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瑛

　　“洋山鱼”就是大黄鱼。“洋山鱼”的说法，不但揭示了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还是嵊泗开发和发展的一个佐证。而“洋山鱼”称呼形成的直接背景就是南宋。从“洋山鱼”的视角，可以来谈谈南宋时期嵊泗列岛的开发和发展。

　　“洋山鱼”称呼形成的时空背景是南宋和洋山。正如多位专家所指出，舟山群岛的一次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其实这个“真正发展”，对于嵊泗而言，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那就是洋山渔场的形成和对大黄鱼的大规模捕捞，从而直接推动了嵊泗列岛从偏远海岛发展成为朝廷海洋经济重镇。

　　这里的“洋山”，主要包括大小洋山岛为主的洋山海域。

　　一

　　历史上，这片海域是很有故事的。因为它位于南北海洋航运的交通要道上，是吴越之争的海上分界线，也是海上丝路北方航线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节点之一，所以有关春秋时期吴越海战的故事、有关隋炀帝和民间信仰羊山大帝的故事、有关唐代鉴真东渡在洋山避风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我认为舟山文明的发展，有南北两种图景。南边的图景，指的是由宁波进入舟山本岛的发展；而北边的图景，指的是由北方文化经吴淞口入海蔓延至洋山的发展。所以说舟山海洋文明的发展，早期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南部的舟山本岛中心，另一个是北边的洋山海域中心。上述与洋山有关的种种中古时期的故事，更是凸显出“洋山中心”的地位。

　　而仅仅从大黄鱼的开发捕捞而言，著名的发明大黄鱼鲞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其渊源就来自于一部叫做《吴录》的古书。据浙江海洋大学程继红教授介绍，《吴录》这本书，后来学术界把它视为中国早期地方志的雏形，在地方史领域有很高地位。书里记载了公元前505年（距今2527年），吴王阖闾与对手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海上对峙，双方在洋山海域僵持了一个多月，眼看着粮食都要没有了，最后吴国海军依靠捕获大黄鱼作补给，把对手逼得投降了。故事里还说，由于大黄鱼实在多，吴军一时吃不完，就把它们剖开晒在甲板上，结果发现味道非常特别。这就是大黄鱼鲞的来历了。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说洋山海域的大黄鱼最早被发现，远在春秋时期。但是发现大黄鱼的是海军兵船，那时普通渔民还都在近海和海涂上作业，进不了离海岸较远的海域进行捕捞。所以从春秋时期，一直到南宋之前，洋山这个大黄鱼的鱼窝，一直没有被人充分开发。

　　但是南宋改变了一切。南宋因为长期抗金、抗元，国库空虚，亟须广开财源，海洋经济就成了最重要的来源。南宋的海洋经济收入主要是海洋贸易和海洋渔业。洋山渔场和“洋山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了。

　　二

　　南宋最早关于 “洋山鱼”的记载，是罗濬的《（宋宝庆）四明志》卷四《水族之品》：“石首鱼……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 

　　宝庆（1225—1227）是南宋宁宗的年号，也就是说，“洋山鱼”的说法，是南宋中期始有记载的。

　　大家知道，《（宝庆）四明志》是一部方志书，而方志的立场往往就是地方立场。地方立场，虽然有时候难免受在地情结影响，会对地方事物产生夸耀之嫌，但地方立场的好处，却可补充正史或文人所容易忽略的地方史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知识，可以让后人更好地看清历史的肌理。如罗濬关于“洋山鱼”的地方知识叙事，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渔民“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的地点，其实就在洋山海域。“洋山鱼”，就是建立在这一传统捕捞海域的地理标志产品。

　　此后，罗濬有关“洋山鱼”的记载，不仅成为地理标志，也成为一种地方知识为后人所接受。元代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就沿用了“石首鱼，又名洋山鱼”的说法。由于当时嵊泗与宁波有着行政隶属关系，明代“洋山鱼”已经上升为整个宁波地区的地理标志了。黄润玉《（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三《食货志》，列出宁波最主要的8种海洋土产，“洋山鱼”便是其中之一。

　　“洋山鱼”影响深远。清人王克恭原著、民国时其孙王屏藩增辑的《鲞经》记载说，捕捞大黄鱼有“头水黄鱼”“二水黄鱼”之说，“‘二水黄鱼’：自三月廿六日起，至四月初十止（即三月底水），为开始打洋山之时期。……自此以后数水，直至五月初三为止，称为鱼汛之期。凡捕黄鱼者，不拘何处布网，均可称为‘打洋山’。其捕得之黄鱼，亦可称为‘洋山鱼’，不仅专指苏州之洋山为然也。”可见“打洋山”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传播范围很广的渔业俗语。而且从这段记载来看，台州一带的渔民，还把“打洋山”的内涵予以扩大，泛指一切在大黄鱼的鱼汛期内在东海渔场展开的捕捞大黄鱼活动。一直到解放后，宁波、台州、温州一带渔民前来舟山渔场捕捞大黄鱼，还称之为“打洋山”。

　　三

　　那么，南宋洋山渔场的形成和“洋山鱼”的捕捞，对于嵊泗列岛的文明发展，究竟带来了哪些方面的促进呢？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几个主要渔村开始形成。虽然嵊泗的前身“北界村”的出现，是北宋熙宁六年（1073）朝廷设立昌国县的时候。但是当时舟山人口规模很小，根据舟山相关地方志的记载，整个舟山本岛的总户数不满千户，总人口五千左右。北界村人口，马迹山、关岙和泗礁山北面的青沙滩，加起来估计百户左右，也就是四五百人。附近的深水山（黄龙）以及东北部的洋山（小洋）、三姑山（大洋）、石弄山[花鸟、尽山（嵊山）、壁下一带]，季节性渔民较多，虽无法统计，估计也不会有很多人。但是到了南宋时期，舟山群岛人口增长了十多倍，北界村人口也相应迅速增加。到了宋末，仅仅在泗礁本岛和附近一带，就拥有马迹、黄家岙、鲸门、嘉湖、关岙、莆砏、萁湖、礁岙、北砂、大小田岙大岙头、外石、泗头岙、苔御、长表头、里行、墓岙和上黄砂等18个自然村。人口也成十数倍增加，并且已经形成了大小洋山、花鸟、嵊山、黄龙等著名渔村。虽然移民的增加，与南宋朝廷的鼓励和当时逃避战乱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洋山渔场、花鸟渔场和后来的嵊山渔场以及黄龙张网渔场的形成，渔业捕捞效益显著，有密切的关系。

　　二是为朝廷提供了大量的渔业税收。南宋开始，朝廷设立了“砂岸海租”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渔业税，并且只针对宁波和舟山所在的渔区征收。在南宋的“砂岸”海洋税收实施过程中，嵊泗出乎意料地成为主角，因为它拥有的“石弄山（花鸟）砂岸”和“洋山砂岸”在整个南宋砂岸中拥有“龙头”地位。

　　在《四明志》所记载的南宋砂岸中，石弄山砂岸排名第一。这是因为朝廷从石弄山砂岸收到的税金最多。《四明志》说，石弄山砂岸“年纳二万六千七百八十六贯文”，其他砂岸远远不及，几乎都只有石弄山砂岸收入的一个零头。而“洋山砂岸”，位于洋山渔场和捕捞大黄鱼的核心区，渔业税收也相当可观。可见在南宋时期，北界村的石弄山砂岸，处于何等显赫的地位。

　　三是大大提高了嵊泗的社会地位。“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体现了“北界村”的价值。它们为朝廷作出的贡献，大大提高了嵊泗在整个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

　　首先是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提高了“北界村”也就是嵊泗的政治地位。在秦汉以后形成的政治格局中，黄河文明（内陆文明）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华夏”的中心版图基本上是忽视海洋地区的。舟山本是群岛，“北界村”更是群岛中的离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基本上都没有进入朝廷的主流视野。唐代时期设立的“蓬莱乡”，也是一个名义上的管理单位，实际上对所属岛屿，大多放任自流。这种“放任”状态，与其说是让百姓逍遥自在，倒不如说是被遗弃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却是朝廷重点管理的对象，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北界村”的政治地位。

　　其次是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向朝廷证明了“北界村”的经济价值。宋宝庆《四明志》说，石弄山砂岸“年纳（税金）二万六千七百八十六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宁波天一阁文物专家章国庆在《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一文中解释说，当时中统钞50贯为1锭。说明石弄山砂岸年纳税金有536锭之巨。而元延祐《四明志》卷十三中，记载洋山砂岸的税金收入是“25锭”。章国庆分析说，萧万户以中统钞100锭价钱将洋山砂岸违例卖与他人，这个价格相当于萧万户本人71个月也就是6年的俸禄。这说明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每年都为朝廷带来巨大的税金，这就大大提高了“北界村”在朝廷中的经济地位。

　　再次是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为宋元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宋砂岸征税制度最初的建立目的，根据宋淳祐六年，朝廷官员颜颐仲给朝廷的报告记载，是为了“当地民船团结保伍，各以保护乡井为念”，在此基础上，在补助当地人士后，再“截拨钱岁偿府学养士元额及昌国县官俸”，也就是税收所得的很大部分，用来支付学府的教育费用和昌国县府官员的工资。实际上庆元（宁波）儒学的很大一部分办学经费就来自于石弄山砂岸和洋山砂岸的收入。这说明，在推动地方教育和文化事业上，“北界村”嵊泗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在这样巨大的贡献前面，嵊泗的地位自然也就大大地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