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斯、缪凯运、法伦斯与营救者合影。（前排合影人员确定无疑，自左至右依次为伊文斯、缪凯运、法伦斯、王继能、詹姆斯顿，后排的人员则一直众说纷纭）

　　□夏志刚

　　因时隔久远，且当时环境复杂，关于法伦斯、伊文斯、詹姆斯顿三位脱逃的英军战俘如何被护送出岛并转运至象山苏本善处，其中的护送人员、转移路线与具体时间均互相矛盾或不一，有必要加以分析厘清。

　　一 东极渔民参与护送人员

　　在1948年的《呈报》中，沈品生称：“由唐品根、许阿台、李朝洪、郭阿得、任信仓（已故）、船伴王祥水等六人，抱大无畏精神，于十月九日乘小帆船，护送被难三英人至葫芦岛，交由驻军游击第四大队长王继能，转送象山我县政府苏县长处。而唐品根等亦即回乡。”而忻元寅1998年自撰文章中称：“1942年10月的一天凌晨，几个青浜岛的渔民用‘带角船’（一种小船，有二橹二桨）载着三个外国人在六横东浪咀附近登岸，由岛人领至双塘青山大庙。陪同外国人的沈品生与王继能熟稔。他和唐如良等青浜渔民向王、缪等介绍了有关情况。”另2005年忻元寅口述整理文章中称：“10月6日天刚亮，东极渔民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李朝洪带着三名英俘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到六横来了。”参与护送的郭阿德2003年8月口述：“把伊文斯等三人从青浜送到葫芦岛，是我和郭大康、虞如康三人用船吊去的，没有其他人。”虞如康孙女阮尧波于2023年接受采访时，转述其奶奶口述称：“虞如康与郭阿德、郭大康曾送三个英国人到葫芦岛。”原青浜村党支部书记徐国权2023年口述称：“20多年前李朝洪曾对我说起过，他和郭阿德等人把英俘送到葫芦岛。后来因事关重大，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么秘密的事，所以葫芦岛人又传话来，仍然让叫东极渔民送出去，故此过了几天，第二次由李朝洪等人又出船到葫芦把英俘送到六横岛。当时李朝洪如讲书一样，很详细地讲给我们听，否则我不会记得这样深刻。”缪凯运之女缪芝芬2003年演讲称：“东极乡青浜岛渔民阮如康（绰号：小句鱼和河豚鱼，即虞如康）、郭阿德（当年18岁）、郭大康三连襟在他们妻伯唐品根和五叔唐如良等亲友的周密安排下，按照父亲的行动线路，用一条小舢板，把三位英军盟友化装好，穿上渔民的破衣襟衫和肥大的龙裤，并隐藏在舢板船篷下，经过仔细伪装，再装上鱼筐后，三连襟就摇撸直航葫芦岛。”“当晚（与前述隔天），我父亲在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等人的专船护送下，将三位英国盟友直送定（海）象（山）抗日自卫第四大队驻地郭巨甘露庵。”葫芦岛杨家的代表、与缪芝芬同为葫芦杨家外孙辈的王绍裕2023年提供口述称：“后来，缪凯运带警卫和东极人就马上出去了，出去前跟岳母去说了一下。第二天傍晚，缪凯运考虑到风险，打算离开。那时正好东极人又来了，两天过去了，他们也放心不下，来探探风的。之后他们商量了一下，马上带着英国兵出去了，逃离葫芦岛……”

　　采集多人的口述资料后，基本可以认定，东极渔民护送人员至葫芦岛，并延伸至六横或宁波郭巨，即东极出船应有两次。第一次由郭阿德、虞如康、郭大康三个唐家的女婿出船护送至葫芦岛，唐品根负责联系，这可能主要考虑保密性。第二次由李朝洪、许阿台、任信仓、王祥水四人出船至葫芦岛，并载运三名英俘至六横或宁波郭巨，可能充分考虑了对南部海域的熟悉程度。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应当未随船前往，否则沈品生本人在《呈报》中不可能略去不表，应属忻元寅在事过60多年后的误记。缪芝芬因为是小学教师，当时年仅10岁且未在葫芦岛上亲历，其在2003年演讲时已经了解过一些相关事迹，故此更缺乏可信性。

　　二 与三位脱逃英俘合影人员

　　2009年1月8日，旅居香港的浙江鄞县籍老人忻鼎勋通过“舟山网”陈述：“父亲忻品性曾在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任职，化名叫曹一新，曾参与‘里斯本丸’事件救助英兵。然而父亲过世时我才十几岁，他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只听母亲说，他当年在宁波、舟山一带颇有名气，解放后，曾先后在华东军政革命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任职。”忻鼎勋及其母亲指认与三位脱逃英俘合影人员中的后排左三即为曹一新，忻鼎勋还发来多张其父曹一新1944年时期的照片作比对。当时有记者采访“里斯本丸”沉船研究会的王永建，王认为，根据之前研究认定，后排右三为沈品生，后排左三为吴其生。他认为，曹一新与吴其生可能比较像，基本否定了后排左三为曹一新的可能。

　　据舟山市新四军研究会等所编的《东海风云》等我党在解放前的革命资料，曹一新（忻品性）为宁波东钱湖陶公山人，原为渔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明山浙东游击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党组织指派参与收编徐小玉部，并在该部任重要职务。

　　三位英俘曾在舟山与营救者有一张合影，关于该照片中的前排合影人员确定无疑，自左至右依次为伊文斯、缪凯运、法伦斯、王继能、詹姆斯顿，后排的人员则一直众说纷纭。

　　缪芝芬2005年称：“英国客人也急着要求与我父亲和王继能及前来送别的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吴其生五保长、警卫排窦飞云、忻元寅等合影。”忻元寅2005年称：“在英俘离开六横的当天，正好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为了表示纪念，我们和伊文斯等还拍了张照片。其中有王继能、缪凯运、段飞熊、沈品生和三名英俘，另外三人可能是东极渔民，当时我站后排左数第二个，我旁边是沈品生。”忻元寅1998年称：“拍照时三个英国军官和王继能、缪凯运坐在前面，我们几个部下站在后面。我就紧挨在伊文斯身后，当年我刚好26岁。”值得注意的是，忻元寅2005年的口述系由凌金祚多次致电后加以整理。

　　2023年4月，我们联系李朝洪女儿和外甥女看照片，李朝洪女儿在照片中没认出有他爸爸。2023年8月与李朝洪等熟识的徐国权查看照片后，也认为照片中确实没有李朝洪、许阿台、翁阿川、王祥水四人。根据前述东极渔民参与护送人员的分析，基本排除了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到六横或郭巨的可能，而且吴其生参与合影仅为缪芝芬如述，也可以排除。

　　故此，应当采信忻元寅1998年自撰文章的说法，后排人员应为王继能部人员，而无东极渔民在内。后排人员已经明确的只有左二忻元寅，忻元寅所说的“我旁边是沈品生”应指左三为“忻品性”，因为舟山话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说法。忻元寅是否认识沈品生尚未可知，但忻元寅与忻品性均为东钱湖人。

　　三 三位英俘安全护送路线

　　从各方资料看，从青浜岛出去的第一站是葫芦岛是毫无疑问的，但后续是先到六横再到郭巨，还是直接到郭巨，一直是个重要疑点。王继能在其回忆文章中称是在郭巨接待英俘，其他人均称是东极渔民送到六横而未到郭巨。

　　综合多人口述，忻元寅对当时情况描述高度明晰：“几个青浜岛的渔民用‘带角船’（一种小船，有二橹二桨）载着三个外国人在六横东浪咀附近登岸，由岛人领至双塘青山大庙。”这句话中有青山大庙和六横东浪咀的明确地名，而且后面护送三位英俘的路线是从六横涨起港出发，从郭巨方门登陆等也非常清楚。王继能女儿王南娣也说在六横为三位英俘唱过刚从上海学来的名曲《何日君再来》，忻元寅也说当时王南娣与王南妮两姐妹在场。法伦斯等曾在回忆中出现过“Liang Wang”的地名。故此，王继能的回忆仅是大概，而且他作为该部队的负责人，在郭巨和六横两地往返，其记忆出现混乱是正常的。

　　因为忻元寅参加护送，故在郭巨登陆后的行程可以他所述为准，即过六横西北梅山港后抵达方门，再行至郭巨镇甘露庵，在庵里养息一天后，给三个英国军官准备了三顶轿子，随后沿着象山半岛海边步行至象山桥头湖苏本善驻地，经郭巨的昆亭、三山，再到奉化的松岙、西岙，过海到象山桥头湖。

　　关于东极渔民从葫芦岛护送到六横的航线，忻元寅在2005年口述中已经交待非常明了：“在英俘刚到六横时，我曾问东极船老大李朝洪，海上日本人防守这么紧，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李朝洪说，为躲避日舰的搜索，他们在晚上从青浜出发，到葫芦过了半夜，随后动身沿朱家尖塌横边，经乌沙门、东闪、鸡冠礁小门头、登步、蚂蚁岛、点灯小门头、桃花、栅棚、金钵盂、癞头山，在大沙浦上岸。沿途绕过了许多无人礁，不敢在远海航行，主要是怕日军巡逻艇盘查。”李朝洪等人从东极出发时为农历八月廿九（10月8日）晚，当天16:00前潮水起涨、21:00涨平，入夜后从青浜、庙子湖出发乘涨潮之势，以每小时10节左右的速度先向梁横方向（葫芦岛西北）前行，然后再借落潮到达葫芦岛，因说此时已经“过了半夜”，因两地相距30多公里，说明从东极出发时间为21:00之后。在葫芦接上三位英俘后，已经是农历八月三十（10月9日），当天潮水3:30起涨、8:00涨平、15:00落平、21:00满潮，李朝洪等应借助落潮之势离开葫芦岛沿朱家尖与白沙港之间南行，行程也是30多公里，在涨潮前后可以到达乌沙门水道外，然后借助涨潮之势从乌沙门水道向东北经过东闪、鸡冠礁、蚂蚁岛、登步、点灯，再利用涨平前后的水势平缓条件，从蚂蚁岛向南经桃花、虾峙间岛屿间隙到达六横北部现大岙客运码头外的癞头山附近，在下午借助落潮之势向西南过东浪咀，由大沙湾方向（曾作六横与宁波车渡码头）上岸。

　　根据舟山海区规则半日潮、明显航海地标和中国古代小型帆船的风帆潮水利用规律分析，以上行程是完全可能的，也符合当时日军巡逻控制重要水道的事实。要把这一海区的潮水算得很准，而且利用得非常好，这是非一般船伙能办到的。东极当地渔民在解放前主要是在岛屿附近作业，要远赴舟山南部海域，走如此复杂航路，说明东极第二次出船护送人员应当是精心挑选过的。

　　四 护送三位英俘行动中的国共双方

　　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国民党县长苏本善逃到大榭岛后，仍然标榜“抗日”。1939年底，苏本善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又进军本岛，击败了伪“游击司令”丁淞生部，控制了本岛广大农村。根据浙江和舟山的地方党史资料，1942年活跃在东极、葫芦、六横、郭巨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只有王继能的第四大队，受苏本善的领导。地下党组织先后派遣俞泽芳、张叔馨、吴敏诚等党员打入“二大”、派遣王家恒等党员打入“三大”、派遣李伋等党员打入“四大”……

　　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相关人员口述资料中，忻元寅明确指出“四大”中的李可琴、徐木、甘其兰等都是中共党员，也在王继能部。虽然他当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但这些人在王部应是可信的。当时在庙子湖的童雄才则认为：“参与救助的人，除了乡长、保长、有名望的人，还有宁波四明山的共产党。共产党不是来庙子湖，是庙子湖派人去联系，然后偷偷送出去。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最后秘密地、安全地送到宁波，主要是四明山这派。”说明民间当时对于国共双方也是有较清醒认知的。1942年，国共关系进入较为和缓的时期，在这个大环境下，双方均以掩护盟国战友为优先，不分彼此，这应当是当时的主要政治环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当年，浙江抗日军民就有过营救美国飞行员转送至后方的经验。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轰炸机编队首次空袭东京，落地在象山、奉化、三门等地的美国飞行员得到辗转护送。其中两位盟军飞行员强行着陆在鄞县咸样镇东南方向，由奉化县营口游击队索延光部护送至宁海县龙宫大庵的俞济民游击指挥部，再由时任该部情报科长的王兴藻护送至新昌县后方办事处，然后辗转重庆、昆明，返回美国。三位获救脱逃的英俘从象山离开到达重庆的路线与此可能有较大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