朐山村。1908年，衢山岛皇坟基村曾出土一方唐代墓志《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墓志中有“陈将军灵庙”和“东亭之寺”的记载，可以证实早在唐代开成年间（836~840），衢山岛就已经有了不少常住人口。宋元时期，国内经济重心南移，浙东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较快，当时衢山岛已是“人烟稠密”的岛屿，人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我们对宋元时期衢山岛乃至整个舟山地区的商贸活动情况了解很少。

　　据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三《叙赋·税课》记载，宋代时舟山还是一个“以海乡散漫，止产鱼盐，商贾之所不至”的地区，不过这种说法出自元人之口，似不能尽信。因为早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人成寻曾乘商船来华，在舟山海域逗留了9天，其间他曾登陆过东茹山（在今岱山县境内，很可能是指东岱山）。成寻在他的来华游记中，就曾明确提到东茹山上有来自福州的商人。另据《宋史·食货志》等史料记载，北宋以来，衢山岛附近的岱山一直是国内重要产盐区，大量优质的海盐从这里运出，供应明州（今宁波）和两浙路其他内陆地区，岱山俨然是当时颇具规模的盐业重镇。相较北宋时期，南宋时期的舟山更是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地近当时的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增长，盐业、渔业、手工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南宋理宗时，民间造船以昌国县最多，说明当时舟山造船业相当发达。此外，舟山还是庆元府“砂岸海租”征收的重点区域，“砂岸海租”属于一种渔业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舟山渔业经济已相当繁荣。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南宋时期的明州港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交流港口之一，作为明州港对外交往的中断站，舟山也成为南宋对外交通的活跃地区。总之，盐业和渔业的繁荣，造船业和海外交通的发达，带动了南宋时期舟山社会经济的发展，商贸也逐渐兴起。不过两宋时期的舟山，作为海岛地区，土地少而贫瘠，商品种类单一，以渔盐为主，商品流动相对来说并不活跃，恐怕也是事实。

　　到了元代，朝廷鉴于舟山“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扼海道交通之要冲，遂由昌国县升为昌国州，海岛地区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人口增长很快。据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到至元二十年（1283），昌国州人口已有12.7万余口，是南宋时人口的3倍。这里的渔盐业继续保持南宋以来的兴盛态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立国时间虽然不长，前后只有98年，但元朝统治者在经济上奉行开放政策，东南沿海地区“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浓厚，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臻于繁盛，那是一个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目眩神驰的朝代。就元代昌国州即今舟山地区而言，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渔盐业的兴盛和海外交通的发达，商贸较南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南粮北运，元政府还开辟了闽浙粮船自烈港（今舟山沥港）入海北运至京都的海运线，昌国州各港口过往船只频繁，数量众多，元代的昌国州在我国南北沿海交通和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地属昌国州的衢山岛也不会例外。

　　衢山岛出土的三件元代铜权，正是当时衢山岛乃至整个舟山地区商贸兴盛的实物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