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王在舟山铸造的官印“监国鲁四年十一月造”“京营总督标四营副总兵关防”

大明通宝背户

大明通宝背帅

大明通宝背工

　　□林斌 林思辰 张玉爱

　　鲁王朱以海（1618—1662），为明藩王鲁王世系第十三代，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明太祖第十子朱檀被封为第一代鲁王。因朱檀受封当年，朱元璋曾派人到曲阜祭孔，故命为“鲁王”号。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满洲兵攻打兖州城，城破后，鲁王朱以派自缢身亡。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其弟朱以海被封为第十三代鲁王。时清兵南下，兖州守将刘泽清接受了清兵贿赂，弃城不守，朱以海在仓皇中跟随众大臣们渡江南逃。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南明的抗清势力钱肃乐、张煌言迎鲁王朱以海至台州，八月朱以海称监国于绍兴。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渡钱塘江，攻占绍兴，鲁王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逃亡舟山，遭舟山总兵黄斌卿所拒，后辗转普陀山、台州等浙闽沿海。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名振和荡胡伯阮进杀黄斌卿之后，迎鲁王至舟山群岛，建行宫于原舟山城（今舟山市定海城区）内的总镇府。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初二日，清军从舟山岛螺头门进攻上岸，舟山城破，万民被屠。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鲁王奔福建厦门依郑成功，不久郑成功迎鲁王居金门岛。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鲁王自去监国号，康熙元年（1662年）鲁王薨。其王妃陈氏与遗腹子朱弘桓等，在辽藩宁靖王朱术桂保护下，渡海投奔到郑成功刚刚收复的台湾。《明史·诸王传》中记载：“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直到1959年8月22日，驻金门部队炸山采石发现古墓一座。继于墓穴获一石碑，始知为明监国鲁王圹志。同时出土者，尚有鲁王遗骸及永历通宝钱币等。圹志中记述朱以海“字巨川，号恒山，别号常石子”“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年四十有五”（《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1968年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墓与圹志的发现纠正了正史记载的失实。

　　鲁王朱以海在舟山铸造“大明通宝”铜钱的史实，见载于清代程嗣章（1693—1771）所撰《明宫词》。书中有咏鲁王诗四首，其第一首是说鲁王在舟山基地鼓铸“大明通宝”的事。其诗为：

　　舟山鼓铸大明钱，国统唯思一线延。

　　海上臣民谁奉朔，春王犹记鲁元年。

　　诗中表述了鲁王于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接至舟山后，在舟山铸造发行“大明通宝”钱币，以宣示监国政权的正统性，意欲延续光复大明王朝，舟山群岛成为朱以海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基地。“春王”即是农历“正月”，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于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赴厦门依靠郑成功。诗人说每年正月换历书时，海上臣民依旧奉鲁王为正朔，总会记起鲁元年之后正月初一开始，家家户户启用的鲁王每年颁发的新年大统历书。

　　据南明众多史料记载，鲁王在舟山的小朝廷各部齐全，文武官员各司其职。户部在舟山征收粮税，礼部在舟山开科取仕，并有舟山举子中科而不愿为官等传说。舟山钱币收藏大家方若，曾收藏有鲁王在舟山期间所铸造一长方官印（关防），因为与家乡的掌故相关，因此留印模一纸给定海举人、曾任民国时期定海县教育科长孙厘卿（尔瓒）作留念。关防印面为九叠篆“京营总督标四营副总兵关防”12字，印背左边两行分别为“礼部监造”和“监国鲁肆年拾壹月造”，右边一行为与印面相同的12字楷书。该印铸于鲁王到舟山两个月之后的十一月份。

　　其实在鲁王铸造官印之前，占据舟山的肃虏侯肃卤候黄斌卿，就在舟山城中开炉铸造官印。据邵廷采《东南纪事》中记载：隆武朝廷覆灭之后，驻守舟山城的黄斌卿，在城中“署置官属、设印绶，生杀黜陟愈任意矣。”鲁王进舟山之后，小朝廷的各部接手黄斌卿所置官署。工部便接手了黄斌卿在舟山的铸炉工匠，以及留下来的铸炉、原料和他们的技术、铸房等条件。工部铸印之所既已开炉可铸印，亦有条件铸钱。这与舟山百姓口口相传的鲁王曾在城内铸钱等传说相印证。鲁王舟山基地铸造“大明通宝”铜钱系为一确凿的历史事实。

　　“大明通宝”铜钱并非皆属监国鲁王朱以海

　　鲁王在浙江绍兴铸造过“大明通宝”的文献史料记载非常丰富，清初仁和（杭州）陆圻所著《纤言·越中义师》、邵廷采《东南纪事》、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徐鼒《小腆纪年》、黄宗羲《行朝录》、顾炎武《明季三朝野史》、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三余氏《南明野史》、三余氏《五藩实录》等都有鲁王铸“大明通宝”的记载。所有种种文献史料表明，鲁王朱以海于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铸行过“大明通宝”，这也直接导致了清代之后史料多将“大明通宝”简单地归属于鲁王所铸的结论。

　　目前所遗存的“大明通宝”品种版式也不多，多数风格迥异。通过各地钱币收藏研究者二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和台湾地区文史、钱币收藏界对“大明通宝”钱币作了较多的专题研究，作了不少的版别整理和研究。从钱币的文字风格、大小重量、铸造工艺、出土发现地点资讯等进行分类和综合发析研究考证，基本厘清了现存各种版别“大明通宝”钱币的铸造地归属，并形成共识，使得大众对“大明通宝”版别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清晰，基本打破了“大明通宝”仅为鲁王所铸一说。

　　“大明通宝”各品种版式铸地的归属

　　以朝代为名铸钱在我国货币史上并不鲜见。铸这类钱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并不铸行于朝初，而是铸行于朝末，甚至于亡朝亡国之后。如五代十国时后蜀所铸“大蜀通宝”，南唐所铸“大唐通宝”；南宋后期理宗所铸“大宋元宝”；元朝武宗币制行将崩溃时所铸“大元通宝”；明末将亡国时所铸“大明通宝”；清代在国势日下、内外交困时所铸“大清铜币”。

　　大明通宝铜钱现存留世量不多，其材质主要有红铜、黄铜两种，铸造大多不精细，型式主要为小平钱，有光背（钱背无文字）和背文（钱背有文字）两种，皆真书顺读。背有文者分别铸“户”“工”“帅”“招”等字，背“帅”分穿上、穿右两种。台湾钱币收藏家蔡启祥在《大明通宝泉谱》中共收集整理大明通宝铜钱24式，其中小平钱有光背6式、背户6式、背工5式、背上帅3式、背右帅2式，背招1式，光背大钱1式。另见近年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折十型大钱2式，大型花钱1式。通过对某些版别的共性判断，发现了一些版别结论，通过版别的排除法，以便对鲁王在舟山所铸“大明通宝”钱的版式作出进一步的分辨和判断，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背“上帅”“右帅”5种版式为明末清初“反清复明”组织在甘肃张掖一带所铸

　　王泰初《甘肃出土罐藏大明背帅钱议》（《西安金融·钱币研究》2001年第二期）一文，对甘肃武威、张掖，以及天水、陕西等西北出土发现的背“上帅”、“右帅”、光背三种版别进行介绍。曾九龄、钱渭《大明通宝钱的存疑研究》（同刊2002年第1期）也对背帅、背户、背工完全不同风格钱币进行分辨。汤晔辉《双木一日永历钱及其它》（同刊2001年第8期）一文对背帅钱出现在甘肃情况进行介绍。文汉宇《大明通宝钱浅见》（《安徽钱币·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年）一文认为，背“上帅”“右帅”、光背三种版别钱币风格完全一致，从版式上大致进行分类，认为都以改范钱为之，背上帅来自嘉靖通宝肥字版改范；右帅来自天启的阔缘小字版改范。这类钱币近年出土数量很多，出土钱币多剉痕明显，文字拙劣。1999年甘肃张掖地区一次出土近千枚大明通宝，又有文章介绍武威也有出土，其中张掖大佛寺出土较多，根据现有所见的实物与资料，其特点是：铸造不工整、大小、重量不标准，其直径在25毫米左右，重量差别较大小者仅3.4克，重者达6.3克；“大明”上下两字文字书法拙劣，与左右的“通宝”两字风格完全不一致，整枚钱币面文突兀而不协调。此类钱币可以断定非官铸版，以反清复明组织所铸的可能性较大。顾明在《浙江钱币》载文，张凝、叶琛《大明通宝钱考》等均认为藏家细分出阔字帅、小字帅、长巾帅等小版别，为甘肃张掖一带丁国栋、米喇印义军所铸。

　　2.背“招”版式与甘肃所出背“帅”钱币风格相似，也应属甘肃一带所铸

　　大明通宝背“招”是枚珍稀钱，背“招”版式真币流传可靠的数量极少，“招”有招集、招贤的意思，背铸该字所代表的意义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指“招讨大将军”郑成功，也有《古币寻珍》（国家文物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记载：“鲁王在舟山监国时铸大明通宝钱，背穿上为‘招’字的小平钱，现存世尽一枚（无价），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也有人认为大明通宝背“招”是后来某个天地会的私铸币（信物）。从国家博物馆藏所藏的钱币风格上来看，此钱不像帮会钱，应是大明通宝的改范钱，与出土的背帅“大明通宝”钱属同一风格，也应属西北张掖一带铸造。

　　3.光背“大字明”“小字明”两种版式为大同总兵姜瓖铸造

　　在光背小平钱中，有一类明显与河西走廊出土“背帅”相似的钱币。钱币经常出土发现于山西大同，俗称“大同坑”，这类钱币宽缘厚重，为天启、崇祯改范钱，该钱直径多在25毫米以上，重量4克左右，其有“大字明”“小字明”；特点是：文字拙劣，比较粗犷，大字两脚宽大，明字“月”右竖笔外拓，有“跨足大”及“并足大”，在钱法森严的明代官铸钱中不可能存在，也应非官方铸式。张彦刚《姜瓖与明末清初山西大同局制钱》及顾明、张凝、叶琛等钱币研究者的考证文章都基本一致地认定为明末大同降将姜瓖所铸。其所铸光背大明通宝背后都隐隐有“顺治通宝”背“同”的风格和影子，系大同铸造的顺治通宝背同改范而成。

　　4.“背户”6种版式风格基本统一，并有与之风格一致的光背钱2式应为鲁王在绍兴所铸

　　钱文背铸户、工等字的做法，在天启以后盛行，目前发现的大明通宝“背户”版别品种一致，重量3.0—3.5克，没有发现异品，风格与万历、天启一脉相承，应来自天启的改范，版式细分以面文“通”字最后一笔有勾上及下撇两种；背文“户”也有大小粗细之分。近年，大明通宝背户多在绍兴、宁波等浙东一带发现，近年的多个研究者经考证确认，为鲁王朱以海在绍兴所铸造，由绍兴知府于颍行巡抚事时所铸。

　　5.大钱3式应是开炉或镇库钱，花钱1式或是后铸品

　　近年有拍卖，万历、隆庆文字风格完全一致的版别（见图），旧谱摘录一品大型镇库钱，应为嘉靖、万历铸造。《皇明经济录》载：“嘉靖间（三年，1524），……收过新钱，即与销化贮库，听铸造大明通宝取用。”《魏时亮疏》“更宜申重铸钱之令，两京工部添设铸钱，……铸用‘大明通宝’四字以便通用，严行天下，每银一分亦只用六文。夫钱法通则民困可苏，民困苏则国用可裕，曰通民财用者盖如此”。图中的几式大型钱币，可分为二类，一类是花钱和光背，风格一致，另一类为光背与背“北平”文字风格一致的大钱，应是开炉或镇库钱。四凤花钱为后铸，为反清复明信物钱的可能性较大。

　　舟山铸造的大明通宝版式为背工的结论

　　通过文献发现、舟山民间传说印证，以及铸造条件分析，确证鲁王在舟山开铸过“大明通宝”铜钱，但未明为何种版式。上述各版式的铸造地归属确定后，通过排除法，就基本能确定“背工”大明通宝为鲁王在舟山所铸。

　　南明鲁王的监国朝廷多有明朝遗臣，如大学士张肯堂（松江府华亭县人）、礼部尚书吴钟峦（江苏武进人），工部尚书朱永佑（松江府上海县人），兵部尚书沈宸荃等皆为饱学大儒。从明代两浙书法艺术的影响来看，明朝受沈度（松江府华亭人）“台阁体”书法影响极大，馆阁体多到广泛推崇和书写应用。在铸造钱法森严的明代，鲁王朝廷虽在混乱的南明之中，皇家的体面还是要的。如果鲁王在舟山的户部铸过钱，那么其中背户异版、与背户异版风格一致的光背钱有可能在舟山铸造。如果户部未铸过钱，由当时鲁王监国朝廷工部尚书朱永佑具体负责铸造钱币的话，应不会铸造背户的铜钱，币面文字应该规则工整，不可能出现拙劣的改范文字。

　　蔡启祥在研究小平背工钱时，共整理出5式。除去摇头的厚重型外，剩下4式中多以天启工部所铸的小平钱为范本，改范而成；也有不用改范方式铸造，而是重新书写钱文铸造。总体上，大明通宝背“工”钱币文字优美工整，具官方铸造的特征。4式背工铜钱在形制上普遍比其它各品种版式小一圈，重量偏轻多在4克以下，3克上下，完全符合战时货币特征。可以确定鲁王舟山所铸大明通宝小平钱，为背工改范及文字完全重写的版式。

　　在本地和上海等地的泉友中，都有说起近年舟山大明通宝背工铜钱发现，和被外地收藏者收藏的故事，背“工”大明通宝出土和发现也多在浙东一带，这与鲁王政权联系浙东一带义军活动有关，也与就近在浙东采购物资支付钱币有关。在台湾发现大明通宝最有可能是郑成功在鲁王之后，较长时期占据舟山群岛并退守台湾所流入。

　　第八代和第十三代鲁王与舟山群岛有着前后渊源。民国《普陀洛迦新志》记载：第八代鲁王朱颐坦与普陀山中兴僧人一乘真表禅师关系非同一般。“鲁王于嘉靖间，建琉璃殿、梵王宫”“俱在潮音洞上。”《鲁王普陀山碑记》有“鲁王于万历间，岁致米饭大众。赐赤金像一座，重三十石（石疑是斤之误），并造新殿。”记载的时间为第八代鲁王朱颐坦期间。《明史》载：“恭王颐坦有孝行，捐邸中田湖，赡贫民，辞常禄，给贫宗。前后七赐玺书嘉劳。”是一位为朝为民的著名贤藩王。

　　第十三代监国鲁王朱以海在舟山两年多，民国《普陀洛迦新志》记载：“监国元年丙戌（即清顺治三年），王至舟山，威虏侯黄斌卿拒不纳，次补陀。（海上纪）”清代舟山地方志又有记载：鲁王朝礼普陀山途中，传曾驻跸沈家门接待寺。鲁王有不少臣下在普陀山隐逸，鲁王监国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沈宸荃于鲁王驻舟山时，以疾请休，尝至普陀，与在普陀山的礼部尚书吴钟峦相盘桓。《鲒埼亭集》载：鲁王总兵官汝应元，华亭人，事同里大学士张肯堂，时南明小朝廷形势艰难，内心复国无望，于是于普陀山出家为僧，法名无凡。顺治八年，舟山为清军所破后，无凡舍命营救张肯堂独命之孙张茂滋，得归华亭老家，并葬张肯堂于普陀山茶山，于其墓旁筑宝称庵，终身守墓，老死于普陀山。

　　通过对鲁王在舟山铸行 “大明通宝”铜钱这一史实的研究，以及钱币不同版式风格的铸地归属梳理考证，基本厘清了在舟山铸造的“大明通宝”钱币版式。这小小一枚钱币，是鲁王在舟山南明监国政权存续时期的历史见证，为这段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件珍贵实物资料。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