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东部海域，旧称补陀洛迦，自唐咸通年间始建庙宇以来，一直以“佛教圣地”“观音道场”为世人所知。历代吟咏普陀山的诗词，也多有礼佛参禅的内容。但普陀山诗词内涵丰富，除了佛教文化之外，其他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从而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海洋宗教文化特征及与时同存的社会世俗文化特征。

　　一、多元并存的海洋宗教文化特征

　　所谓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普陀山作为东海岛屿，其地理特征决定了产生于其上的诗词本身具有海洋文化属性，吟咏普陀山的诸多诗词都免不了涉及山海风光，即便佛教内容占比较多，但也常以万顷碧波作为佛迹背景。如王勃所作《观音大士赞并序》：“（观音大士）向乾坤东畔娑竭海中，云涛涌金色之山。”赵孟頫《游补陀》亦云：“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潺湲。两宫福德齐千佛，万里恩光照百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普陀山诗词的宗教性海洋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普陀山诗词并非单一的佛教文化，而具有多元并存的特征。

　　普陀山有观音圣迹记录始于唐大中元年，佛寺始建于唐咸通四年（即今“不肯去观音院”），而现存文献中有关道家于此修道炼丹的记载则要更早，如普陀山志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避乱至山修炼，尝以醉墨洒石桃花纹。故寺西南有桃花山。”宋《乾道四明图经》载：“安期生尝以醉墨洒于山石上，遂成桃花纹，奇形异状，宛如天然，人多取之，以为珍玩。”宋《宝庆四明志》载：“汉梅福炼丹於此，山（指普陀梅岑山）因此名。”又载：“东晋葛稚川曾炼丹於此。”因而，普陀山不只是佛教圣地，而且还饱含道家文化特征，山上现存灵佑洞、丹井、仙人井、炼丹峰，都有鲜明的道家色彩。即便是在唐代寺院大兴之后，普陀山也一再以道家仙境进入文人墨客的题咏，南宋史浩在《水龙吟》中说：“四明中，自有神仙洞府，烟霞里，知多少……待丹成九转，飘然驾鹤，却游三岛”，元代盛熙明（号玄一道人）《游补陀》诗云：“山人自种三株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似桔，安期送枣大于瓜。”有清一代，朝廷对普陀山僧寺虽然屡有赠赏，渔洋山人王士禛在《法雨寺晚眺》缅怀的依然是梅福，道是“何年梅子真，采药于此往”。

　　可见，如今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有着悠久的道家文化传统，这一文化脉络并未湮没在恢弘繁盛的佛寺中，反而与佛教文化一样在诗词中屡有呈现，如花开并蒂各绽其芳，具有更广泛的历史性和多教并存的包容性。

　　不过，无论是佛教圣地还是洞天仙府，作为普陀山观照者的诗人，除了几位僧侣外，大多是儒生士大夫。面对名山胜景，这些士大夫气十足的文人墨客免不了对仕宦生涯产生感慨。他们慕名而来，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根植已久，难以忘怀。这也导致了许多诗词在吟咏佛迹以外，或因仕途不顺表达隐逸超然的出世之意，如黄龟年因秦桧削职还乡，在他的《观音大士赞》中就说：“浮生如梦幻，孰处放生戒……分阴实可惜，栖迟必山林。”明代宁波府同知龙德孚作《题洛迦》：“我亦有冠惭未挂，梅岑何处觅丹沙。”或缘景明情抒发入世报国之志，如明万历进士何士晋所作《游普陀》：“莫言岛屿津梁少，翻觉风涛世路多。两度祝禧登彼岸，愿言千载不扬波。”又如清康熙年间朱谨作《梅岑庵怀古》：“只因怀殿陛，不是爱莲来，寄语羊裘子，遗荣亦壮哉。”这些文人的吟咏之作虽然仍有佛道文化因素，但其内核却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至于清代皇室屡有赠赐，为此而作的祝颂诗更是充满了入世情怀。如曾十次陛见康熙的普陀山住持释绎堂所作《癸未二月御额回山恭赋》：“名山隆屡锡，先哲沐殊观。林下当何报，稽颡露胆肝。”普济寺住持释源法所作《甲申三月十八日诣畅春苑恭祝万寿进呈御览》：“草木欣欣沾帝泽，臣民蔼蔼戴尧天。野人亦得膺殊遇，敢效嵩呼拜御前。”还有同时期的定海总兵施世骠所作《圣驾南巡奉命同内侍赍帑进香普陀纪事》：“帝泽琳宫沛，宸书宝殿横。侍臣宣懿旨，野衲颂皇情……深愧戎行士，获追胜事荣。一心寅畏念，五日往来程……”其余如明代周应宾《普陀山寺鼎新住持回公受拜左善世之命赋此为赠》，陈九思《敕赐“护国镇海禅寺”额奉题一首》，清代姜宸英《都门寄别公和尚时往金陵募修大殿随以殿材航海归故及之》，释别庵《己巳三月朔日上遣侍卫臣赍帑金至山恭记（三首）》《圣驾南巡恭进万寿诗一律》等等，不胜枚举。甚至普陀佛莲作为贡品，年年入供，全祖望作《洛迦莲（四明贡物诗七首之一）》形容道：“洛迦莲子青璠瑜，五色连枝饫香腴……洛迦释子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车。”

　　普陀山以佛立寺，以寺兴岛，宋元明清历代朝廷都有封赠，其间虽遭兵焚海禁，却也屡毁屡兴。也正因如此，无论是身在仕宦的官员、预备侧身朝堂的士子，还是普陀山的名寺高僧，在与朝廷往还时，都呈现出一种诚惶诚恐、恩感五内的报效之意。这固然是时代所限，但也让普陀山的诗词在事实上兼具出世与入世的文化特征。故而，普陀山诗词虽发源于海岛，带有鲜明的海洋文化的特点，又带有宗教性，细究其内容，却包含儒道释多重思想，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

　　二、与时同存的世俗社会文化特征

　　普陀山在发展后期，佛教功能突出，除与朝廷往还之外，更借海路之便积极参与日本及东南亚的佛教传播，普陀山高僧思溪及一山一宁便受朝廷敕令远渡日本传教（思溪因风阻两渡未果而还）。这些往来以传播佛教为由，实际践行的是社会的外交功能（如一山一宁访日就是元成宗“欲聘有道衲子”缓解与日的紧张关系，堪称“佛教外交”）。此外，政通人和之时的海运通商，战乱频仍之际的山毁人散，都与世俗社会息息相关，因而，普陀山诗词在海洋文化宗教性之外，同时也是世俗文化的实时记录文本，不同时期的内政外交，在普陀山诗词中多有反映。

　　自唐宋始，普陀就常作为各国海舶守候风汛的重要锚地，商船船队、日本遣唐使往来不绝。北宋《墨庄漫录》说：“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所祈祷。寺有钟磬铜物, 皆鸡林商贾所施者, 多刻彼之年号, 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南宋《乾道四明志》载：“梅岑山在（昌国）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也载：“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这些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自北宋以来，普陀山是往返日、韩、东南亚等地的重要锚地（或中转靠泊点），在海上交通航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外交往来，亦是诗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南宋董槐所作《送日本使者归国》描写中日外交场面：“绝岛扁舟上九重，文身人共仰朝宗。贡输地宝臣心厚，衣带天熏御气浓。宾馆盛张三日晏，归舟好趁一帆风。贤王若问中朝事，万国冠裳观圣容。”元代刘仁本在《潮音洞》一诗中用“烧香使者天台客，说法高人日本僧”形容普陀在对外交流（尤其是佛法交流）上的人气之盛。清代易之炯的《贡艘浮云》：“洛迦山外海冥冥，大士门前贡舶停。借问远来何国客，计程今见草三青”，极写普陀港国际往来之频繁。

　　普陀山虽是一座陆地面积仅有12.52平方千米的小岛，然而，正如约翰·邓恩所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在大海里独居”。览其诗词，隐现时世变迁。其内容既可见大陆王朝兴衰更替，也折射出海防前沿海运中转的重要性。

　　因地理位置特殊，普陀屡受外来侵略，明时倭寇占据，清初荷兰海盗劫掠，鸦片战争时被英军占领，抗日战争时被日军占领。历史上，普陀山虽佛教昌盛，但绝非净土。南宋陆游就曾在《航海》一诗中豪气勃发地说：“饥鹘掠船舷，大鱼舞灵空。流落何足道，豪气荡肺胸。”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亦曾在潮音洞留下石刻，赋诗云：“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尽，天外旌旗上下冲”（《舟师》）“匣内青锋磨砺久，连舟航海斩妖魑。笑看风浪连天地，静拨盘针定夏夷”（《与尹推府》）。这些诗词，客观地反映了普陀山地理位置之重要。在和平时期它除了是佛教传播的始发地，也是国际往来的靠泊点，战乱时期则是兵家屯聚的军事要地。

　　元末战乱时，丁鹤年避乱普陀，感慨“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计野人同”，他在《题昌国补陀寺（其二）》中说：“昆明劫火忽重燃，宇内名山悉变迁。古刹独存龙伯国，丰碑犹记兔儿年。”参与元末起义的刘仁本作《大士桥》云：“愿求示现将军相，一鼓群魔尽摄降。”明初甫定天下时张光弼在《至普陀洛迦山寺》中记道：“丞相函香致此诚，愿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谓可消诸恶，征筏容将息大兵……手中示现杨枝露，愿洗干戈作太平。”

　　明代倭寇为患，山门毁弃，灭倭重修后汪镗在《重修宝陀寺记并诗》中形容这段历史是“蠢尔丑夷，据为巢穴。几席荒凉，栋宇摧裂……燕归旧垒，僧依故宫。光复盛美，伊谁之功”。同一时期周应宾在万历三十五年敕建普陀禅寺竣工，住持回山后说：“祇舍界分成净土，昆池劫尽识余灰……何幸圣皇知素德，紫衣降至九重来。”（《普陀山寺鼎新住持回公受拜左善世之命赋此为赠》），陈继畴《题补陀》也说：“劫后庄严小白华，金钱诏许出官家。”

　　明末，清兵进关，鲁王朱以海退避舟山，明朝政权风雨飘摇，吴钟峦（时任南明礼部尚书）写道，“怀阙亭虚已劫灰，御书犹向海天开……太平香火当年盛，离乱禅栖半草莱”（《寓普陀——次沈彤庵韵》），“八年于外未归人，此日兴怀倍苦辛。君国莫支成旧恨，僧寮偶寄是前因”（《寓无凡静室彤庵携酒见过》）。甚至南明政权多次向日本乞师复国，全吾骐曾有《日本乞师者返棹》一诗，在序言中说：“时以慈圣太后所赐补陀藏经为币，然终不得师。”而明亡后抗清志士不忘故国，李邺嗣在《登佛顶山》中悲叹：“海天应绝劫，身世已忘猜。”这些诗歌集中反映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兴替历史。

　　康熙初年，因郑成功、张煌言在闽浙沿海岛屿上抗清复明，朝廷海禁罢寺，林时对曾作诗形容普陀山：“见说扁舟禁出洋，白华山寺罢焚香。龛宫自鼓弥天浪，海刹空悬选佛场。”（《白华山寺罢焚香》）康熙二十四年朝廷收复舟山后又建山复寺，蓝理（时任定海总兵）在《登南天门题字》中说“何必燕然石，始称汉将才”，认为重建普陀，把战乱之地复兴为百姓乐土，亦足以勒石记功。复建之时朝廷屡有封赠，高僧颂帝皇、钦使记皇命等，多有诗作。至清末，外敌窥伺，普陀亦成军事前沿。魏源《普陀观潮行》分析其军事价值：“僧言普陀虽岛寺，荷夷英夷两窥伺。台湾舟山割据还，归帆辙舣普陀次。”姚燮《法华洞》形容当时的普陀“遂使布金地，糜碎无寸金”。也有战事纪实：“一军缟素拥奇男，战舰横排乍浦南。记取补陀洋外捷，壬寅三月日初三。”（贝青乔《补陀洋捷》）

　　民国期间，风云变幻，战乱不休。中国佛学会创始人释太虚在《中山先生游普陀作此即呈道正》中表彰孙中山先生的伟绩：“卓荦风云万里身，廿年关系国精神。舒来日月光同化，洗出湖山看又新。”郁达夫在1929年《游普陀》中记载暗流涌动的中国：“雪涛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吴迈在1933年《游普陀山观音洞》中说：“仙源虽可乐，国耻岂能忘。若不师勾践，斯宜法少康。”甚至普陀山悟玄和尚（俗名毕永年）因革命失利愤而为僧，为僧后亦不忘革命。抗战期间，虽以出家人不问世事为由，亦难忘国忧。释太虚在《普陀怀冯君木居士》中感叹：“忽逢慷慨悲歌士，各有沉沦破碎忧。力弱难援天下溺，心孤遑恤众人仇。”

　　新中国甫建，人们到普陀一游的诗词，其气概则又完全不同。郭沫若《访普陀》道：“破浪乘风到普陀，舟山群岛半千荷。英雄气魄天同舞，战士情怀海伴歌。”丰子恺《重游普陀》云：“一别名山五十春，重游佛顶庆升平。东风吹起千岩浪，好似长征奏凯歌。”一片豪情，跃然纸上。

　　世运变革，时事变迁，凡此种种，在普陀诗词中都有所表现。人们常想当然地以为普陀山诗词多为礼佛文字，实际上，普陀山诗词不仅思想文化多元，即便在反映历史变迁乃至社会生活方面也算得上是详备，尽显人间情怀。史家可探微地方源流，哲学可见宗教义理，兵家可记海防要地。

　　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于今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浙东文化带的研究，都可在普陀山诗词中探寻新义，并借助普陀山诗词开展乡土文化研究，给民俗、社会发展赋予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