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源、汪里汶夫妇，1984年于绍兴

1956年陈老师、蔡老师

2001年陈老师、蔡老师夫妇到蚂蚁岛调研期间与我父母及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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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杰

　　父亲走了，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在他的出生之地蚂蚁岛，走得平和、安详、欣慰。在这个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人口仅三千的蚂蚁岛，父亲的人生足够精彩。

　　作为有63年党龄的老党员，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青年时期正值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年时期赶上改革开放。父亲叫李松来，生于1933年，13岁便下海捕鱼，生活是无尽的劳作、磨难和极度贫穷，还好躲过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的抓壮丁。而他儿时的伙伴有些被抓上撤退的军舰去了台湾，有的孤苦一生，有的杳无音讯。解放后，父亲积极追求进步，努力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父亲积极投身于人民公社的建设事业，当年12月光荣入党；后来作为进步青年被派去县里学习轮机；之后还作为公社采购员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省份。改革开放后，父亲出任蚂蚁精铸件厂厂长，在大家一起努力下，这个只有50多人的乡办小厂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还承办了两届千人以上规模的全国行业会议。父亲一生信守庄严的入党誓言，让自己成为一个忠诚坦荡、勤奋奉献、有益于集体、有益于他人、心怀慈悲、品行高尚的人。

　　父亲的见识、品行让他赢得众人的尊重，在全国各地结交了很多朋友。我在北京求学期间，父亲的朋友们给予我很多关心和照顾。在父亲的众多朋友中有几位具有特殊意义，和他们的交往也侧面反映了父亲敦厚良善、重情重义的为人。他们的友情穿越厚重的岁月，甚至残酷而黑暗的迷雾，温暖了时光。

　　一 董源伯伯、汪里汶伯母

　　董源，我们称呼其董伯伯，云南昆明人，中学时代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参加中共在国统区组织领导的，由李凌、赵沨负责的“新音乐社”。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歌曲创作、演出、创办业余中国音乐学校等活动。解放后在上海从事音乐创作、教学工作，曾出任上海管乐团副团长、上海人民沪剧团副团长、上海沪剧院顾问。

　　汪里汶，我们家里称呼汪妈妈（伯母），她父亲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汽车零件商，淞沪抗战时开着自家汽车，奔赴抗战前线支援。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就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追求进步，她大姐、大哥都参加了新四军。

　　蚂蚁岛人民公社成立后，董伯伯两次上岛体验生活。1960年10月上海文化局所属的交响、合唱、民乐、管乐团的12位同志，由董伯伯带领到蚂蚁岛采风、体验生活。他非常喜欢蚂蚁岛，喜欢那里渔民的敦厚淳朴，也被蚂蚁岛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所感动。那次，董伯伯一行在蚂蚁岛住了两个月，与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就和岛上的干部、渔民打成一片，与蚂蚁岛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父亲派驻在上海，因此与董伯伯接触较多。

　　在那个特殊岁月，董伯伯遭遇坎坷，父亲历尽波折、想尽办法去探望他，一直坚守着为人的淳朴、善良，和对朋友的真诚、关心，不因世事艰险而改变。

　　我在北京读书期间经常与董伯伯通信，他对我的思想和成长给予很多关心和指点，在信中告诫我：“对事物要深入思考。学生生活中活跃欢快的一面是需要的，但要有沉着、多思的一面。”并希望我“认真读书，认真的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对我的爱好也很支持，我想学吉他，当时广州出产的红棉吉他是紧俏货，他托他开琴行的学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帮我买到，让我激动不已。

　　每年寒暑假经过上海，我都会去看望董伯伯、汪妈妈。1989年寒假我去看望董伯伯，当时他身体比较虚弱，我问他想念蚂蚁岛的什么特产，董伯伯想了想说：“只要带点蚂蚁岛的梭子蟹酱来就可以了，不要带多了，带点来让我尝尝就行，冬天的梭子蟹真肥啊。”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就托船老大留两只上好的红膏梭子蟹，拿到螃蟹后父亲自己动手洗净，剁酱，在玻璃瓶里腌好。其实父亲常年出差，回家除了打扫庭院，很少做其他家务，为了朋友，他亲自动手。

　　可惜我带到上海时，董伯伯已经住院，没能见面，当年9月他就离世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知此事，只听他声音哽咽，我理解他痛失挚友的悲伤。

　　1990年暑假，我去贵州、云南做调研，汪妈妈托我去看望董伯伯的老师李德和、方于。李德和老师是董伯伯追求进步、走向革命的启蒙老师，跟我提起董伯伯少年时候的事，难忍悲痛，直呼小名：“继高家里很穷，但他和他弟弟都很有志气，都追求进步。继高可惜了可惜了，他还那么年轻。”

　　我到云南艺术学院看望方于教授，方于教授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音乐教育家。她是1921年中国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的才女，与其同船的女性还有日后成为旅法画家的潘玉良。她在法国学习文学和音乐。1927年她学成回国，任教于南京国立音专，冼星海是她学生，也是她送其上车，奔赴延安。她和丈夫、著名小提琴家李丹先生最早把法国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成中文，他们是董伯伯追求进步音乐事业的导师。我和方于教授谈及董伯伯那些年的情况，方于教授也是抑制不住地悲伤。

　　1996年，汪妈妈因北京李凌先生的邀请，到北京生活。李凌先生是我国音乐评论家。1938年，他奔赴延安，从事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解放后，他出任中央音乐学院副教务主任，1952年任中央歌舞团副团长，1956年参与筹建中央乐团并任团长，1982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大批著名的民族音乐家、歌唱家。　　

　　汪妈妈到北京后，父亲嘱咐我有空多去看看汪妈妈，因为她身体不太好，北京和上海气候上差别大，不知她是否适应，话语中全是对生活细节的关心。在北京我去看望汪妈妈的机会自然多些，有几年的年夜饭都在她家吃。李凌老师是个乐观、热情、开朗的老先生，每次见到我就高声喊：“老李来啦！”我和父亲接通电话，汪妈妈就用上海话和父亲相互嘘寒问暖。2009年国庆节假期，父亲最后一次来北京，我安排了他们一起在功德林吃素食，这是他们老朋友最后一次相聚，都是步履蹒跚，但牵手相谈，其乐融融。

　　父亲出殡后，我和母亲一起和汪妈妈视频联系，尽管父亲逝世当天我就在电话里告诉她这个消息，但此时，汪妈妈说着说着还是难抑悲伤，言语哽咽，我和母亲安慰她：生命就是个自然过程，父亲走得平和安详，所以不用悲伤；他青年时期奋斗的理想实现了，看到人民幸福，祖国强盛，所以没有遗憾。

　　二 王裕民书记

　　王裕民书记是山东莱芜人，青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奉命南下，同年5月任浙江省定海县县长。解放后他先后任舟山地委负责人、舟山渔场党委书记、渔场指挥部指挥、宁波地委书记处书记、温州地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父亲和王裕民书记结识于患难之际。蚂蚁岛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王裕民书记不仅关心那里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关心渔民生活，还特批了给渔民增加口粮，因此深受蚂蚁岛人民爱戴。在那个特殊岁月，王书记也遭遇坎坷，蚂蚁岛人民十分记挂他，那时候的人民公社陆社长，只要父亲出差，就让父亲带上加工好的鱼货，去探望王书记。父亲说：“冬天的时候还带过棉衣，虽然说他们家里人也会准备，但他对蚂蚁岛这么好，对我们渔民这么关心，我们总归是一份心意。”

　　1984年春日的一天，我正在我家新建成的楼房里复习，准备迎接高考，突然就听到楼下人声鼎沸，我从二楼探头向下看了一下，看到父亲领着十多位干部模样的人，有说有笑地来家里参观。当时父亲是精铸件厂厂长，我以为是合作企业的领导，后来我问父亲今天来的是什么人，父亲说是王书记，当时他已是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这次是来舟山指导工作，特意来蚂蚁岛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情况，顺道看望老朋友们。父亲这才第一次跟我说起他认识王书记的事。

　　1988年寒假，我面临毕业，就去杭州找王书记，想听取他的意见，他在家里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对工作的初步想法后，建议我学成回舟山，支援家乡建设，看来他对舟山感情十分深厚。而我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于是听从了我的导师，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先生的建议，拿着他写的推荐信，到北京经济学院（现改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读研究生去了。

　　三 陈伯敏、蔡文媚老师

　　父亲与陈老师、蔡老师的相识，是缘于我。

　　蔡文媚老师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清华园，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一年后转学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她家学渊源，父蔡競平1916年以“庚子赔款”留学美国，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后投身实业，任当时江南三大电厂之一的杭州闸口发电厂厂长。

　　陈伯敏老师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书香门第，1948年中央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教授，学生时代参加学校地下党工作。

　　198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暑期，北大人口所的蔡文媚教授及其丈夫陈伯敏老师（当时是中国科协的离休干部）带领我们社会学系83级、84级的部分学生去东北进行“妇女就业及经济地位”“妇女生育状况”研究项目的田野调查。一个多月的调研结束，暑假返校后，按蔡老师的要求，每位同学提交一篇与调研有关的文章。

　　10月末，初秋的北京已有些许寒意。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蔡老师、陈老师来找我，他们从魏公村的家里骑自行车过来，说是看了我写的东北调研文章，认为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就过来找我叙谈。就是这么一次田野调查、一次宿舍叙谈，开启了蔡老师、陈老师和我既是师生，又亲如家人的绵延一生的情谊。每个学期蔡老师、陈老师都会请我们几位同学去他们家里叙谈，蔡老师知道我爱吃红烧肉，每次都自己动手烧一大碗，那是我最熟悉的家乡的红烧肉味道。

　　后来陈老师有个研究项目去到浙江，省委组织部派人陪同到舟山，刚好选取了蚂蚁岛作为调研对象。吃晚饭时陈老师想起了我是蚂蚁岛人，就问：“你们蚂蚁岛有个学生在北京大学上学，你们认识吗？”我二姐夫是当时的副乡长，正好在陪同用餐，所以吃完饭，陈老师不顾休息，让我二姐夫带路去看我父母，这一见面，相谈甚欢。

　　2001年蔡老师、陈老师主持“人口变动与海洋渔业资源”课题，前往舟山群岛，特意选取蚂蚁岛作样本，他们在岛上调研时，再次去看望我父母。此后，我每次与家里通电话，我父母都会关心地问起两位老师的情况，而我每次去看望两位老师，他们也会问起我父母的身体、生活情况，让我感受到老知识分子和老渔民之间彼此关心的浓浓友情。

　　后来我计划花五年时间拍摄藏区的照片，陈老师、蔡老师说：“等你按计划拍完了，如果要自己花钱出版，我们给你钱。”两位老师先后于2004年、2007年离世，而我的藏区旅行摄影书《穿越大香格里拉》2008年出版，终究还是没能让两位恩师看到，成为我很大的遗憾。

　　父亲2009年来京，可惜已与两位恩师阴阳两隔。我有时还会去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看望两位恩师，每次看完就会告诉父亲，父亲也一再跟我说：“这样很好，我们只是海岛上的普通人家，他们对你这么好，也很关心我们，一定要记着感恩。”

　　父亲走了，春日里阳光和煦，家乡的山上依然树木葱茏，家乡的码头依然樯桅林立。真希望有另一个平行的时空，在那里父亲能和他的故友们相见，那该是多么温暖，多么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