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飞

　　舟山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上诗路”的一个重要入海口和启航地。舟山古代海洋文学从唐代开始，经宋至元明清，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究其原因有海外航海贸易和普陀观音文化交流繁荣等因素。海洋文学中有部分内容涉及海上丝路活动，包括商人海上活动描写、海上“万国梯行”盛况、六国港称呼、大红头形象等，通过这些诗文的赏析研究，了解作家文人的人生经历及在舟山的活动状况，探索各个时期海上丝路舟山段的发展盛况。

　　大海是古代文人倾情吟咏的对象。海洋文学以语言为艺术媒介形象展现海洋自然美景及人们的涉海生活，传达一定的涉海性主观情感思想。舟山地处东海，海洋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既有外地作家途经舟山、对海洋风景的摄取和咏叹，也包括本地作家记录民俗风情、表达海边人家情怀的诗章，具有丰厚的历史人文价值。

　　作为“海上诗路”的一颗明珠，舟山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特点。

　　一、舟山海上诗路发展及其因素分析

　　由于孤悬海外，在唐以前，舟山群岛人迹罕至，海洋文学内容缺乏。自唐代起，李白等诗人途经舟山，被舟山壮丽的海洋风光和神秘的远古传说所吸引，纷纷赋诗，之后还多次踏足。王勃游越州作《观音大士神歌赞》，是较早称颂普陀观音的作品。

　　宋代，随着几位文豪诗人在舟山为官任职，出现了描写百姓海洋生活和习俗的重量级诗歌。如柳永的《煮海歌》，描写百姓制盐生活的艰辛；王安石的《发粟至黄坡寺》《天童吟》《登越州城楼》等描写了鄞县风光和百姓生活，尤其是《收盐》一诗，喊出了“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的口号，为舟山盐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苏轼虽无缘在舟山为官，《送冯判官至昌国》诗里却大赞昌国美景“兰山摇动秀山舞，小白桃花半吞吐”，还提到舟山四大岛屿，即六横岛、秀山、普陀山、桃花岛，日后这些岛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赵孟頫有《游补陀》，赵雍也有词作留下，这父子两人一个多次朝礼普陀山，一个担任过昌国知州，政绩突出。宋朝舟山本地作家中较有影响的还有孙枝和应繇，孙枝《海上稿》以海洋为题材，风格清新自然。应繇《建章集》，想像奇特，充满海洋的浪漫气息。

　　舟山海上文学从唐代开始发展，至元明清，日益繁荣，题材内容愈加丰富，境界愈加开阔，对大海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表面风光的吟诵，而是增加了海上航行的生命体验和商贸往来的繁华境况。舟山海洋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海外贸易交流的发展。随着中日、中韩海外贸易交流频繁和规模扩大，舟山港作为中转站的地位更加突出，凡出入宁波的航船，都要在舟山的洋面停泊，接受官府的检查，并及时补充淡水和给养。如《唐会要》写到普陀山“乃新罗和日本航舶停靠之处”，定海也是“蛮夷诸蕃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如此贸易盛况吸引文人进行生动的描写。

　　2.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影响日益增强。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普陀山观音形象早已传播到日本和东南亚，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影响也随之扩展到这些国家，成为中外文化交往的纽带。中外文人高僧游历普陀，朝拜观音，留下许多诗词文章，如屠隆《普陀十二景诗》、陆宝《游补陀记》。而普陀山观音信仰的传播影响，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许多商人趁泊船休憩之际，朝拜礼佛。

　　二、舟山海上诗路中海上丝路活动描写

　　舟山古代海洋文学中有部分重要内容涉及海外贸易题材，通过对其研究赏析，可以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

　　（一）李白诗歌中的“估客之旅”

　　舟山古代海洋文学有史籍记载的，当始于唐代，较早写作海商航海活动的是大诗人李白。李白26岁那年，或自金陵由海路赴天台途经舟山，见到大海上来往的商人船只，做诗《估客行》：

　　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估客”指贩运货物的行商，句首“海客”点明是在海上贸易的“估客”。此诗描写了一幅商人随风漂流、驾船远行经商的情景，塑造了一个商人行踪如云中之鸟、飘忽不定的经商形象。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一直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文学中较少提到。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四十八作《估客乐》，又有庾信作《贾客词》，到李白的《估客行》，至此地位低下的商人正式走上了诗坛，折射的是唐朝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的繁荣。“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诗人来到舟山，看到的正是一幅商人驾船远行、随海漂流的情景。

　　“譬如云中鸟”，描述商人在海上航行，犹如云中鸟般自由飞翔，以此比喻折射出河姆渡先民鸟神崇拜、羽人竞走的那段历史。“鸟神”是百越民族的崇拜，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创造出了独木舟，向往能像鸟一般翱翔海空，拥有更加广阔的活动天地，于是便投身于浩瀚神秘的海洋。他们首先来到舟山，白泉十字路、马岙唐家墩就是他们的定居地。后来又不满足于近海航行，于是把舟山作为中转站，从舟山出发，沿海北上，后又扩展到远洋深海漂航。

　　“一去无踪迹”，商人贸易，踪迹难寻，显示航路的遥远，目的地很可能是海外。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极其发达，当时在世界上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随着造船业、航海术的发展，海外贸易达到高度发展的阶段，对外交流频繁规模更大，遣唐使、鉴真东渡、慧锷“不肯去观音”故事都是明证。

　　李白没有写海洋风光自然景物，目光触及的是海上“估客”，感受到海上航海贸易的繁荣，天马行空，却是用浪漫笔调写现实场景。此时的李白意气风发，胸怀宏伟报国之志，对唐朝日益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自是较为关注。

　　（二）普陀歌咏中的“万国梯航”盛况

　　普陀山自慧锷将观音圣像留下，逐渐繁盛，一座海上荒山成了观音信仰朝圣之地，也成了无数文人墨客吟咏抒怀之地。普陀山港由于特殊地理环境，成为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港，唐、宋、元、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国进贡船及商船必经港口。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有明确的记载：“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世舶，皆由此道放洋。”各国商船在此候潮，至今留有新罗礁、高丽道头遗址。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也均有记载。明朝屠玉衡有《题补陀》一诗，诗云：

　　孤峰巀嵲带苍苔，紫竹林端讲席开。

　　击鼓冯夷驱浪至，献珠龙女挟潮回。

　　经幡贝叶闻清梵，座拥金莲结宝台。

　　一片空明浩无际，遥瞻宫阙近蓬莱。

　　磐陀石上散睛霞，金粟林间四照花。

　　日落岩前发疏磬，夜深水际泛孤槎。

　　千秋香火真如地，万国梯航大士家。

　　愧我凡夫遥顶礼，欲从兰若问三车。

　　诗中描写普陀佛家清修景物以及虔诚朝拜心意。其中“千秋香火真如地，万国梯航大士家”两句横空出世，显得大气宽厚。“梯航”乃梯山航海之简称，这里着重在航海，普陀山古代曾经是一处“万国梯航”的重要港口，《唐会要》载：“乃新罗和日本航舶停靠之处。”“万国梯航”展示了海丝之路的国际性特点。明梁辰鱼《浣纱记·治定》：“而今应受天王宠，看万国梯航一旦通。” 严复《论世变之亟》：“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

　　屠玉衡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中日两国贸易交流达到一定盛况。明景泰年间，日本派遣高僧东洋允澎为正使的日明第二期“勘合贸易”第三次遣明使船9艘，载1000余人，停泊普陀山旁的莲花洋。明景泰四年（1453），日本贡船抵达普陀山，有彩船100余艘。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道：“当他们的贡船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彩船100余艘，绕使船前来迎接，赠给酒、水、食粮等物。进抵沈家门后，有官员乘画舫50余艘，吹角打鼓前来迎接。接着就有巡检司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题补陀》正是对这一盛况的生动描写。

　　另一位写“万国梯行”盛况的是清朝名将施世骠。施世骠撰《礼补陀洛迦山记》：“梯山航海而至者，达于九万里之表。”又有《游洛迦山诗》云：

　　洛迦幽胜迥浮埃，公暇探奇鼓桌来。

　　万国风行鲸浪息，千岩云敛宝幢开。

　　劳生迹愧栴檀地，入世心澄般若台。

　　最喜磐陀梯绝顶，沧波东去望蓬莱。

　　“万国风行”、“梯山航海”同样是对海上贸易盛况的描写。康熙三十七年（1698），浙监督张圣诏又以“定海岙门宽广，水缓势平，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为由，奏准朝廷，在定海城内东门文采桥下设立定海钞关，从此，定海正式成为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重要的港口。据康熙《定海县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至六十二年（1685-1723年）的38年间，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舟山航道开往日本长崎的舟山商船计97艘，宁波船423艘，温州船25艘，浙省合计545艘；另外还有闽省571艘，粤省169艘，东南三省共计约1285艘。

　　定海设关后日益繁荣的几年，就是施世骠在舟山为官的时间。“洛迦幽胜迥浮埃，公暇探奇鼓桌来”，此诗应是施世骠为官闲暇时游历普陀山而作。施世骠，生于福建，为著名靖海侯施琅之子，英勇善战，治军严明，其父称赞“果得吾法矣”。康熙四十年（1701）擢为浙江定海镇总兵。施世骠认为定海乃浙江北门，海防重地，命令军队勤练水战之法。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康熙帝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匾额，以资鼓励，并钦命时任定海总兵官施世骠陪差，至普陀进香，极为荣耀，后施世骠又多次进普陀山朝拜。

　　董光宏《礼补陀诗》中也提到了万里海上贸易，“境内万里舟，域外三韩舶”，并指出贸易对象“三韩”。“三韩”指的是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其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三韩在西汉时便与中国有密切交往，后虽然并入发展为百济、新罗，但“韩”仍然作为其政权的别称，如元朝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也写道：“宋，神宗，元丰三年，内殿承旨王舜封，使三韩。”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与古朝鲜、韩国的贸易往来。

　　（三）六国港传说中的“六国舟航”

　　《康熙定海县志·岑港岙图说》记载岑港取名缘由：“岙在邑之西鄙，以两碶夹山，故名岑；以海尾冲入，故名港；旧所谓‘六国港’，是也。外即横水洋，口南舟航鳞集于此，故定邑为东浙之门户，而岑岙又为定邑之要冲。”由于天然的优良地理位置，岑港历来就是一个帆桅林立、舟楫穿梭的繁盛港口。关于港“六国港”的称呼，很多古志都有记载，元《大德昌国州志·叙水》，志曰：“岑江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揍龄此，亦海州一镇云。” 明《舟山志·山川·港》曰：岑港“相传六国港口，南北（舟）航鳞集聆此。”六国港的说法表明了舟山当时同许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舟山民间文学有关于六国港的传说。元大德年间（1297-1307），由海外交往同元朝建立关系的有二十余国，其中高丽、日本、安南、古城、缅甸、爪哇等六国派使团来华表示感谢，并同元朝建立互利贸易关系。岑港造的货船外观、航速、抗风等方面胜人一筹，受到高丽等六国的欢迎。从此，岑港成了造船市场，同时又是自然形成的避风良港，凡遇大风台风季节，海外船只都会就近在岑港避风，故称岑港六国港口。

　　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岑港岙》引大德志原文，赋诗曰：

　　岑港碇齿凿巉巉，六国舟航尾并衔。

　　欲指木城谈往事，白龙抱雨带腥咸。

　　诗的前两句描写岑港地理风貌，指出岑港古为“六国港”，讲述的是岑港商贸、互市、海运兴隆的历史。朱绪曾（1805-1860），近代诗人、学者，一生著述甚多，撰《昌国典咏》等，曾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奉檄处理英军撤兵后事，借机游览舟山各地，此诗是游历岑港所写。

　　同样提到“六国港”的还有元代吴莱。吴莱，元代学者，生于大德元年，享年四十三岁，喜欢远游，生前浮海至舟山采风，光绪《定海厅志·遗文》记载其诗《还舍后答海上事》，诗句云“似闻六国港，东压扶桑津”。厉得鹏，字图南，浙江岱山秀山岛人，清定海廪生，精考据之学，擅长写诗，在诗《舟次桃花女山》也提到了外国商贸往来，“轩然波起长白江……几见六国远来王”。

　　（四）红毛馆里的“大红头”形象

　　著名舟山本地作家陈庆槐，字应三，浙江定海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是清朝舟山第一个进士，授中书舍人，历任顺天(今北京市)乡试、礼部会试同考官。后因父亲病故，辞官还乡。一生做诗颇多，晚年亲自选编成《借树山房诗抄》8卷。

　　陈庆槐较有名的是《舟山竹枝词》16首，描写舟山海岛风光和日常生活，自然亲切，充满生活气息。诗中涉及舟山20多个地名、10多种物名和10多种风俗，联句巧妙，语言通俗，充满浓郁的渔家气息。其中一首写舟山与西洋外商的贸易来往。

　　闽商蛮语杂钩辀，岁岁渔期入市游。

　　昨夜西洋估客集，海风送到“大红头”。

　　诗中提到每逢鱼汛，那些说话声如鹧鸪鸟的南方商人便集中于此，更有西洋商人坐着西洋船大红头，远涉重洋而来。这样的盛况，有定海“红毛馆”为证。

　　红毛馆在定海西道头，清朝康熙年间，随着禁海令的解除，舟山生产与航运很快得以恢复，商船往来频繁，舟山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据《康熙·定海县志》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批准监督张圣诏奏请“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署一所，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乃在定海街头设立榷关公署，作为浙海关的分理处。“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由此可见，定海当时成立了浙江海关定海分关，并建造“红毛馆”，接待西洋船员和商人，进行贸易和征税，“红毛”是对英国等欧洲人的称呼，“红毛馆”开设50多年，终止于乾隆朝。

　　除了西洋“大红头”商人，还有来自“吕宋”商人，吴伟业《勾章井》诗句云：“马秦山接桃花岛，吕宋帆移棋子湾”。吴伟业，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勾章井》诗描写的舟山明末鲁王政权的历史事件，诗句中“吕宋”，指的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说明南明时期有菲律宾贡船停泊在马秦山（即今之朱家尖），觐见鲁王。

　　舟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文化，吸引了历代文人旅客前来游历并留下精彩诗篇，也奠定了舟山在海上诗路中的重要地位。在舟山古代海洋诗歌中，我们力求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领略当地风俗人情和海洋风味，感受各个历史时期舟山作为泊船港口和海丝中转站的重要地位。

　　随着舟山的快速发展，在诗路文化带和海上丝路的建设畅想中，舟山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精彩诗章，呈现越来越磅礴的海洋气势。