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文 姜晴茹

　　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儒学大师，与虞集、柳贯、揭傒斯并称为“儒林四杰”。黄溍家学渊源深厚，其九世祖黄昉，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族叔。作为元代中后期颇有影响力的士人，黄溍门下弟子众多，其中不乏名流，如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相比黄庭坚与宋濂，黄溍的仕宦之路要曲折、坎坷许多，其做官意愿也不断发生变化。黄溍出身儒学世家，但他对“出处”（出仕与退隐）的思考并未局限在“学而优则仕”。在元代特殊政治环境下，他对“出处”的思考随“时”而变，而且多借诗文而发。《洋山夜发》云：

　　肃肃洋山暮，仓忙拜水神。吹嘘端有力，漂泊竟无津。黑夜鱼龙界，皇天蚁虱臣。生还如偶遂，敢惮历微辛？

　　其“发”字，既是“出发”之意，又是辞之“抒发”。

　　一 海上乘风，今夕是何夕

　　《洋山夜发》写的是诗人夜间从洋山出发的一次海上航行经历。从地理位置上看，洋山应指今小洋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是嵊泗列岛西部崎岖列岛的主岛之一。从时间上看，由于当下未有对黄溍作品进行逐年编排的佐证材料，黄溍于嵊泗洋山夜发的具体时间及其创作《洋山夜发》的具体时间尚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洋山夜发》这首诗应创作于诗人进士及第之后。这是因为，第一，黄溍诗文作品后来被元末明初的危素编成《金华黄先生文集》。《金华黄先生文集》的编排规律是：前三卷为黄溍进士及第之前所作，后四十卷作品为黄溍仕宦后所作。《洋山夜发》被编入后四十卷，故应为黄溍进士及第之后的诗作。第二，文集中《初至宁海二首》之后便是《洋山夜发》，《初至宁海二首》的创作时间是确定的，即作于延祐二年（1315）秋，此亦其证。可见该诗应当创作于1315年诗人进士及第之后。

　　黄溍论诗主张缘情而发，强调真情实感，《洋山夜发》也是如此。诗人从洋山夜发，航行间，黑夜的幽深、大海的广阔，都使他倍感迷茫。这一“迷茫”之感自然与黄溍的做官经历密不可分。元朝是异族政权，很多汉人深受忠孝节义、精忠报国思想的影响，坚守“遗民气节”，不愿出仕。但黄溍在异族王朝为官，仿佛没有因为“遗民气节”而背负过多的心理谴责，原因有二。第一，在黄溍出生的时候，江南就已纳入蒙元版图，黄溍算不上是真正的前朝遗民。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元代政治局面趋于平稳，黄溍交游的前朝士人群体中，一部分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遗民气节”稍有淡化，“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在不断滋长。可见，黄溍入仕的社会大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这为他的积极入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黄溍入仕异族王朝并不容易，虽然到忽必烈时期，汉族儒士已能得到较多任用，到仁宗时期，朝廷恢复科举考试，也给了汉人状元及第的机会，但总体来说，元代统治者对儒士的重视程度大不如宋朝，儒士能够进入政治中心的机会非常少。再加上元代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儒士虽然有官可做，但社会地位低，经济待遇差，这样看来，“不仕”而隐居乡间亦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与此同时，黄溍交游的耆旧中还有一部分宋代士人（如孙潼发、吴思齐等人）因坚守“遗民气节”而有意远离元代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黄溍的政治选择。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是南宋名儒的叶审言。他也是黄溍的好友，多次力荐黄溍入仕。大德五年（1301），在叶审言举荐下，黄溍出任教官，开启了他作为儒者的登仕之途。然而，黄溍的这条“登仕之途”却颇为暗淡曲折。在元代，教官的升迁非常困难。《元典章》（卷九）记载：“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余年。”教官升迁历时长，升迁名额少，许多人要在教官这一职务上停滞几十年才能遇到升迁的机会。黄溍虽然凭借着极高的学术修养和声望担任了教官，但要快速升迁，亦无可能。

　　元代儒人入仕还有一途径，即出任吏职。元代统治者重视吏治而非文治，吏职的升迁机会比“教官”多。因此，许多儒士为了获得更多升迁机会，通常会选择去谋取吏职。黄溍亦是如此。大德七年（1303），黄溍任肃政廉访司书吏。廉访司又称宪司，两台监察院书吏由各道宪司书吏选补。相比“教官”，黄溍担任宪吏，多了一份升迁的机会。可这机会并不能让黄溍扶摇直上、步步登高，他依旧徘徊在下僚之位。黄溍担任宪吏没多久，就弃职归家了，这固然有宪吏工作繁琐沉重的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要归根于政治仕途上的不得志。

　　蹉跎几十年，黄溍依旧无法得志行道。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他虽逐波踏浪，但却又是那样的渺小而漂泊无依。“吹嘘端有力，漂泊竟无津”，“吹嘘”指代海上呼啸的风，“吹嘘端有力”则指海风强劲。即使有海风助力，由于船只寻找不到可以停靠的渡口，船只只能在海上漂泊。“漂泊竟无津”中“竟”一字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体现出诗人对这一境况的错愕与无奈。然而，漂泊找不到渡口的何止是这艘船，还有困于州县的诗人自己。“吹嘘”又指代诗人的才情与能力，“端”有“开头”义，“吹嘘端有力”，则指诗人一开始认为，凭借自己的才情与能力能够在官场上有所成就。但事与愿违，亲历官场这些年，诗人被困在“漂泊”“无津”的现实困境中，找不到契合心意的进身之路。诗人航行间的所见所感，一如他游宦时期的茫然失措，又如他在州县任职时的壮志难酬。三种境况纵横交错，诗人深陷迷茫，怎知今夕是何夕？

　　二 前路漫漫，何处是归处

　　对于早年居于婺州的黄溍来说，他对前路的彷徨在于是“入仕”还是“不仕”。但年近不惑之年的黄溍却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表现出积极入世的姿态。在进士及第之后，黄溍对前途的思考聚焦在如何在“得志行道”和“现实束缚”中自处，即如何纾解“推行儒家治国之道”与“政治限制”之间的困境。

　　儒家强调“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而“道”需要依靠“势”来弘扬。士能否行其“道”，决定权在君主手中。如果君主没有行道的打算，人臣便只能守道退隐，即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由于元代是异族统治，元代统治者虽然接受了一些中原传统政策，但仍以蒙古民族的独特习性为统治根基。蒙古民族重视武功而忽视文治，因此，虽然随着元代政治的稳定，元代儒士的生存处境有所改善，但是他们的地位还是比不上宋代儒士的地位。同时，元代“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治观念，使得“南人”即使入仕，也始终难以进入政坛主流。诗中所说的“黑夜鱼龙界，皇天蚁虱（一作“虮虱”）臣”，其实就是“南人”处境的写照：为人如蚁虱，地位尤低下；为臣言亦轻，缺少话语权。他们所言之“道”不为统治者接受，甚至他们的“道”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诉说。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黄溍大可以隐居不仕。

　　可黄溍没有因元代“道”不行而退隐乡里。在诗中，诗人以一句“敢惮历微辛”，在低吟中表明自己愿为国事献微躯的志向。黄溍的这份志向，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超越，也是对现实困境的克服。不过，黄溍虽然满怀报国之志，但进士及第前失败的游宦经历也让他看清了当时的官场现实：纵使“南人”儒士满腹经纶、政绩显赫，他们的仕宦之路依旧坎坷非常。漫漫仕途路，少的是骤登荣宠，多的是沉郁蹇滞。黄溍虽不因元代“道”不行而退隐山林，但他深知他所想要弘扬的“治国之道”难以被统治者接受，也深知在元代政治环境下只有“生还”方能“历微辛”。因此，黄溍并不偏执地想要进入政坛主流，重振儒家治国之道。

　　“黑夜鱼龙界，皇天蚁虱臣”，这是黄溍对政治处境的清醒审度。“生还如偶遂，敢惮历微辛”二句，则是黄溍对为官期间如何在“得志行道”与“现实束缚”中自处的回答。无论社会有道无道，既已入仕，都应尽力而为，而不是一味寻求隐退。同时，也应有一份清醒，审时度势，不强求声名显赫。打破“是入仕还是退隐”二择一的难题，抱负与清醒共存，黄溍藏于诗中的回答，表现出他对“出处”选择的淡然，即：不为“出处”所累，能仕则仕，当隐则隐。而黄溍面对“出处”选择的淡然，也使得《洋山夜发》，“发”出的既是入仕之声，也是择机退隐的一叹。

　　三 浮舟沧海，此心是苦心

　　诗人在《洋山夜发》中表露出的能仕则仕、当隐则隐的“出处”观，对他日后的仕宦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黄溍进士及第后的十六余年里，一直在州县做官。直到至顺二年（1331），黄溍才凭借马祖常的举荐北上京畿，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任职期间，由于黄溍父亲黄铸去世，黄溍需归家奔丧，他在京城的任职不得已中辍。守丧期满后，黄溍于元统三年（1335）再次出任官职，担任国子博士。无论是翰林应奉，还是国子博士，都不是显要职位，所以黄溍还是鲜有机会劝说统治者实行儒家的为政之道。

　　年岁增长而壮志难酬，黄溍辞官之意渐强，其致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黄溍依旧选择出任官职，只是自请补外，不再远宦。至元六年（1340），黄溍受命迁充奉政大夫、江浙等儒学提举。元代地方儒学提举主要职务多在培养人才方面。至正元年（1341），黄溍作为儒学官员，担任江浙地区乡试的考官，并拟定策题。黄溍难以进入政坛主流，便巧借策问间接表达自己的政治关怀。黄溍的策问方式并非直接将问题告知考生，而是自己先对某个问题进行论述，再在论述中就精妙幽微处提出疑问。黄溍拟定的策题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虽然没有机会弘扬儒家为政之道，但黄溍通过拟定策题的方式，迂回地表露出自己的政治关怀，这体现了黄溍“能仕则仕”的入仕观念。然而，提学文事沓杂，离弘扬治国之道相去甚远，亦与民生治理没有直接关联，此时黄溍已是花甲之年，也再无心力如早年一般任吏事、治民生。如此，黄溍致仕进入第二个阶段。至正三年（1343），黄溍上请致仕，上书请求归乡侍奉母亲。这一举动体现了黄溍“当隐则隐”的出仕观念。为官期间多有愁苦，黄溍能够坚守职务；晚年官位渐显，然而黄溍自觉难有作为，故毅然退隐。能仕则仕、当隐则隐的“出处”观，贯穿在黄溍的仕宦选择中，使得黄溍能据“时”而变，保持清醒。

　　黄溍能仕则仕、当隐则隐的“出处”观，是相时而动，而非偏执地在“入仕”和“退隐”中择其一。君主无道、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即使官卑职小，也应当尽所学而弘正道、匡正义，这是黄溍对“学而优则仕”的实践，亦是对“不仕无义”的正解。然政治困境下个人选择终归有限，若职位清闲而对民生无益、对弘道济世无益，那就应当不为官名、仕进所系累，守道退隐。

　　可见，黄溍在洋山夜航中发出的这份坚守与淡然，饱含着社稷之臣的拳拳苦心。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