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钢 

　　疫情防控和疫情后市场复苏问题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市场”“市场经济”及其“市场监管”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问题。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市场”流动、形成、运行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效益。它既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又是“社会经济”的核心。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经济”的最系统化和很有机化运行的状态。现在，发展“市场经济”或“社会经济”，一定要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出发思考、布局、部署和展开。但“现代化”的道路是艰巨和漫长的，甚至还会曲折和坎坷。应该改变和进一步完善管理“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尽快适应“现代化先行”的高标准、严要求。“现代化”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落实在浙江省“现代化先行”已经走在一条渐进踏实的路上。现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要进一步抓紧完善“市场监督管理”。

　　一、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局”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问题，同时也在防止“名不正则言不顺”问题的发生。从现在政府部门的“名称”来看，“市场监管局”是政府部门中唯一一个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所以，加强“市场”运行就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就必须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是上一次机构改革适应“市场”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的重大部署和布局，所以，现在要发展“市场”和“市场经济”，就是要尽快复苏受疫情影响的市场运行和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就必须在思路、职责、功能、方式、方法和技术上加强改进完善“市场监管局”的工作。这是中国发展“市场—社会经济”的必由之路。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联系主要靠市场的运行来维系。市场的程度决定社会的程度。市场的健康度决定社会的健康度。这就需要名正言顺地展开“市场监管”工作。当初设计“市场监管局”这个部门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市场及其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唯有“市场监管局”才是根据市场规律综合运行和管理的推动和把控部门。在如今疫情防控常态化中，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推动市场的运行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这时只靠“市场”自发运行，就会十分缓慢，就会错失良机，更会丧失契机。如果政府推动推进不当，又会使“市场”“未出先死”就会很快跌入一种畸形状态。这就急需“市场监管局”工作的到位、力度、有效和适度。以“市场经济”的路径来发展“社会经济”“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是最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只有“市场—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的目标。

　　二、“市场监管局”必须加强“管理”之“理”的工作

　　按照中文话语习惯看，“监管”其实是“监督”+“管理”的组合。但还不仅如此，其中的“监督“是“监+督”的组合，“管理”又是“管+理”的组合。现实是，人们都把它们简单化了——都把“监督”两字的并列结构看成和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监”字，把“管理”两字的并列结构看成和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管”字，而都把“督”和“理”的字义模糊掉了。其实是，“监督”的重点还在“督”，不在“监”。“监”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督”。“管理”的重点还在“理”，不在“管”。“管”的目的也在于“理”。什么是“督”？从“督促”词汇词组看可知。它是促动和促进的积极行为。什么是“理”？从“理顺”等的词汇词组看，也是一种主动、主为的行为。所以，“理”也是“治理”的重点。大禹治水的重点也在“疏”，不在“堵”，更在“挡”。“挡”本身就是“治”的本义和本质。“治”中有“台”就是河堤堤坝的截面。而“监管”的重点就在“管理”。而“理”的重点就在于“梳理”和“疏通”，并不在于“堵”。“堵”就是“限制”“制约”和“约束”。但要达到“理”及“通”的效果，就必须要靠正面的“政策治理”，而不是负向的“法律治理”。政府原则上是一个“行政机构”。它虽然也需要“依法行政”，但本身并非“执法机构”。“执法”就是“司法”。在美国，“司法”是法院的职责。它们的区别在于，“政策”不仅是允许性的制度，更是鼓励性甚至激励和奖励的制度，但“法律”不仅是限制性的制度，更是惩罚性的制度。现在治理的最大问题，就是只会“堵”，不会“挡”，更不会“疏”。而要让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就必须使其快速运转起来，就必须疏通市场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清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这要求“市场监管”不仅要保证市场规范，还要保障市场活跃程度。特别是要通过“管理”，让“市场”充满信心。“市场”的经济效应与市场的自信度和信心度密切相关。

　　三、“市场监管”必须加强与社会主义体制的结合

　　“市场经济”目前已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学术界基本还没有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但在政治上，我们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在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了。它在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但人们一般的感觉和印象是，“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或者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市场经济搞好。其实，这只是与“市场经济”首先诞生并运行于西方社会有关，还需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内涵。“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意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存在运行”概念。其实，任何“政治意识”都是对“社会运行”及其存在状态的一种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之配合配套。“社会运行”到现代已经进入一种综合运行的态势。但在之前社会包括近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内，都只是一种“要素社会”——以“要素”为主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及其状态。那基本都是一种畸形的运行状态，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畸形的方向和程度，所以，在其中都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它导致起义不断、造反频繁、革命此起彼伏，经济危机规律发生、社会动荡，直至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连续爆发。要避免这些社会现象的发生、变异和裂变，就必须使“社会运行”进入一个系统化和有机化的状态。

　　其实，“社会”本身就是各种因素的组合、混合、混乱、互动，然后再有序和渐进的状态。所以，“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运行”状态，而“社会运行”是“市场经济”对社会其它因素逐渐渗透的一种状态。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范围不同，但机制、机理相同。所以，“市场监管”不仅是“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初步尝试，还要归纳和总结出“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基本规律，也具有全面性、全局性、综合性和不随意志性。现在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都是所谓型的。什么是所谓型？就是“干的事情是社会主义的，但干的机制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无论从价值观看还是从方式看都是发展一种“不充分不均衡”的状态。但“社会主义管理体制”还没有成形，更还无可借鉴的经验可循，更没有完善和成熟。

　　“社会主义”的运行方式与其说是学习得来的，不如说是创新形成的。“新发展理念”第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创新”。它还需要渗透到其它四大“新发展理念”中去。社会主义目前就处于创新探索时期，“走极端”是会经常发生的。每次“左极端”都会引发“右极端”，反之亦然。尽管每次左右倾的大幅度摆动都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但有时也是畸形的发展，但目前“走极端”的频率正在逐渐趋小。

　　“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它还需要补资本主义已经走过的“自由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路课。但这种补课更多具有跨越式。它们是在“市场经济”指导和引领下的跨越。不懂得这个原理，“市场监管”要想推动推进市场及其经济恢复和复苏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以这样的思路，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才会快速、健康地运行和发展起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