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汝汝 摄

庄曙光 摄

庄曙光 摄

　　□闵泽平 林芷琪

　　普陀山能够成为观音道场，显然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共同促成的结果。首先，佛教典籍中出现了观音道场与普陀山地理状况相近的描述——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证”，亦即理论依据；其次，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观音显迹于普陀山的叙述——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证”，亦即现实基础。虽然“经证”是决定性的因素，譬如人之骨骼；但“事证”却如人之血肉，更具有感染力。正是在观音感应故事的反复叙述中，普陀山与观音的联系日益紧密乃至牢不可破。因此，一部普陀山的成长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部观音灵迹史。

　　一、黄龟年是现存舟山方志中最早的观音灵迹见证者

　　普陀山的开山之期，被许多学者向上一直推到了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这是因为元人盛熙明《普陀洛迦传》所记录的普陀山第一个观音感应故事：“唐大中有梵僧来洞前燔十指，指尽，亲见大士说法，授与七宝石，灵感遂启。”不过关于这位梵僧的具体信息我们却无从获知，因为即便他只是一位僧人，看故事的人也希望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位僧人，这样才是鲜活的人物，故事因此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何况以僧人作为观音显迹的见证者就如同自证，终究缺少了一些说服力，也缺乏一些生活气息。

　　现存第一部较为详细载录舟山的方志——《四明图经》中的叙述，看起来就更为严谨可靠。《四明图经》纂修于乾道三年（1167），共有十二卷，其中第七卷《昌国》叙述舟山之事，计有两千余字。它对普陀山的描述是：“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为之放洋。后有一小寺，曰观音。按释典所载，观音住宝陀山，在海洋孤绝处，即其所也。皇朝元丰三年（1080）改赐宝陀观音寺。山下有善才岩、狮子岩、潮音洞，皆观音化现之所。绍兴初，给事中黄龟年尝诣瞻礼，俄睹观音全身出现，有赞具述其异。”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首先，普陀山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当时前往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必经领地；其次，按照佛教典籍的记载，普陀山就是观音所住的海岸孤绝处；最后，普陀山的著名景点潮音洞等，是观音菩萨的显灵之处，绍兴初年的官员黄龟年就是灵迹的见证者。显然，这三方面的信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用以解释梅岑山为何会被改名为普陀山。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南宋这部地方志为什么要选择黄龟年作为唯一的见证者呢？它为何会认定黄龟年的说法就具有公信力呢？

　　二、黄龟年曾隐居于舟山马秦山

　　事实上，黄龟年确实算得上南宋早期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崇宁五年（1106）进士及第，后任殿中侍御史。当时秦桧气焰嚣张，权倾天下，黄龟年却无所畏惧，多次弹劾秦桧并迫使对方一度离开朝堂。后来秦桧东山再起，黄龟年遭受迫害，黯然离职而去。因此在时人的心目中，黄龟年就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斗士。这样的士大夫，显然是最值得信任的。不过，按照《宋史》本传的记述，黄龟年落职后就回到了故乡福建，他又是如何与普陀山产生因缘的呢？

　　在元代的史志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黄龟年去职后曾隐居在舟山的马秦山。元朝大德二年（1298）冯福京所撰《昌国州图志》卷四，载录黄龟年曾与人在马秦山唱和：“马秦山在海之东南，昔有碧师修道于此，与黄龟年等联句刻诸石，有曰：团团深锁碧烟笼(马)，安稳禅居瑞气中(黄)。万里沧浪终夜月(张居士光)，更于何处觅天宫(黄承事岳年)。”又元祐七年（1320）所修《四明志》，就干脆认为黄龟年最终选择在马秦山隐居：“（秦）桧复相，（黄）龟年落职，寓居湖州，后与兄岳年隐居昌国之马秦山。”

　　黄龟年隐居马秦山之事，一度被视为正义之士遭受摧折的象征，曾引起广泛关注。宋末元初著名文人胡长孺（1249～1323），写有诗《题马秦山图》，对黄龟年因弹劾秦桧而隐居马秦山之事进行了讴歌：“马秦山在昌国东，气候调淑清温融。大海四绝路不到，紫峦两嶂盘元空。天球铿锵泉堕谷，辟邪偃蹇厓依丛。……昔人正色台端立，抗疏秦桧非诚忠。外主雠敌事叵测，植根坚固应难攻。上心感悟遽斥逐，隐慝了未闻国中。……自来举职尽言责，余年谁计身穷通。代谋立见内难息，深愁尚服昌言公。天怜孤立不偏倚，用绝胜地扶衰翁。”

　　著有《日损斋续稿》的黄溍（1277～1357），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在《题黄给事山居图》中也曾对黄龟年屏居马秦山之举大加颂扬，以为其忠贞之气概当与天地并存：“予读《绍兴正论小传》，未尝不三复而悲之。方秦桧起势立威，小不附者辄欲置之死地，而忠鲠之风不为少衰。呜呼！何其盛也！然皆仅足以掇祸，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呜呼！又何不幸耶！……他日桧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呜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上马秦岛上，长风怒涛，中览是图，犹想见其孤标峻节，当与之并存天壤也。”

　　三、黄龟年为何淡出人们的视野

　　总之，在元代士大夫心目中，黄龟年栖息马秦山之举，不仅是一件流传甚广的轶事，更是一种士大夫坚守原则的象征。到了明朝天启年间修撰《舟山志》时，人们采取了折衷的方式，对黄龟年晚年的行踪进行了修正，认为他晚年被押解回福建后，又来到了浙江：“（黄）龟年寓湖州，（秦）桧摭其过，押回福州。后居昌国之马秦山，品题泉石，与弟（黄）鹤年同隐焉。山有石，面平五丈。桧死，复居于鄞州。”

　　饶有趣味的是，《舟山志》的描述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定海知县周圣化创稿、康熙五十四年（1715）知县缪燧重修的《定海县志》所全篇接受，但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史致远、黄以周等始修《定海厅志》时，却全然不提黄龟年被押解回福州之事，似乎他一直就生活在浙东一带：“（秦）桧复相，龟年落职，寓居湖州。后与兄弟鹤年隐居昌国之马秦山辟祸。绝人事，独与方外交。”

　　宋末元初的文人大力颂扬黄龟年的孤标峻节，因此将其描绘为屏居海岛的隐士。《定海厅志》以为黄氏是因避祸而躲在马秦山，所以“绝人事，独与方外交”。这种形象的转换，或许是黄龟年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元人盛熙明《普陀洛迦山传·应感祥瑞品第三》载有十四则观音感应故事，黄龟年目睹观音显相位列第五；明朝万历三十五年（1607）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卷三载有十八则感应故事，黄龟年之例证降至第八；康熙三十七年裘琏《南海普陀山志》卷五载有二十八则灵异事件，黄龟年之事已不在其列。

　　四、黄龟年被志书选中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

　　《四明图经》选用黄龟年作为观音灵迹的见证者，除了黄龟年在当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之外，应该还与黄龟年之崇佛有关。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记载，当时舟山有十座著名的禅寺，排在首位的是马岙、小沙附近的九峰山吉祥院。吉祥院在当时香火很盛，岛上的居民纷纷前往祈福。建炎年间，“给事中黄龟年施辟支佛牙长四寸，阔一寸，舍利盈缀，时见五色”。《四明图经》卷一一还载有黄龟年所作的《天童山交禅师塔铭》，从塔铭我们也可以得知，黄龟年与四明一带的僧人往来极其密切。

　　不过，《四明图经》选择黄龟年的直接原因，还是黄龟年写过一首《观音大士赞》：“稽首宝陀山，观音大菩萨。……今兹一何幸，联樯来宝所。淑景德惠风，沧海如鉴净。朝登东秦岸，须臾达莲宫。僧饭洗钵时，相与瞻远峤。石桥跨巨浪，侧足骨毛寒。自念尘坌身，得伴清净侣。同声讽密语，复念我师名。注目谒慈光，忽睹紫金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云雾不蔽亏，跪礼得良久。偕来无老稚，咸识应现尊。赞叹且忻惧，得所未曾有。我念现前众，中多大福人。日亲近我师，所祷如响应。……共发向上心，世世同佛会。”这首诗见载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舟山诸多方志及普陀山志中有关黄龟年目睹观音显迹之描述，显然是从他的这首诗中化出来的。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