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

　　□夏志刚

　　一 里斯本丸当事人舟山唯一合影

　　1942年10月2日，“里斯本丸”中幸存的英军战俘在舟山渔民的帮助下，成功登陆东极青浜岛，三位英军官——法伦斯、詹姆斯顿和伊文思在青浜岛后村渔民唐如良(唐阿大)和其妻王招云及南地湾村翁阿川(和尚阿川)的掩护下，藏进一个叫小湾洞的洞穴内躲过了日寇魔掌。几天后，东极渔民经葫芦岛将他们护送到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驻地。在该驻地他们与中国抗日军民有一张著名的合影。

　　这张照片由获救者之一法伦斯持有。1991年12月，纪念香港军民抗击日本五十周年时，法伦斯应港英政府邀请返港，将照片提供给了报界。文章标题即为《阔别香江四十载 亟寻救命恩人——退役老英兵傅理师盼与昔日恩人王继能重聚》，并注明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傅理师（即法伦斯）。

　　50年来，法伦斯始终珍藏着那张在驻地的合影。照片上前排坐着五人，即三名英盟军军官和王继能、缪凯运；后排站立六人，都是王继能部人员。法伦斯说：“我清楚地记得，照片是1942年10月10日拍摄的，那天是中国人的一个喜庆节日(指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位退役海军军官说：“伊文思先生特地换上定海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大队的军装拍照，以表示我们对舟山群岛抗日军民的敬意。”

　　舟山最早获得该照片并加以报道的是毛德传先生。他从海外获取该照片，并撰写《怒海生死情》，在《舟山乡音报》《舟山日报》发表。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期间，有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12家报刊先后转载。在《半个世纪de魂牵梦忆》一文中，毛德传先生讲述了他最早在国内报道的这件事，通过《舟山乡音报》《文化交流》《联谊报》等刊载后，王继能的大女儿王南娣与他取得了联系。“三位英军官离开驻地赴象山半岛前，我父亲组织聚餐欢送，中英盟友纵情欢歌，举杯惜别。阿拉舟山人唱宁波滩簧、绍兴戏、京剧，唱抗日歌曲，三位英国客人也引吭高歌扬手起舞。”“我也献歌助兴，博得满堂喝彩，英国朋友还向我举手做出V字形手势。”“这歌曲是当时我刚从上海学来的名曲《何日君再来》。”

　　根据法伦斯所述和后续考证，前排人员可以确认，左起依次是伊文思（时任英美烟草公司总监）、缪凯运（时任民国政府国民兵团第四大队副大队长）、詹姆斯顿（时任英国驻香港总督衙门的高级职员）、王继能（时任国民兵团第四大队队长）、法伦斯（时任英国皇家海军印度特遣艇队军官）。后排人员的身份则长期众说纷纭。

　　二 合影后排人员身份疑云

　　王继能的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驻地，一说在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岛双塘青山大庙，另一说是在今宁波市北仑区上阳村。无论是在哪里，作为当时担任翻译之一的忻元寅都是留下细节描述的当事人。

　　忻元寅一直称驻地是在六横岛上。1998年忻元寅称，“拍照时三个英国军官和王继能、缪凯运坐在前面，我们几个部下站在后面。我就紧挨在伊文思身后，当年我刚好26岁。”。2005年忻元寅在口述中称，“在英俘离开六横的当天，正好是10月10日，为了表示纪念，我们和伊文思等还拍了张照片。其中有王继能、缪凯运、窦飞熊、沈品生和三名英俘，另外三人可能是东极渔民，当时我站后排左数第二个，我旁边是沈品生。”

　　经与历史长篇小说《东极之光》作者孙和军确认，他认为后排6人中涉及4个东极人。“根据写《东极之光》时掌握的情况推测：后排左起1为吴其生或李朝洪，2为唐如良，3为沈品生，4为忻元寅，5为窦飞熊，6为吴其生或李朝洪”“因为谁也没见过本人，所以不能保证”“忻元寅到底是哪个都难以确认，因为连他自己的小儿子都认不准”，关于穿西装的5号人物应当是部队里面的人，“部队里穿西装的可能性大，岛上的人是不太可能的”，总的来说“我的这个说法只是个猜测版本”。

　　因为编撰《“里斯本丸”营救事件口述史料辑录》的缘故，笔者针对该合影中的人物也作了一定的逆向推演。

　　1948年，在时任东极乡乡长沈品生撰写的《呈报》中，沈品生称“由唐品根、许阿台、李朝洪、郭阿得、任信仓（已故）、船伴王祥水等六人，抱大无畏精神，于十月九日乘小帆船，护送被难三英人至葫芦岛，交由驻军我游击第四大队长王继能，转送象山我县政府苏县长处。而唐品根等亦即回乡。”而忻元寅在1998年的自撰文章中称，“1942年10月的一天凌晨，几个青浜岛的渔民用‘带角船’（一种小船，有二橹二桨）载着三个外国人在六横东浪咀附近登岸，由岛人领至双塘青山大庙。陪同外国人的沈品生与王继能熟稔。他和唐如良等青浜渔民向王、缪等介绍了有关情况。”

　　另2005年忻元寅在受访的整理文章中称：“10月6日天刚亮，东极渔民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李朝洪带着三名英俘伊文思、詹姆斯顿、法伦斯到六横来了。”参与护送的郭阿德（即郭阿得）2003年8月口述“把伊文思等三人从青浜送到葫芦岛，是我和郭大康、虞如康三人用船吊去的，没有其他人”。虞如康孙女阮尧波于2023年接受采访时，转述其奶奶口述称：“虞如康与郭阿德、郭大康曾送三个英国人到葫芦岛。”原青浜村支部书记徐国权2023年口述称：“20多年前李朝洪曾对我说起过，他和郭阿德等人把英俘送到葫芦岛。后来因事关重大，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么秘密的事，所以葫芦岛人又传话来，仍然让东极渔民送出去，故此过了几天，第二次由李朝洪等人又出船到葫芦岛把英俘送到六横岛。”缪凯运之女缪芝芬在2003年演讲称：“东极乡青浜岛渔民阮如康（绰号：小句鱼和河豚鱼，即虞如康）、郭阿德（当年18岁）、郭大康三连襟在他们妻伯唐品根和五叔唐如良等亲友的周密安排下，按照父亲的行动线路，把三位英军盟友伪装好，穿上渔民的破衣襟衫和肥大的龙裤，并隐藏在舢板船篷下，经过仔细伪装，再装上鱼筐后，三连襟就摇橹直航葫芦岛。”“当晚（与前述隔天），我父亲在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等人的专船护送下，将三位英国盟友直送第四大队驻地郭巨甘露庵。”葫芦岛杨家的代表、与缪芝芬同为葫芦杨家外孙辈的王绍裕2023年提供口述称，“后来，缪凯运带警卫和东极人就马上出去了，出去前跟岳母去说了一下。再后来是连夜，缪凯运就带了3个英国兵到了葫芦岛，住在杨家大堂后厢房里。外婆安排好烧大锅水，做吃的食物，连夜出去后门人家借男人的大衣裤。当洗漱好、吃好饭安顿下不久，缪凯运上东极时安排警卫去沈家门求助医生的船也回来了。那医生怕杀头罪名不敢来，但碍于杨福林身份和面子，给配了很多内服外用药，还有盘尼西林针剂，这些药可帮上了大忙。靠着药物食物双重扶助，又有舒坦的睡眠之处，英国兵恢复得也很快，感觉有点劲了。第二天傍晚，缪凯运考虑到风险，打算离开。那时正好东极人又来了，两天过去了，他们也放心不下，来探探风的。之后他们商量了一下，马上带着英国兵出去了，逃离葫芦岛……”

　　采集多人的口述资料后，基本可以认定，由东极渔民护送人员至葫芦岛，并延伸至六横或宁波郭巨，即从东极出船应有两次。第一次由郭阿德、虞如康、郭大康三个唐家的女婿出船护送至葫芦岛，唐品根负责联系，这可能主要考虑保密性；第二次由李朝洪、许阿台、任信仓、王祥水四人出船至葫芦岛，并载运3名英俘至六横或宁波郭巨，可能充分考虑了对南部海域的熟悉程度。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应当未随船前往，否则沈品生本人在《呈报》中不可能略去不表，应属忻元寅在事过60多年后的误记。缪芝芬因为是小学教师，当时年仅10岁且未在葫芦岛上亲历，其在2003年演讲时已经了解过一些相关事迹，故此更缺乏可信性。

　　以上的推论载于拙文《1942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若干疑问辨析》于2023年在《舟山日报》发表，笔者当时倾向于后排并无东极渔民。

　　三 对后排合影人员的慎重确认

　　《1942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若干疑问辨析》发表后，长期关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王永建先生特意通过微信与我联络，提出几个问题：

　　“2000年以来，我曾多次与缪凯运先生女儿缪芝芬老师接触，并曾于2000年至2002年采访过窦飞熊的夫人，当面确认过；2002年春节期间，曾专门采访过忻元寅先生；还曾于2004年赴上阳村访问过居住在此的王继能三姨太沈爱玉，上东极与吴其生的小儿子吴兰舫面谈过，与沈品生的孙子沈华龙和沈华富见过面。据我掌握的情况看，基本可以确认：后排左一是窦飞熊，左二是忻元寅，左三是吴其生，左四是沈品生（2021年去世的沈品生媳妇生前也确认过），左五左六两位也有所确认，但暂时不宜认定。”

　　因为东极镇的“‘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纪念馆”正在重新布展，馆方和镇里找到我，希望能够对此照片的成员作一慎重的认定，鉴于这些情况，笔者又作了广泛的调查。

　　东极镇文化馆梁银娣对笔者的工作予以了协作，“那照片中，我们一直认为后排有可能一个是李朝洪，小时候我见到他是高高瘦瘦的，人蛮聪明；但2023年上半年，请李朝洪女儿和外甥女看照片，也没认出有他爸爸。”“经青浜岛老书记徐国权查看照片后，确实没有李朝洪、许阿台、翁阿川、王祥水四人，沈品生、吴其生是庙子湖人，他不识，也不敢说。”“经联系老渔民后代，确认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李朝洪、吴其生、翁阿川6人都无照片存世。”徐国权老书记曾与以上各方认为可能参与合影的李朝洪相熟，从现有的证据看，合影中没有青浜岛渔民参与是可以确认的，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庙子湖的渔民和乡绅代表沈品生、吴其生是否在列。

　　鉴于孙和军先生曾认为后排左二可能是青浜渔民唐如良，但忻元寅先生经其本人说是左二，为防万一，再次联系到忻老先生长子，确认左二确是忻老先生本人。

　　忻元寅先生2005年曾有《关于援救英国战俘的历史回忆》的口述，此材料为2005年由凌金祚多次电话采访后整理。忻先生在该口述中说，“在英俘离开六横的当天，正好是“双十节”(10月10日)，为了表示纪念，我们和伊文思等还拍了张照片。其中有王继能、缪凯运、窦飞熊、沈品生和三名英俘，另外三人可能是东极渔民，当时我站后排左数第二个，我旁边是沈品生。照相机是中队长林海生阿舅的，他阿舅姓王，在上海做生意，因为战乱，避难在六横。因当时当地没有冲照片的，所以底片被伊文思带到英国去了。”可见窦飞熊的确在合影之中。

　　左三和左四各方都怀疑是沈品生和吴其生，忻元寅也曾说过左三是沈品生。前几年，长期关心“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胡牧先生曾说，“经与沈品生孙子联系，他指认后排左起第三位就是他阿爷。”

　　笔者采访了吴其生的孙子，吴兰舫的侄子吴布伟。吴布伟先生说，“左三是我爷爷，我爷爷人很长大，穿温州人布衣服；右三别钢笔、中山装是沈品生，国民党官员都是中山装。在2022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80周年研讨会时，沈华龙、沈华福说左三是他们爷爷沈品生，我说他们错了。我爷爷的家人都是高个子，他兄弟姐妹都是很长大的，而且我爷爷的长相与他几个外甥都非常像。当年我在蚂蚁岛当书记时去看照片一眼就认出来了。”

　　吴布伟先生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对于合影时的座次排序非常敏感，这也与笔者的推测比较合拍。按座次看，前排居中为三名英俘中年龄与军衔居前的詹姆斯顿，然后是大队长王继能、副大队长缪凯运、法伦斯、伊文思，说明确实是存在排序的，且以左为尊。后排严格的排序应当左四为首，左三为次，再次为左五、左二、左六、左一；如果东极乡的两位代表沈品生和吴其生在列，那么左四为沈品生，左三为吴其生。这个推论与忻元寅老先生的回忆部分吻合，而与两人的后人协调后意见一致。

　　1998年第1期《普陀史志》曾刊载忻元寅撰写的《护送获救英国战俘亲历记》，“经过挑选，最后确定了略得英语的第一中队上士文书江明远、警卫队副班长陈根友和我（学过西医，识点英文)。我们三人中江明远英语口语较好，我和陈根友只能讲几句‘洋泾浜’英语而已。”“大家还在一起合影留念。拍照时三个英国军官和王继能、缪凯运坐在前面，我们几个部下站在后面。”如果推论合理，当时能够参与合影的其他人，一般应当是与三位英军较密切的人员，故此左五、左六很可能就是另两位担任翻译工作的江明远和陈根友。

　　四 写在后面的话

　　根据以上的调查采访和分析，在现有的历史资料和人证面前，目前基本可以确认，该照片的后排人员左起依次是窦飞熊、忻元寅、吴其生、沈品生、江明远、陈根友，符合缪芝芬2003年所称，“英国客人也急着要求与我父亲和王继能及前来送别的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吴其生五保长、警卫排窦飞云（熊）、忻元寅等合影。”

　　因为此照片人员中沈品生和吴其生的确认，可以得出一个新结论，东极渔民不仅曾两次出船经由葫芦岛护送三位获救英俘到驻地，还曾专门派人前往看望和欢送。孙和军写《东极之光》时曾得到王永建先生帮助，并前往宁波市北仑区上阳村实地采访。此次采访，不仅没有解开驻地之迹，反而导致了该地将营救事件直接作为村里的信史树碑立传。因为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对宁波驻地予以否决，故此对于驻地也不宜确认。所以关于此合影名称，建议可定名为“1942年10月10日三名英俘在抗日部队驻地与舟山军民合影留念”。

　　至于2009年1月8日，旅居香港的宁波鄞县籍老人忻鼎勋提出的，怀疑左三是其父亲忻品性（化名曹一新），虽然从多张其父1944年时期的照片看，确实非常像，但目前仍然只能予以否定。据舟山市党史办所编《东海风云》等我党在解放前的革命资料，曹一新（忻品性）为宁波东钱湖陶公山人，原为渔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明山浙东游击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党组织指派参与收编徐小玉部，并任该部参谋长。

　　另外，忻元寅先生曾多次提到，在执行护送三位英俘到象山的苏本善部队驻地任务时，当时在王继能部的“政训室主任的李伋（中共党员）对英俘很关心，一再叮嘱我们对伊文思等人好好照顾。10月10日到郭巨去前，李伋一再告诫我说，要保护好英俘，不要半途出事”。根据王永建先生提供的新线索，李伋的关心可能确实存在，但他已经不在此岗位上。

　　1990年10月1日，在王继能去世一个月后，台北市宁波同乡会会刊《宁波同乡》第259期曾刊出其好友黄炳麟的《六横旧事——记我与王继能兄交往经过》一文，其中提到“第四大队设有政治工作室，该室主任李伋，是中共的……，我初至六横时，即有人提示我注意。三十一年二月，我访继能兄时谈到李伋，他坦承在注意；问我有无适当人选？恰巧朋友刘渭水君在我家作客，刘的学识能力均不错，乃为之推荐，得他首肯，即任为政工室主任，并将李伋他调”，说明1942年10月前，李伋已经离开政工室。黄炳麟是定海区金塘镇沥港大鹏岛人，民国间曾任定海县教育会理事长、县政府督学、县参议会秘书，1950年5月旅台后，任台北市舟山同乡会第四届常务理事，其人长期关心乡邦旧事的整理，于此类回忆应不至于有明显错误。

　　关于这一张照片的调查分析，目前只能止步于此，期待将来会有确凿史料发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