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泉考古遗址现场 姚凯乐 摄

马岙博物馆 李伊娜 摄

　　□记者 李伊娜

　　距今7000多年前，在余姚依山傍水的低丘缓坡上，先民居住在木柱、横梁和地板搭建的干栏式房屋里，饭稻羹鱼，炼泥制陶……这便是河姆渡的远古故事。河姆渡同半坡一样，是中国考古历史上了不起的发现。这两个同为母系社会氏族遗存的发现，证明了逐水而居的祖先，虽然分为南北，却一起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文明。

　　同样，距今6500年前，在舟山群岛，也出现了煮海为盐的土墩、有稻谷壳痕的陶片、蚶壳堆积的遗址，可见妇女们在这里纺纱织布、和泥制陶，男人们在这里斫木盖房、磨制骨器——这便是“海上河姆渡”。他们可是与余姚的河姆渡一脉相承？远古的先民，是否已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扬帆出海寻找新的生活资源和生活乐土？

　　“海上河姆渡”的说法，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在舟山本岛及金塘、岱山、泗礁等较大岛屿上先后发现的几十处原始人类遗址。这些遗址见证了舟山群岛的原始人类在这里开荒辟野、农耕狩猎、捕鱼劳作、繁衍生息的历史。

　　除了“海上河姆渡”，还有“海上良渚人”。透过舟山发现的多处原始人类遗址，我们从中看出这片土地所拥有的辉煌史前文化，而其中，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恰是舟山群岛地区追溯历史本源的两个重要支点，也是这一带先民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证明。

　　“海上河姆渡”

　　总算有了明确出处

　　1975年的一天，在定海白泉十字路东侧的一块水稻田里，一对农民兄弟正在镐起锄落地劳作，却发现新翻的土层里多了些莫名的红烧土块、陶片及兽骨等。尘封的历史，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自然而直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后，省、地两级专家奔赴白泉，在一步步考证下，这些历史遗存被聚焦到新石器时代，那段被遗忘、被冰冻的岁月终于“醒”来：白泉十字路等处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将舟山的历史至少上溯到五六千年以前。

　　相关专家称，当时白泉十字路遗址的出土标本具有晚期河姆渡兼马家浜文化的风格，它有望成为舟山群岛年代最早的古文化遗址。

　　遗址往往不是单一出现，一旦发现一处，附近还有其他。好比泗礁黄家台与老虎头、马岙凉帽蓬墩与洋坦墩。2019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重启舟山群岛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终于有了令人欣喜的发现。

　　2021年下半年，省、市联合组建的考古调查队，在白泉距离十字路遗址石碑仅一公里外的王家园小区，发现一片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遗址。看着探铲铲下去又拔出来夹带的碎陶片，考古人员的内心都被难以言表的喜悦填满。

　　当时挖掘的解剖沟内，最显眼的古文物是几个东倒西歪的黑色陶器，仔细看，陶器表面还有隐约可见的纹饰。据考古人员介绍，这是一种夹炭陶材质的陶釜，类似于现在的瓦罐。

　　这些“瓦罐”在主持此次考古调查的联合队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朱雪菲心中分量不轻。她说在舟山发现典型的河姆渡文化夹炭黑陶釜就像开了个史前“盲盒”：“但是，心结可解了，舟山群岛的河姆渡文化因素总算有了明确的出处。”

　　据了解，这些夹炭黑陶釜就出现在解剖沟剖面宋代扰乱层下较早阶段的堆积中，而叠压其上的较晚阶段堆积中，就是一番与十字路简报中类似的、可以直接对标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文化面貌。

　　夹炭黑陶釜旁是些大小不一的黑色圆形痕迹，几乎遍布整个解剖沟底部。朱雪菲说那些黑色的圆形应该是木桩或者竹子之类长期分解后留下的痕迹，属于房屋构件的一部分。

　　原来河姆渡时期的建筑主要为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干栏式房屋，上层住人，下层饲养动物和堆放杂物，具有一定的抗震能力。“这表示可能曾有河姆渡人在此长期生活居住。”朱雪菲说。市文物考古保护所副所长任记国说，之前在白泉十字路遗址以及马岙地区采集或出土的文物标本，并非典型的河姆渡文化遗物。它们或属于河姆渡文化晚期，或属于良渚文化，抑或文化属性不详。而此次的考古勘探，可以确证舟山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出处。

　　勇敢的河姆渡人开启海上迁徙

　　在古罗马政治学家西塞罗看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地的历史毫无所知，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

　　生活在舟山，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有基本了解，不管用什么理由开脱，人生都会留下遗憾。当你看到白泉“王家园遗址”的解剖沟时，尤其是知道这里可能是截至目前发现的舟山最早人类活动遗址时，就特别想去追根溯源“我从哪里来” 。

　　早在白泉十字路遗址被发现时，抑或是通过马岙古文化遗址群，我们就知道了先民们为了生存，一般居住在靠水近海的土墩上，以渔猎、农耕、家养畜牧、采集为生，依靠本地特殊的自然资源而生存。

　　可是第一批先民究竟如何来到岛上的呢？杭州、余姚曾出土距今7000年以上的木桨，说明远古人类已懂得使用舟楫。这是不是表明，人类的跨海远航在那时就已开始？

　　当初参与过白泉十字路遗址考古调查的王和平曾在《文明曙光：白泉十字路史前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一文中描述：当河姆渡人发现独木舟和木桨以后，原始居民渡海来到舟山群岛定居。从年代上看，最早进行海上传播的时间为距今6000年左右。

　　通过对“王家园遗址”土层、器物的材质和造型纹饰的分析比对，考古人员推测这里的最下层，属于距今6000年到6500年的河姆渡早期偏晚阶段。我们不禁推测，6000多年前，第一批登上舟山群岛的先民，到底遭遇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的的艰苦卓绝，才能漂洋过海开拓家园？他们遭遇过的一切过往，最终筑造成怎样的精神家园，至今仍滋养着我们的灵魂血脉？

　　或许是受生存压力和自然环境所迫，或许是完全主观想要找寻新的生活家园。但无论何种原因，勇敢的先民做到了。他们的跨海远航甚至有了相对稳定的航线，先是到达金塘或者册子岛上的某个地点，又慢慢地摸索着到达比如白泉十字路附近这样的目的地。

　　朱雪菲在考古调查时就表示，她相信那是一批河姆渡时期最优秀的人，聪明绝顶且勇猛精进，他们掌握着当时诸如天文、水文、航行、造船等最前沿的科技，又具备着开疆拓土、上下求索的决心。

　　“古者观落叶以为舟”“见窾木浮而为舟”的记载，都能反映远古人类对某些物体有浮性的认识，但他们敢于实践的信心、决心更值得钦佩。马岙博物馆馆长周妤芳也有所设想：6000年前，当先民们站在宁波北仑的海边眺望，看到舟山的岛屿时该是怎样的一种欣喜。

　　曾经有人这样猜测：舟山在形成群岛之前是不是已有原始人类在此活动，海岛形成后，分隔两地？王和平认为，这可能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早些年在册子、东极及嵊泗等地的洋面上打捞出不少的古脊椎动物化石，证明20000年前有水牛、四不像等动物在此活动。二是舟山发现了40000年前即旧石器时代的木棒化石，据说棒上有打击痕迹，以此来推测那时舟山已有原始人类在此活动。但它毕竟是孤证，又无其他共存物作佐证，故此说难以成立。

　　朱雪菲说，根据目前的一些考古研究来看，大概距今7000年以后海陆位置相对稳定，因此，史前先民向海岛迁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文化及社会现象。至于更早时期的人类活动，会不会在舟山群岛地区造就深埋于海相淤积以下的遗迹，那就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了。

　　从“海上河姆渡”

　　到“海上良渚人”

　　从“王家园遗址”考古勘探中发现的20余件河姆渡时期的文物，可以确证舟山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出处。因此，这也就基本证明了河姆渡文化早期人类已经具备了远距离跨海航行的能力。

　　几千年前，先人们利用类似于独木舟这样简陋的海上交通工具，却有勇气历经千难万险跨海迁徙，这是怎样的一种壮举？你可能真的会感叹，那些有决心挑战大海、搏击风浪并最终完成迁徙的人，真是一群了不起的河姆渡人。

　　其实不只如此，联合考古队早在2020年底就对嵊泗泗礁岛基湖沙滩边缘进行了考古发掘，并让我们看到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沙丘遗址——黄家台遗址。这将泗礁岛的人类定居史、海岛开发史上溯到了近5000年前。

　　透过那些遗址中层层堆垒的贝壳，以及夹杂着的先民们使用过的日用残器，我们的眼前似乎再现了一些“海上良渚人”抱团食用小海鲜的鲜活画面。

　　朱雪菲在她撰写的《寻找失落的远航者——海岛考古调查记》中提到，虽然黄家台遗址的主体年代属于良渚文化时期，但其人群却保有着一套良渚文化中基本绝迹的绳纹传统，这很容易使人联系起余姚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或许是河姆渡文化绳纹根深蒂固的影响所造成的。

　　就在发掘期间，具有相同内涵的遗址在距离沙丘不远的老虎头山坡坡麓上又出现了，而后，在衢山岛上若干个岙口中连着片地被地方干部们又勘探到。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打着绳纹烙印的‘海上良渚人’，绝不是一小队一小队尝试着进行登岛活动，他们相互关联着、相互扶持着，有计划、成规模地迈向海岛，将荒芜营建成心中的乐土。”这表达了朱雪菲对这些海岛远古先民的敬意，也反映出舟山史前文化的丰富性。

　　“海上良渚人”“海上河姆渡”都彰显着舟山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不禁遐想，如果能按照时代的顺序，在舟山地区做上一系列典型遗址的考古发掘，建立海岛的历史文化轴线，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因为无论“海上河姆渡”还是“海上良渚人”，都不足以涵盖舟山群岛史前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而这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包括我们舟山在内。相信随着海洋考古的逐步深入，先民探索海洋、与海为伴的历史足迹被不断发现，但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这点资料，距离揭示舟山群岛的史前文化面貌、阐释海岛文化根脉，还只是冰山一角。

　　当下，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对先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推测和猜想。希望不远的未来，考古人员及相关专家能在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体系的责任敦促下，更加全面、客观地定位舟山群岛地区史前遗存的海洋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