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燕玲

　　“当一片树叶落入水中，改变了水的味道，从此有了茶。”

　　舟山采制茶叶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南宋宝庆《四明志》中，已经出现了舟山茶叶贸易和管理方面的记载，如今已形成普陀佛茶、蓬莱仙芝、黄杨尖芽茶等优质品牌。

　　为进一步研究舟山茶文化历史、现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挖掘舟山茶文化内涵，近日，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主办了“海上茶路”理论研讨会，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围绕海上茶路、东茶西传等主题，研究讨论舟山在“海上茶路”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成就。

　　以史鉴今，对舟山茶文化的寻踪不仅可以对未来茶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还可以更好地引领和促进舟山茶产业和茶科技的快速发展。

　　在研讨会现场，专家学者们挖掘出了怎么样的舟山茶文化历史？对于舟山打造海上茶路起航岛，又提出哪些建议？

　　伦敦博物馆的“857”号舟山茶叶标本

　　“英国最早的茶叶标本是1700年10月11日从舟山盘峙岛采集并传入，一同传往英国的，还有舟山茶叶的种植技术、加工工艺等，这些一起构成了英国相对完整的早期的茶文化。”研讨会上，夏重的一席话，让大家瞬间对舟山在茶叶西传中的重要地位起了兴趣。

　　夏重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发现，目前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有一份编号为“857”的茶叶标本，标签写着“来自中国的一种茶”。这份标本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博物馆内？对英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夏重对标本的追寻，为我们揭开了舟山茶叶西传的历程。

　　舟山茶叶的西传，还得从17世纪，茶叶传入欧洲开始说起。

　　17世纪初，茶由荷兰传入欧洲，欧亚“茶叶世纪”的序幕由此拉开。当时欧洲的茶叶售价极为昂贵，售价是最好咖啡的十倍。昂贵的价格注定茶叶只在精英阶层消费。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王妃是位狂热的茶爱好者，她推动了宫廷茶文化的兴起，并向贵族阶层传导。由此，饮茶被视作身份的象征。

　　18世纪“茶叶世纪”的大门刚刚打开，但此时的英国社会上下，开始对茶有了争议。

　　究其原因，是对茶文化、茶植物学原理的不理解。没见过茶叶原生植物的他们，无法解释茶到底是什么、它怎样种植、怎样加工、怎样区别绿茶和红茶等等问题。在历史长河中，这些问题也成为欧洲人广泛争论的“东方之谜”。尤其是红茶、绿茶之分，是当时广泛争议的焦点。

　　逐渐，欧洲对茶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两派。挺茶派将茶视为文明的预兆，认为茶是一种文明的果汁，是天上的甘露。反对派则将之视为腐败和价值衰退的标志，甚至是一种致命的毒药。

　　这些争议，成了茶文化在欧洲推广的阻碍。

　　舟山茶叶标本开启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

　　转机的出现在于一个叫詹姆斯·坎宁安的苏格兰人。

　　坎宁安对于东方有着巨大的兴趣，曾于1696年开启了他的第一次东印度群岛之旅，并于1699年到达过中国厦门。这两趟旅行也为他敲开了进入伦敦皇家学会的大门。伦敦皇家学会的成立是现代科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牛顿就曾是该学会的会长。成为伦敦皇家学会一员的坎宁安，也有了再访中国的机会。

　　1700年，坎宁安第二次来中国，这次他到了舟山。他在舟山对于茶叶的发现及全面记载，使西方对茶文化有了更系统了解的可能，也推动了一个以“茶”为“源”的时代来临。

　　那年10月11日，坎宁安以植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新成立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三重身份，乘坐“伊顿”号商船抵达舟山。抵达舟山后，他立即开展了全方面的科考工作，在舟山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考察了舟山的海道，详细观察了茶叶的种植、加工等情况，并将自己采集标本、观察茶叶种植技术、加工工艺的盘峙岛，命名为“茶岛”，最后还向伦敦寄去了一组包含茶叶标本在内的大概150种不同植物标本。

　　坎宁安收集到的资料和寄往英国的茶叶标本，完美解答了欧洲争执已久的问题，即红茶和普通绿茶的区别、茶叶加工和种植等。在信件中，他还详细介绍了舟山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农渔盐业、经济结构等情况。

　　舟山并不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坎宁安为什么要在舟山采集茶叶标本？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不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前往其他地区，坎宁安等一行人被局限在舟山活动，因而坎宁安只能在舟山进行考察、采集植物标本。

　　后来，坎宁安在舟山的考察成果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寄去的包括茶叶在内的植物标本，几乎全部进入皇家学会目录，成为目前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依托来自舟山的茶叶标本，茶叶在英国很快有了研究、分类，他们了解了茶文化和茶叶的植物学原理，茶叶销量开始呈井喷式增长。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在1700~1704年的5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超过20万磅，到1785年，该数量更是增加到了1500多万磅，同1664年进口的2磅2盎司或者1678年进口的4713磅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的增长。

　　据统计资料，1700年，伦敦卖茶的咖啡店超过500家；至18世纪上半叶，增加到2500家；到1783年，英国有33778个持有许可的茶叶经销商，至180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62055个。

　　在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最后几年，从中国来的茶叶不仅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而且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为每年330万英镑，是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至那时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唯一东西就是茶叶”。

　　因此，18世纪被人们称为欧亚贸易的“茶叶世纪”。

　　然而，由于英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购买茶叶，为了寻求贸易平衡，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一商品以换回中国的白银，为此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舟山茶叶标本和同时寄达的一系列与茶文化相关的资料，在18世纪伊始的欧亚‘茶叶世纪’开启之际，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它至少解开了英国人关于茶的三大核心谜团：茶的种植、加工工艺、绿茶和红茶的区别。从此之后，在英国茶文化发展进程中，植物学特征不再成为其重大阻碍。而更为重要的是，贸易交流从来并非只限于商品交流，同样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坎宁安和其他植物学家对茶文化的探索，实际上就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渠道。”专家们梳理完舟山东茶西传的全过程后一致表示。

　　打造“海上茶路”绿色名片

　　舟山因为陆地面积等原因，茶叶种植范围并没有内陆部分城市来得广泛，但数量上的稀少并不影响舟山在茶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唐宋时期，舟山就开辟了一条前往日本、古朝鲜等国家的独特的“海上茶路”。

　　专家盛观熙表示，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在古代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下，大多依托四种方式：通过来华的佛教僧侣和遣唐使，将茶带往国外；通过古代商路，以经济贸易的方式传到国外；朝廷将茶作为贵重礼品，通过向各个国家的使节馈赠给出使国之国；应邀直接以专家的身份去国外发展茶叶生产。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依托丝绸之路陆路传播或者海上传播。而舟山的作用，主要集中在“海上茶叶之路”上。

　　舟山作为候潮候风的锚泊地，往来船只众多，海上贸易繁荣。刘胜勇表示，唐宋时期，就有诸多求法僧侣通过舟山，将中国的茶叶、茶籽、茶文化带回日本，进行传播。特别是宋代茶文化兴盛，高丽同样流行喝茶，但是土产茶味苦，中国茶因为口感好，在当地售价尤为贵，因为贸易兴盛，当时不少中国的茶叶运往高丽。到了明朝，舟山海上对外交往进入鼎盛时期，茶叶的贸易也异常繁荣。明天启《舟山志》记载：“货属，茶。”浙江成茶和舟山茶有一部分通过放洋舟山输出国外。清代舟山重新开放海上茶路，舟山位于茶的产地且近丝绸产地，并且比较接近消费瓷器较多的地区，这三者正是西方人热衷的中国商品。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人经清廷特需，在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主要采购浙江园茶。

　　以时间脉络分析，舟山“海上茶路”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舟山不少地方也留下了“海上茶路”的印记。在研讨会上，有学者对岱山、沈家门的古接待寺等在海上茶路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考究，也有学者对舟山关于茶的地名、定海《茶亭碑记》等进行了专项研究。王智良则在考究中发现，中日禅茶之路交流中有许多舟山的影子，日本茶道史中，许多名僧都曾和舟山建立过联系，例如密庵咸杰禅师、虚堂智愚禅师、一山一宁禅师、隐元大师等。

　　这些研究也为舟山“海上茶路”的打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结合东茶西传的发现，有学者也表示，舟山在日后能否打造成为“海上茶路”的起航岛？进一步明确舟山在“海上茶路”中的定位。

　　相关专家表示，海上茶路起航岛也应是舟山海上丝路浓缩景观的集中展示，在如今的条件下，可以进一步加强研究考证，对当时的生活场景、贸易场景、植物景观等进行重塑、还原、展现，大力进行双屿港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接下来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将进一步做好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海上茶路”为主题，进一步挖掘舟山“海上茶路”有过的辉煌，让茶文化作为舟山海洋文化中一张绿色清幽的名片，对未来茶文化的发展提出更好的方向。

　　茶和中国人的生活水乳交融，在舟山也是一样。孙峰、陈桂珍等专家表示，舟山茶对于舟山人的品行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舟山孤悬海外、岛屿分散、山路崎岖，所以舟山人有渡海接待、广建茶亭等习惯，便于行人避灾、休憩，同时在人们暑热难消、疲惫不堪时送上茶饮以示慰藉，有些还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客来先敬茶，一是洗尘、二是致敬、三是叙旧、四是同乐、五是互爱、六是祝愿……这不仅是传统公益的旗帜，更是舟山人乐于助人、慈悲敦厚、胸襟宽广等精神基因的源头。以此可以推动茶文化产业的研究以及和其他产业的融合。

　　更多专家表示，还要通过对茶文化的挖掘，引领茶产业健康发展，推动茶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